【视频】 李万千在2013年全国老友大聚会上的讲话：
回顾过去 ，认清现在
回顾过去 ，认清现在
——对传统左翼现况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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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是2013年12月8日设于马六甲培风中学大礼堂的全国老友大聚会的讲台。讲台上左起，依次为讲座会主持人（也是大会总策划）黄祥胜，政治学者潘永强博士、资深评论人李万千及公正党领袖蔡添强。他们三人应邀前来发表各自的专题演讲。本文是李万千发表的演讲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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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December 31, 2013
【视频】 李万千在2013年全国老友大聚会上的讲话： 回顾过去 ，认清现在 ——对传统左翼现况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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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万千在2013年全国老友大聚会上的讲话：回顾过去 ，认清现在 ——对传统左翼现况的省思
李万千在2013年全国老友大聚会上的讲话：
回顾过去 ，认清现在
回顾过去 ，认清现在
——对传统左翼现况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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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共结束武装斗争后，本身并没有意愿也无法开展宪制斗争，而公开阵线的传统左翼党团也同样无法有效地恢复活动……传统左翼至今仍然处于极其低迷的边缘地位，只靠几个联谊性的团体维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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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题解
在我国政坛连续发生两大事件，即505大选及左翼运动最具代表性的领导人陈平同志逝世之后，展望一下左翼运动的前景，本来是十分恰当的。但以目前的情况看，“回顾过去”以“认清现在”也许更为重要。因此，题目就作了如上的相应更动。
本文主要是借助文献资料的帮助，重温一下数十年来马共武装斗争的主要贡献与失误,及左翼党团在国家独立后参与宪制斗争如何遭受到反动政权全面的镇压及本身在1960年代所犯上的路线错误,借以认清及省思我国曾经十分强大的传统左翼运动，为什么会逐渐式微，以至一蹶不振。
个人认为，认清目前传统左翼组织（主要是指21世纪、老友、凤凰等）的现况，统一对当前政治改革运动主要斗争对象与策略的看法，是前瞻未来的基础。
2. 马共的巨大贡献及失误
正如1989年11月25日马共中央《关于停止武装斗争的决议》（注1）第四项所明确指出的：“我党我军对我国独立和人民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绩”。
任何尊重我国历史和人民斗争的人，都会承认是马共首先在我国引进和宣扬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领导我国各民族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抗日战争、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及争取国家独立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即使必须负出重大的代价与牺性都在所不惜。
尽管如此，正如马共中央文献所公开承认与批判的，该党同时也犯上了不少重大的错误。
以下所述，2.1至4是整理自马共的文献：《马来亚共产党的五十年》（火炬出版社，1981年8月15日），不涉及个人的观点。若引述有出入，请批评指正。
2.1 马共成立初期脱离实际的苏维埃纲领
马共成立的最初几年，还处于战前地下斗争时期（1935年4月—1941年12月），就提出了脱离实际的“建立苏维埃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导致1935年，雪兰莪媒炭山5000多名煤矿工人“用劳动工具作武器，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公司办事处和矿场约一个星期”；以及领导森美兰淡边地区马来农民，“用巴冷刀作武器，举行武装起义……成立农民苏维埃……”。
这两场“武装起义”，在力量对比悬殊之下，自然很快就被镇压下去。
2.2内奸莱特，断送抗日战争胜利的成果
1941年12月10日，也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三天，马共中央即发出“行动起来、武装起来、抗日卫马”的战斗号召。由于充分发挥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坚持武装斗争以壮大人民军队、及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到了抗日战争的后期，马共的队伍已经发展到近八千人，人民抗日军从无到有，发展到武器齐备的一万多人，民兵发展到数万人，成为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建立了广阔的游击区和根据地，解放了全国一半的乡村地区，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不少中小市镇，形成了对敌人控制的大城市的包围局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人民抗日军下山进城受到人民热烈的欢迎。
由于当时马共还未完全自觉地认识到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走“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结果执行了1935年就混进马共，1939年窃踞中央书记的内奸莱特所提出的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解散了人民抗日军，放弃了武装斗争，把实现民族解放的纲领降低为争取自治的纲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和平斗争时期（1945年8月-1948年 6月），让英帝有机会卷土重来，断送了抗日胜利的果实。
庆幸马共中央于1946年12月开始了对内奸莱特的斗争，并于1947年5月把他揭发出来和清除出党，最终使他受到罪有应得的惩罚。
3. 毅然领导抗英民族解放战争
在清除了内奸莱特之后，马共中央于1948年2月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1948年5月，马共中央通过了“准备进行武装斗争”及《关于整党的决定》，为反击英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作好必要的准备。
1948年6月20日，英帝实施“紧急法令”，出动大批军警对革命力量发动突然袭击，逮捕了六百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封闭进步政党、工会和人民团体，马共毅然发布“驱逐英帝国主义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纲领，领导各族人民开展抗英民族解放战争。
3.1 抗英战争初期的 “左”倾错误
战争初期，马共在战争指导上和政策上犯了“左”倾的错误，体现为“脱离实际地制定并执行集结部队主力创造中央根据地的战略计划”、“片面强调部队战斗和军事行动的作用而忽视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支持革命和孤立敌人”、“对中产阶级采取片面打击的政策”及“在城市采取无节制的军事行动”等。这些错误使党在敌人进攻之下陷于困境和被动。
3.2 华玲和谈是右倾路践的产物
1954年7月，马共又一次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几乎放弃了武装斗争，使我国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挫折。
1955年12月，马共中央发表《为实现马来亚独立、民主、和平而斗争》的纲领宣言，就是这条路线的产物和集中表现。华玲和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表现出对坚持武装斗争发生动摇及模糊了革命的前进道路和斗争方向。但在另一方面，和谈也推进了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争取独立的政治运动，为独立的早日实现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文献认为：“总体而言，和谈的消极面大于积极面。”
4. 消极保守的偃旗息鼓政策 （1958-1961）
1958年马共提出偃旗息鼓方针和退伍政策。政治路线的错误，思想上的消极混乱，组织上出现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军事上采取消极防御，群众工作采取消极保守。
直到1961年，马共的干部损失很多，武装力量严重削弱，武装斗争遭到了严重的挫折。直到1961年9月，马共举行了第11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重新确立了“将武装斗争进行到底”的路线，发布了“积极坚持、逐步发展”的新方针，马共的武装力量才重新发展起来。
5. 突击队南下与赤化骨牌论 （1968-1988）
1968年起，马共中央决定派遣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突击队向南挺进，结果以失败告终，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陈平在2001年接受《光华日报》专栏作者胡一刀（雷子健）专访时，对突击队南下是不是错误的问题答复说：“赤化骨牌论没有错，错在中国形势变化。当时，共产党老大哥是这么想的，东南亚国家赤化一步一步来。先是越南，然后，柬埔寨，泰国，马来亚，新加坡，再然后还包括东北亚的台湾和日本。”
他接着说：“依照这个形势，只要在泰国策划周密，应该是可以胜利的。随着越南，柬埔寨赤化原来形势一面大好。可是，没想到，中国政策改变，又发生中国对越南开战，自己人打自己人，完全没有估计到。如果不是这样，突击队南下就不是错误了。” （参阅《面对面系列6》）
胡一刀引述陈平的观点是否准确应该有所保留。但过度依赖外国（如中国）的支持及区域性的政治形势（如骨牌论）来制定我们国内革命的战略是否正确，也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6. 从“肃反”到“平反”
根据陈平同志所提供的数据，肃反至少杀害了91名马共成员，其中16名在中央机关队，75名在勿洞东段。
因为昔罗（八支）和勿洞西段（二区）的马共部队不同意肃反，并以此为理由，先后宣布脱离马共北马局的领导，导至马共一分为三。
八支于1970年成立革命派（全名马来亚共产党革命派，由一江、阿达等领导，有队员约150人）；二区则于1974年自称马列派（全名马来亚共产党〖马列〗，由张忠民，求真等领导，有队员约260人），造成严重的党军分裂。上述两派在1983年尾联合成立马来西亚共产党（简称马西共），并在1987年3月与4月先后向泰国警方缴械，放弃武装斗争。
马共则在1989年底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结束武装斗争。一直到2002年11月，为了统一处理泰国公民权事宜，马西共才重新“归队”。
在农历新年前，为了避免一场“浩劫”——由于死者家属为了新年团聚，准备向马共“要人”可能引起武装冲突，陈平赶紧起草文件，为绝大多数被处决的“特务”、“内奸” 平反，追封他们为“烈士”。每人还给予20，000泰铢（约800美元）的赔偿，组织还向烈士家属们赔礼道歉。
笔者在拙作《从“肃反”到“平反”——陈平眼中的历史（八）》一文结尾时曾经指出，在所谓 “肃反” 和 “平反”，“叛徒” 和 “烈士” 之间，似乎只是一线之隔。
笔者认为，在肃反问题上，马共中央，特别是以小章为首的马共北马局，不但有错，而且应该说是有罪的，必须受到应有的制裁。若只是“权宜” 性地加以 “平反” ，烈士们恐怕还是死不瞑目！
7. 从华玲和谈到合艾和平协议
1955年华玲和谈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东姑在英帝的指使下，坚持马共必须弃械投降；而马共的最低要求则是：为了国家的独立，马共可以放弃要求承认该党成为合法的政党，但必须享有参加现有政党或组织非共政党的权利，而且马共放下武器后，其成员不得被拘留或审讯。
在经过34年的斗争与牺牲之后，马共总算争取到将当年的最低要求列进和平协议的具体条文中。但吊诡的是，结束武装斗争至今已经快到25年了，前马共成员并没有试图组织任何新党或参与其他现存政党（个别成员除外），通过宪制斗争，继续党的未竟事业。
其实，1989年11月25日马共中央《关于停止武装斗争的决议》中，对该党在停止武装斗争后的政治动向，也只是在第一项决议中提出“今后在马来西亚宪法范围内进行长期的和平民主斗争”；及第四项议决中以中央全会的名义“号召全体同志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社会正义而努力奋斗”。
有关决议只提出最一般的政治理念与原则，未涉及从事宪制斗争的任何具体的政治纲领或行动指南，包括成立新政党或参与现有的其他政党。
可见，马共在结束武装斗争之后，看来并没有积极准备从事宪制斗争的意愿，否则党中央整个领导层没有理由都留在泰国。毕竟在森林里斗争了几十年，要适应新的生活和斗争环境，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回事。
由于主观欠缺意愿和客观现实困难不容易克服，25年快要过去了，泰国境内和我国的前马共成员，都仍然以联谊会的形式维系着，无法在未竟的事业上继续扮演较为显著的角色。
8. 1960年代，社阵及左翼工团遭受全面镇压
以上对马共斗争史的概要引述和讨论，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武装斗争已经失败（北加里曼丹的武装斗争同样的也在1990通过和谈结束），而宪制斗争又由于意愿不强和现实的困难而无法开展。
其实，早在1960年代，社阵及左翼工团已经受到全面镇压，加上当时受到过左思潮(特别是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反右路线及过度地突出街头群众斗争，导致大量干部的折损和组织的遭受破坏，一些无法在公开阵线立足的干部被迫逃难、转入地下或上队。
在这种情况下，左翼党团只得杯葛1969年全国大选，宣布我国民主已经死亡。513过后，白色恐怖更为严重，左翼公开阵地似乎被全面破坏或被迫放弃。换句话说，当马共结束武装斗争时，公开阵线的左翼党团仍然无法恢复活动——正是在这双重打击下，我国的左翼运动陷入长期的低潮。
我国的议会制度，其实是英殖民主义者在取缔了马共和它的统战组织之后，为了“合法化”它一手扶植起来的联盟傀儡政权而炮制出来的“假民主”。在诸多恶法和不民主选举制度下，我国的选民实际上并不曾享有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权。马共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从事宪制斗争的权利。
人民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1957-1965）作为我国独立后第一个强大的反对党联合阵线，在1960年代它在议会斗争方面，曾经取得不俗的成绩：获得乔治市、文冬、芙蓉、马六甲、居銮和新山等市议会及全国20多个地方议会的执政权。1959年大选取得8国16州议席的佳绩。1964年联盟利用马印对抗事件污蔑社阵“通敌卖国”，导致社阵惨败，只得2国8州议席。
社阵在被全面镇压后（数以百计的领袖和干部不断在内安法令下被逮捕和拘留，许多支部和分部被封，唐保光、王忠、林顺成等烈士被杀害），被迫杯葛1969年大选。
社阵的历史，具体地说明了若没有自由与公平的选举制度，议会斗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此外，过左的斗争路线，也给左翼带来很大的损害。
我国人民民主革命及政治改革运动的进程，虽然经历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复杂与曲折的斗争，至今尚未完成。一方面，英帝一手扶植的、以巫统为主体的联盟/国阵政权，继承了英帝的衣钵，以暴力镇压（通过国家机器与各项恶法）与议会欺骗的两手策略，自独立以来一直延续着它的种族主义极权统治。另一方面，武装斗争的失败、革命组织的解体、左翼党团的被全面镇压，加上国际思潮的剧变与意识形态的混乱等，导至我国左翼运动最终的全面式微。
9. 两线制趋势不可逆转
另一方面，两线制政治改革运动，在1986年由华团民权委员会提出后，经过六届的大选，终于在308及505两届大选连续取得重大的突破，虽然在505大选，由于全力以赴的民联及其支持者在大选前对改朝换代有着过高的期待，因此对胜了选票却未能完成政权轮替的结果，一时难以接受和失落。实际上，民联在505所取得的成绩仍然比308 的成绩更大，真正的输家仍旧是巫统/国阵！
媒体工作者梁志华就总结了“3个令国阵非常难堪的局面：（一）国阵以史上最糟成绩执政；（二）国阵以比民联低的总选票率执政；（三）国阵失去城市和中产阶级的支持，仅靠西马和东马乡区与原住民选区保住政权。”（《未完成的政治转型——马来西亚2013年大选评论》，第95页）
著名政论作者潘永强指出：这次的选举结果，朝野之间的势力差距进一步缩减。虽然作为两线政治前提的政党轮替还未实现，但两线政治业已形成，不可逆转。
他还指出第13届大选有两个深远的意义：（一）华人选民的政党认同出现重大改变，是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变局；（二）导至“国阵模式的失灵”，即以巫统主导，辅以各族群政党参与政权的固有架构将难以延续。对国阵而言，这不仅是权力模式上的挑战，也遭遇到政治文化上的典范转移。（同上，第59页）
政改研究所政策研究员王维兴则认为，民联“在政策主张的层面，越走越稳健，以人民主权取代马来人主权，以低收入群的需要取代种族性的需要，也以广大人民的经济利益的思维进路，取代朋党经济利益的思维进路。”（同上，第76页）
总之，505过后，政治气氛虽然“纳闷”，民主进程也出现一些倒退现象，但打倒国阵实现政党轮替仍然是民主改革运动的主导策略和手段，虽然他们对民联也有所批评、督促和鞭策。
然而，在这关键时刻，21世纪联谊会却莫名其妙地对“两线制”和“政党轮替”进行批判 ，别树一帜，主张建立“以民为本、民主协商、多元团结”的政治模式。
10. 21世纪：批判两线制，别树一帜
2013年7月20至21日，21世纪联谊会在新纪元学院举办笫三届生活营，在时势讲座环节，阿川主讲《剖析我国的议会选举制度》，方山主讲《从笫13届大选看社会变革运动》，阿荣主讲《人民是改革的动力，青年是运动的生力军》。他们在谈到两线制及政党轮替时，都一致地给予批判，主张建立“以民为本、民主协商、多元团结”的政治模式。
阿川讲得最明确，他说：“作为社会改革的推动者，我们必须明确社会改革的当前目标和长远愿景，决不能满足于为那些善于表演的政客抬轿，把所谓‘政党轮替’当成改革运动的奋斗目标。根据当前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在各种集会和斗争中提出的普遍要求，可以总结为：必须打破50多年来贪污滥权、朋党专制、种族主义的政治生态；必须改变巫统独霸、种族主义政党结盟、当权集团利益分享的政权结构；必须建立以民为本、民主协商、多元团结的政治模式。”
阿川上述说法有些紊淆。第一，众所周知，例如净选盟、绿色运动、学运、各人权组织及民间组织等，正是为了打倒国阵，推动人民的改革议程才支持两线制和政党轮替的，因此，不应轻率地为任何人扣上所谓“满足于为那些善于表演的政客抬轿”的大帽子。
第二，阿川说什么“把所谓‘政党轮替’当成改革运动的奋斗目标”也是本末倒置的说法。因为“政党轮替”其实只是“手段”（策略），而“打倒国阵，进行改革”才是真正的“目的”。
第三，必须承认以下两个最为重要的事实：第一，国阵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民主改革运动最主要的敌人，必须坚决把它打倒；第二，经过六届大选，特别是308与505两届大选声势浩大的宣教和动员及取得的突破性成绩，两线制已经深入民心，成为国阵一党独大的尅星。因此，无法理解在这关键时刻，21世纪有什么必要批判民心所向的两线制。
第四，方山担心它“很可能出现一个官僚垄断资本集团和另一个官僚资本垄断集团在轮流做庄，实行同样的专制统治，而广大人民却处于没有民主及无权状态，人民只能在两个集团之间‘选边站’……。” 这种硬把当前政治改革运动支持的民联，和准备打倒的斗争对象国阵等同起来，与“人民”对立，在客观上难免会模糊了敌我的界线，起着帮助国阵的作用。
笔者曾在拙作《两线制：华团的弃儿？》中指出：正当两线制越来越获得支持，有望成为终结我国巫统/国阵独裁政权的策略手段的时候（不排除遭受暂时挫折的可能），任何自以为“政治正确”，以“左”的或“进步”的姿态，批判民联和国阵只是Pepsi Cola 与Coca Cola的差异，或武断地认为“照搬发达国家各垄断财团之间坐地分赃，轮流坐庄的所谓‘两线制’，不应该是我国人民的选择”（见阿川《珍惜历史，明确方向》，<燎原之夜纪念特刊>）之类的政治“高调”，在客观上只能起着混淆和分化作用，帮助国阵延续其独裁统治。
第五，21世纪若提出“以民为本、民主协商、多元团结”这个基本上符合国情的政治口号，作为一般的政治原则来要求和监督朝野各党的决策过程，应该是值得欢迎的。但它没有必要在这个阶段批判“两线制”及“政党轮替”，因为在打倒国阵的策略意义上，有关原则根本无法与已经深入人心及获得超过半数以上选民支持的“两线制”及“政党轮替”相提并论。
很难想象，通过有关的政治原则,如何能够在充满各种矛盾的党团间凝聚足够的政治力量以赢取政权——而且还是在向国阵与民联左右开弓的情况下？此外，是否通过和平的宪制斗争？
其实，对当前一般人民而言，有关口号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连国阵不也一直在高谈“以民为先”、“一个马来西亚”及“国民和解”等美丽的口号，甚至还倡议亵要和民联或其成员党搞什么“团结政府”呢！
第六，对策略性的手段或权宜，以战略性的高度来要求，有时也是不实际的。例如阿川在今年12月1日，在社会主义党主办的一项论坛上答听众的询问时，表示当年马共若被准许参加议会竞选获胜，它将会实施“君主立宪制”。
这项答复其实也是从策略和权宜的角度出发的，因为当年马共从 “乡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出发，毅然发布的纲领，正是“驱逐英帝国主义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人民民主共和国”，而不是参加什么“议会选举”，或赞成什么“君主立宪制”。
可惜，有关战略失败了，武装斗争也结束了，不主张“君主立宪制”，难道还要搞“武装夺取政权”那一套吗？但若遇到死背教条者，他同样可以用“枪杆子出政权”的战略思想来批判阿川重申的“君主立宪制”，而且还大义凛然，一派“政治正确”的样子。
11. 结论
从以上简略的回顾中，可见马共固然对我国的独立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同时也反复犯上多次左倾和右倾的战略错误，使我国革命的进程变得更为曲折和崎岖，因而付出十分惨重的代价。
最后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终于在1989年通过和谈结束武装斗争。而公开阵线的左翼党团则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就因为反动政权的全面镇压和左翼本身犯上过左的路线错误，被迫全面放弃议会/宪制斗争而一蹶不振。
换言之，当马共结束武装斗争后，本身并没有意愿也无法开展宪制斗争，而公开阵线的传统左翼党团也同样无法有效地恢复活动——正是在这双重打击下，我国的左翼运动陷入长期的低潮。事实上，传统左翼至今仍然处于极其低迷的边缘地位，只靠几个联谊性的团体维系着。
如果传承问题未获得适当的安排，陈平同志的逝世是否将意味着马共的历史，将随着领导层的断层而自然终结？或者泰、马、新、中、港和海外其他国家的前马共组织及成员，特别是21世纪联谊会在这方面会有新的动向和突破？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传统左翼的未来确实不容乐观！
（本文为2013年第六届全国老友大聚会讲座会上的讲稿）
[注释]：
注1： 1989年11月25日马共中央《关于停止武装斗争的决议》全文：
（一）根据国内外形势和主客观情况，根据1988年6月18日中央声明的精神，扩大的第十三次中央全会决定立即停止武装斗争，今后在马来西亚宪法范围内进行长期的和平民主斗争。
（二）扩大的第十三次中央全会批准我党中央代表团同马来西亚政府代表团达成的和平协议。批准我党中央代表团同泰国政府代表团达成的和平协议。
（三） 扩大的第十三次中央全会永远怀念为革命事业而献出生命的光荣烈士，高度评价在各条战线上特别是武装战线上的全体同志在过去年代里所进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艰苦斗争，衷心感谢长期以来支持我党我军的广大群众。
（四） 我党我军对我国独立和人民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绩，扩大的第十三次中央全会号召全体同志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社会正义而努力奋斗！
马来西亚两个国庆日所隐含的意义
| 马来西亚两个国庆日所隐含的意义 |
原标题：重温马来西亚 “建国”的历史背景
作者：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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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是全国人民欢庆的国家独立日，“9.16”马来西亚日让砂沙两邦人民疑惑和彷徨。 |
【编者按语】正值巫统霸权统治集团高喊“一个马来西亚”口号以笼络全国人心并加紧对砂沙两邦人民的控制之际，本文作者通过这篇文章表达其个人以及砂沙两邦人民对加入马来西亚这个大家庭的认知与感触，对全国各族人民当下抗拒巫统霸权统治的斗争，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作者于东，原名黄招发，1945年出生于砂拉越拉让江上游的加帛（Kapit）的一个农家。60年代曾参与砂拉越解放同盟（简称“砂盟”）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80年代致力于砂拉越华人社会与华文教育争取民主权利的宪制斗争。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在业余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反思与笔耕工作。
作者早期出版了几本关于砂拉越华文教育的著作，近10 年来的重要著作有《探索砂盟革命运动的败因》（2007年出版）、《砂拉越左翼运动史（1938年—1990年）》（2009年出版）与《命运的拐点------揭开汶莱 “12.8” 武装事变真相》（2012年出版）等书。作者不仅为砂拉越社会政治运动，也在相关的文史研究工作上，做出了不少的努力和不小的贡献。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全文——
一、绪言——重温历史
2013年即将过去，伴随着2014年即将降临，这标志着马来西亚 “建国”历史将步入第五十一个年头。也就是说，砂、沙两邦人民在这个马来西亚的所谓 “大家庭”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半个世纪。间隔五十年后的今天，笔者认为很有必要来重温一下历史，特别是对年青一辈而言尤为重要——古语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也。
50年前，砂拉越从一个英国殖民地的实体，变成了马来西亚一个州。但，50年来，对砂拉越如何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州，众说纷纭，是“加入马来西亚而独立”？或是“参与合作组织成一个联邦国家（即参组）”？或是“在英国人策划下而强制性被拼入马拉西亚联邦”？出现各种不同说法，而近二，三年来，本地传媒多采用“参组”的说法。但这些不同性质的说法，究竟何者方为正确？让我们通过重温历史来鉴定吧！
二、“马来西亚“概念的由来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0年代间，东南亚地区的马来族群中曾出现了一种“大马来由主义”的思潮。他们试图将印尼全境（包括爪哇岛、苏门答岛、苏拉威岛、伊利安岛等），马来半岛（包括泰国南部的四个府），婆罗洲（加里曼丹）全岛和菲律宾等组成一个大联邦。这种思潮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其前后。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各殖民地人民纷纷起来反对殖民统治。在东南亚，老牌殖民者英国在重返各殖民地后不久，就开始谋划如何可以长期维护其在本地区的殖民利益。
1951年初，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提出建立一个“马来西亚联邦”之概念，此作为英国未来退出东南亚的“替代统治工具”。这样，英国人就着手了以“马来西亚联邦”的概念作为新殖民主义蓝本进行谋划。1955年和1957年先后在马来亚、新加坡搞“内部自治”的同时，也计划将英属北婆罗洲三邦合拼为一体（注1），首先,以成立一个共同最高婆罗洲法院为切入口；1959年在汶莱组成一个由英国人（律政司）控制的“立法议会”；1960年先后在砂拉越和北婆（沙巴）由总督委任的若干官员和一些“民选”议员组成“立法议会”。美其名曰：“让人民学会自己管理自己。”
1961年1月3日，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发表题为“我党的确定政治目标”的声明中说：“……新马合拼是历史的必然，它是我们要完成的当前任务，但是，这种合拼应该包括砂拉越、汶莱、北婆、马来亚、新加坡的更广大的政治结合。”——这项声明的构思被当时政治观察家认为是李光耀和英国驻新最高专员薛尔克不断磋商的产品（注2）。
1961年1月16日，英国共和联邦事务部及殖民地大臣邓肯•桑底斯飞抵马来亚，在金马仑高原召开英国、马来亚、新加坡高峰会议。出席会议议者有：英国驻马来亚最高专员陶里、驻新加坡最高专员薛尔克、澳洲驻马来亚最高专员努拉、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财政部长吴庆瑞、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副首相拉萨、内政部长依斯迈。
这项会议被外界视为探讨东南亚局势为重点，是制定“马来西亚计划”的秘密会议。这项外界的推测，在1990年代初，当李光耀的《回忆录》出版后被证明了。李光耀说：“英国还鼓励我提出有关联邦的更大方案，不仅包括新加坡、马来亚，也包括英属北婆三邦的宏大计划。”
通过一系列的谋划后，在英国人的授意下，1961年5月27日，东姑借用东南亚外国通讯社俱乐部在新加坡亚达菲酒店举行的午餐会上讲话时说：建议将东南亚英属五邦合拼成一个“大马来西亚国家”。
三、英国正式启动“马来西亚计划”的历史背景
“马来西亚计划”是将马来亚半岛、新加坡、砂拉越、北婆罗州（沙巴）、汶莱合并成一个国家。后来因汶莱对石油利益方面问题不妥协，在签署“马来西亚计划”之际，苏丹赛福丁临时决定不参加签署（注3）。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成立后第三年（1965年），新加坡李光耀政府与马来亚东姑政权发生政治权力斗争，最终在不能调和下，获得英国人同意之后，新加坡与1965年8月9日宣布退出马来西亚联邦。这样马来西亚联邦本由五邦合拼，只剩下三邦合拼了。
从地理、历史、人文关系上说，北婆三邦与马来亚半岛隔着千海哩的南中国海东西两边，没有任何瓜葛，不存在组成一个国家的条件。相反的，北婆三邦不论是地理、历史、人文、民族血缘都具备组成一个统一国家（在殖民者的魔爪未进入本地区前，三邦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条件。
英国人是为了维护其殖民利益和国际冷战战略部署的需要，筹组和强行合拼成“马来西亚联邦”。其根据是：
• 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出现两个阵营：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阵营，另一方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个敌对阵营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各自按自己的战略目标和利益摆开战场，一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控制和反控制，颠覆和反颠覆的大搏斗，持续形成了为期四十年的世界冷战格局。而东南亚地处战略要地，尤其是马六甲海峡是国际海上生命线，其周围地区是战略要地，而且天然资源丰富。这些地区被帝国主义、殖民者视为不可丧失的和不可掉失其影响力的区域。
• 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人民在摆脱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占领奴役后，纷纷起来反对重新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占领和统治。因而世界性的反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浪潮汹涌澎拜，东南亚民族运动发展蓬勃，马来亚、新加坡、砂拉越、汶莱、北婆等地人民要求独立呼声震撼了英国殖民者。在这种局面下，老牌殖民者——英国，深知若按过去的统治方式是难以再维持其殖民利益，只有改变统治策略，采取隐蔽手法，去培植本地区代理人，以“合而治之”的统治手段，谋求和保证继续保持其殖民利益和影响力。
1961年5月27日，东姑公开宣布“马来西亚计划”后的第三天（5月29日），澳洲悉尼《晨报》发表社论说：“来自伦敦方面消息：五邦合拼达致本地区安定的办法。”（注4）
6月4日。李光耀在一项群众集会上说：“……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跟一个更大的单位合拼而获得独立。”
6月下旬，英国首相麦米兰在英国下议院说：“对这项协议（指合拼计划）我很感兴趣……”
6月25日，北婆总督顾德、砂拉越总督兀特尔及英国驻汶莱最高专员博特，齐齐飞抵新加坡与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薛尔克会晤，会后发表声明：“有必要抓紧时机推行东姑的合拼计划，要确保其成功。”
7月24日，英共和联邦新、马、婆区国会协会在新加坡召开，英国代表在会议上称：“麦米兰首相认同东姑的计划，……”
这样，“马来西亚计划”就按照英国政府的时间表来运作，英国殖民者为了保证 “马来西亚计划”如期实现，采取了一切不惜手段和代价去镇压汶莱、砂拉越、新加坡反 “马来西亚计划”的强大左翼力量。其首先 通过“渗透”汶莱人民党内（注5 ），诱惑极 “左”派采用暴力手段，进而摧毁了汶莱左翼力量；并以此为藉口在砂拉越下 “重剂”的同时， “让”五百余众左翼人士（特别是左派精英） “潜往”外国（印尼），让砂拉越境内左翼力量大大削弱，确保于1963年4-6月之第一届地方议会选举的亲英派获胜，进而保证 “马来西亚协议”可在第一次立法议会会议上接纳和通过；接着在新加坡采取 “2.2冷藏” 行动，并与此同时，以促使社阵在即将到来的立法议会选举中受重挫，这就由此让马来西亚成立步上坦途。
半个世纪来，主流媒体都依据官方的说法，“马来西亚计划”是东姑的倡议，砂拉越和沙巴两邦是通过加入马来西亚联邦而获“独立”等。历史的真相是“马来西亚计划”是英国政府推行的新殖民主义的产物，是冷战时期英美帝国全球重要战略部署的一粒棋子；马来西亚可以如期成立，是英国用政治诱骗并加上枪杆炮弹下的 “成果”。然，马来西亚成立约十年后，随着英国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军和较后世界局势的变化，以及冷战格局的逐渐基本消除，马来西亚就逐而步入相对独立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这是后话），因而改善了国际关系与地位。
四、为什么会有“8.31”和“9.16”两个“国庆日”？
这一消息一传开，本地与世界各国媒体，出现了不同声音，有高兴、赞扬，有嘲讽、评击。但，马来西亚有两个“国庆日”，似乎成为了世界舆论的笑柄。
为什么会有“8.31”和“9.16”之分？于是乎，五十年来，执政当局却避而不谈，将马来亚独立日与马来西亚成立日混而合一，让1960年代以来出生的国民对“8.31”和“9.16”不知不觉。为何？这恐怕与欲抹掉“马来西亚”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和经过一段不光彩“阵痛”后诞生的历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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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联合国调查团抵诗巫时，人民沿着机场路以示威表达反大马计划。 |
可是，同年7月8日，东姑却违背上述三国首脑会议的决定，“率先”在英国人安排下在伦敦签署了“马来西亚协定”，次日（9日），英国再安排砂拉越、北婆、汶莱“代表”（注7）前来签署（汶莱苏丹临时决定不参与签署）“马来西亚协定”，这意味着马来西亚联邦就是要按计划在8月31日成立。
协定签署和公布，意味着原来马、印、菲三国首脑决定由联合国成立民意调查团的决定已不受尊重，或英国有十分把握可左右联合国“调查团”的“调查”结果（即多数人赞成“马来西亚计划”的结论）。英国政府无视国际法，蛮横手段引起印尼苏加诺政府极大不满（苏加诺公开威胁说：要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夕粉碎马来西亚！）; 同时国际舆论也一片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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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民意代表团到伦敦签署 "马来西亚协议"返回古晋，在机场时留影 ——戴花圈者,由右至左:为林鹏寿、阿邦慕斯达化、朱加、哈志奥本。 |
时至8月31日，联合国调查团之调查报告迟迟未公布，原定马来西亚成立计划不得已延后。调查报告于9月14日（砂拉越时间晚上10时半）公布，仅隔一天，16日就迫不及待宣布马来西亚成立。成立后，马来西亚建国日即国庆日却定于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日——8月31日。
从1964年到2009年，整整的45年时光中，当局似乎让“9.16”这个日子忘却掉，只重视8月31日这个所谓的“国庆日”，淡化9月16日的历史情节，突出马来亚半岛的历史，掩盖砂、沙两地是经过风雨波折后被英国强行拼入马来西亚的历史，模糊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日和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日的区别。
五、结语——勿忘历史事实
笔者身为砂拉越子民，每当面临“9.16”时，就触及到灵魂深处而感羞辱，我本能的感觉回到了当年历史现实，深深感叹：“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马来西亚”的产生不是历史的偶然性，而是英国人为了维护殖民统治利益，而经过了长时间谋划才出炉的，是时代背景下的新殖民地产品。当年印尼总统苏加诺曾经预言:“砂拉越和北婆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将是殖民地公署（Colonial Office）从伦敦迁移到吉隆坡而已”。如今，有人在不知历史事实、或知之甚少下，却人云亦云： “参组马来西亚”！砂拉越人民几时（五十年前）在平等协商下与各邦共同筹组马来西亚？如果是 “参组”，为什么只有砂、沙两邦需要签署加入马来西亚之 “廿条”或 “十八条”之条款？而马来亚联合邦就不存在有 “加入”之相关条款？ “参组”，如此有违历史事实的说法，有误导民众（特别是年青一辈和下一代）之虞呀！
回忆当年热血青年，抛头颅，洒热血，轰轰烈烈的抗争行动已成灰烬，于是乎，往事如烟！然而对“9.16”历史过来人来说，这是一个不能忘却而令人感叹之失败日子呀！
（初稿于2010年9月1日，修稿于2013年12月20日）
【注释】：
1．北婆罗洲三邦，即英属（英国殖民地）的砂拉越、汶莱和北婆罗洲（简称北婆即沙巴旧称，马来西亚成立后改名为沙巴）。这三邦在十九世纪中叶前，同属于汶莱苏丹王国的一个统一国家。
2．《劳工党斗争史》第234页。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2001年出版。
3．时任汶莱苏丹哈志奥玛亚利•赛福丁, 为捍卫和独享石油资源，在1963年8月9日于伦敦签署的“马来西亚协定”时，临时决定不参与签署。
参阅《最后访谈——东姑与达斯对话录》一书（柯嘉逊编，策略研究中心，2006年出版）之第112页和121页：有关东姑谈汶莱不加入马来西亚的原因。
4．当年澳洲政府是被公认的美英帝国主义阵营的亲密伙伴，其所放出的舆论信息，是代表英美政府的意图。
5. 自从笔者拙作《命运的拐点------揭开汶莱 “12.8” 武装事变真相》一书于2012年8月公开发行后，这一年来，来自林梦、汶莱等地读者读了本拙作后之回应和提供的新史料来看，可进一步确证当年汶莱武装政变是一项英国人的阴谋。
6．英国为了应付国际舆论的反对，在1961年末成立一个“马来西亚咨询委员会（Malaysia Solida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由英国殖民地事务部大臣兰斯多尼任主席，成员包括砂拉越政府首席秘书、大法官、财政司（以上是英人），马来人阿邦哈志姆斯达化、伊班人天猛公朱、华人林鹏寿、谢晋新和杨清和（右翼亲英砂华公会领导人）。这个“咨询委员会”召开几次会以后，经由英国与马来亚官员组成一个柯柏特调查团（Lord Cobbold），即以英国前国家银行总裁柯柏特为首的调查团，成员包括安东尼艾贝尔（前任砂拉越总督）、大卫华德斯顿（前马来亚律政司）、王保尼（马华部长）、雅查里（马来亚外交部常务秘书）。“调查团”于1962年2月19日开始来砂进行所谓“民意调查”。期间，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向“调查团”提呈一份拥有十一万四千多名的砂拉越成年公民签署的反对“马来西亚计划”备忘录（当年全砂居民约74万，包括公民、非公民、外国人、边境山区居民、小孩，未成年人，这项备忘录参加签署人约占近半成的成年公民）。这个“调查团”比联合国“调查团”前来调查约早一年多。
“调查团”在“调查”期间，只接见由砂官方安排的团体“代表”而已。“调查”结果于1962年8月中旬公布：支持、反对、无意见各占三分之一。
7．英国人声称：参加伦敦签署“马来西亚协定”的是五邦“民意代表”。这个代表砂拉越“民意”者是：马来籍拿督雅达和哈志奥本，伊班籍天猛公朱加，华籍林鹏寿和谢晋新(这些人是当年众所周知的亲英分子)。上述代表是怎样产生的？由英殖民政府一手包办选择。
8．蔡存堆、黄纪邻、邓伦奇、沈庆辉合编：《回望人联三十年》，第80，100，160-174页，记述了反大马计划的群众运动。砂拉越人民联合党，1989年出版。
此文也分别于2013年12月28日及29日刊登在《东方日报》言论版：
1. 50年回首「马来西亚计划」从启动到成立歷史背景（上篇）
2.「马来西亚计划」——从启动到成立的歷史背景（下篇）
Sunday, December 29, 2013
不满坚持阿拉字眼专属伊教 隆大主教罕见直言批评首相 / Archbishop roasts Najib over 'Allah' row
不满坚持阿拉字眼专属伊教
隆大主教罕见直言批评首相
来源：《当今大马》2013年12月25日新闻
即将卸任的天主教吉隆坡大主教墨菲巴基安（Murphy Pakiam）一改含蓄作风，公开直言批评首相纳吉坚持“阿拉”字眼专属穆斯林的立场。
巴基安声称，即使马来西亚沦为世界的笑柄，纳吉在巫统大会致词时，却依然坚持只有穆斯林可以使用“阿拉”字眼。
“我对他在巫统大会的致词十分失望。我感到震惊。”
“他说了些什么？即使世界对‘阿拉’字眼禁令议论纷纷，同时嘲笑马来西亚，我们（政府）却捍卫这项专属权。”
纳吉曾就读天主教学校
“这是一个在我们天主教学校受教育的人。讲出这种话，（意味）你只是一个好辩的政客。我向阿拉祈祷，启蒙他成为一个政治家。”
纳吉儿时曾就读于圣约翰学校，该校距离总主教住宅不远。马来西亚基督教联合会（CFM）今天就在总主教住宅举办圣诞节茶会。
巴基安今天在茶会上，受记者询问时，发表上述的看法。记者当时要求他回应纳吉在槟城的谈话。
纳吉今天在槟城的全国圣诞节门户开放活动上，呼吁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停止“阿拉”字眼的争议。
学校尊重纳吉宗教信仰
巴基安表示，纳吉才是应该停止阻挠基督教徒使用“阿拉”字眼的一方。
上诉庭在今年10月推翻高庭裁决，支持内政部的阻止天主教刊物《先锋报》使用“阿拉”字眼的禁令。如今，天主教会上诉联邦法院，试图推翻上诉庭裁决。
巴基安更援引纳吉曾在天主教学校就读的事例，说明基督教社群曾帮助过纳吉，但也尊重他的伊斯兰信仰。
“对一个小男孩而言，从小学到初三，他（纳吉）都一直在（圣约翰学校）那里。”
巴基安也透露，纳吉母亲当时对年幼的纳吉需要出席读经课感到忧心，但是校方知道后，允许纳吉不必上读经课。
祈求纳吉为国而非巫统
巴基安呼吁纳吉履行职责，服务所有的马来西亚人。
“他认为我不愤怒吗？但是如何，他是首相，所以我向神祈祷，协助他履行他对国家的职责，而不是巫统。”
他补充，纳吉坚持“阿拉”字眼专属穆斯林的做法，形同鼓动右翼组织针对基督教社群。
“他懂得法律，他知道法官的判决是什么，他（却）说，‘噢，那里（沙巴和砂拉越）是被允许的，但是半岛需要谨慎。所以，（你们）不要挑起事端，你是在玩火。’”
上诉庭在肯定内政部禁令时，声称“阿拉”字眼不是基督教整体的一部分；不过，政府在力挺上诉庭裁决之际，却允许东马基督教徒使用阿拉字眼，因此被认为立场不一致。
必须争取11%巫裔支持
另一方面，针对只有少数马来人支持基督教徒使用“阿拉”字眼的民调结果，巴基安呼吁这些少数马来人挺身出来，讲出他们的立场。
马来亚大学民主与选举研究中心昨天公布的民调显示，77%受访马来民众认为，“阿拉”字眼应该保留予穆斯林专用；相反地，只有11%巫裔支持基督教徒使用“阿拉”字眼。
“我们不相信人类的精神遗产，建基在某一种族多数人的观点。”
巴基安表示，基督教社群应该争取这11%，或大约160万的马来人，以争取国家的和平和安宁。
Archbishop roasts Najib over 'Allah' row
Source: Malaysiakini News on 25 Dec 2013
Outgoing Archbishop Murphy Pakiam today broke away from his normally non-confrontational stance to publicly criticise Prime Minister Najib Abdul Razak for his insistence that the word "Allah" is exclusive to Muslims.
Najib had said this in his Maal Hijrah speech in November, which Pakiam described as disappointing and shocking.
"What did he say? That even if the world talks and laughs about this 'Allah' issue, Malaysia will not allow (its use by non-Muslims), we (government) will defend the exclusivity of its use.
"This is not a man who is educated in our Catholic school. By talking like that, he is just a bickering politician, I am praying that Allah will enlighten him to become a statesman," he said.
Najib was educated at St John's Institute, just adjacent to the archbishop's official residence, where the annual Christmas high tea of the Christian Federation of Malaysia (CFM) was held today.
Pakiam said this to reporters when asked to respond to Najib's call to Muslims and Christian to cease the "Allah" debate at the national level Christmas open house in Penang today.
Pakiam: I still pray for Najib
Instead, Pakiam said Najib was the one who should stop preventing Christians from using the word "Allah".
Pakiam used Najib's experience in school as example as how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had helped Najib as a boy in a Catholic school and respected his Muslim faith.
"From a small boy, from primary school until Form 3, he (Najib) has been there (St John's Institute).
"When it came to catechism (classes), his mother was disturbed because he was just a small boy going to a (Christian) religious class.
"But his mother had confidence in our brothers and phoned Brother Matthew who said: 'Please, don't worry, we will see that he doesn't go in'," he said.
As such, Pakiam said, he hoped that Najib would do his duty and serve all Malaysians.
"You think I am not angry? But still? He is the prime minister, so I have to pray to God to please help him to do his duty for the whole country and not just for Umno," he said.
Incitement of hatred
The Court of Appeal had in October overturned a High Court decision that ruled that Home Ministry's ban against Christian publication the Herald from using the word 'Allah' was unconstitutional.
The Church is now appealing the decision in the Federal Court, in the hope of reinstating the High Court's ruling.
Pakiam said Najib's insistence of exclusivity for Muslims to use the term Allah was inciting right wing groups against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He knows the law, he knows the judgment the judges gave and he (Najib) is saying: 'Oh it's allowed there (Sabah and Sarawak) but be careful in the peninsula. So, don't stir this up, you are playing with fire.'
"That is inciting Perkasa fellows to come and throw bombs here," said Pakiam with a touch of frustration in his voice.
Legal experts have questioned the government's move to permit the use of 'Allah' in East Malaysia, but yet continuing to defend the Court of Appeal decision.
The Court of Appeal had ruled that 'Allah' "is not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hristian faith", a decision that affects Christians in both East and West Malaysia.
Sunday, December 22, 2013
周永康儿子敛财200亿 多由薄熙来协助取得
周永康儿子敛财200亿
多由 薄熙来 协助取得
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2013-12-19综合报道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传被正式调查及移交司法处理后，海外媒体再披露，其长子亦涉及贪腐被拘捕，周永康亲信疑协助其子在四川及中石油敛财。海外媒体亦指，中国当局不想外间对周永康事件与朝鲜处决张成泽有联想，暂时仍未公布有关情况。
纽约明镜新闻网总编辑何频表示，周永康长子周斌已被拘捕，他从新加坡被中国安全人员带返北京前，他曾获承诺如答允回中国，审判时可以自首方式减刑。周斌涉及藉父亲周永康关系，在政法系统犯罪，并大量在经济领域敛财。周永康因前妻死亡对儿子愧疚，令秘书郭永祥（四川省前副省长）协助周斌做生意。
他说：周永康对不起自己的孩子，因为他在妻子车祸发生以后，他有一定的愧疚。所以他通过自己的秘书郭永祥，在四川省和石油系统帮助周斌敛财。
至于周永康案件进展，何频指，当局很快公布情况，近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处决其姑丈张成泽一事，打乱中国当局原有的部署，因为朝鲜政治体制与中国体制接近，他们担心整顿周永康，会引起大家对中国权力斗争的联想。另一原因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希望以比较谨慎方式处理，材料要充份准备。但党内官员都知道周永康的事情，正等习近平最后拍板。
周斌涉贪腐详情，明镜旗下杂志《汇报》引述四川及中石油人士透露，周斌个人财富达二百亿，很多由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协助取得。周斌控制中石油系统及四川、重庆高层官员的任命，薄熙来在重庆给了周斌四百亿元的项目，使周斌获利近百亿。周斌收取巨额贿赂、商业交易佣金及官员现金，这些贿款不包括转移至海外帐户的现金及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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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斌与十名澳洲男女澳洲赌城的游艇上的欢饮取乐，照片中是典型的西澳天鹅河风景，坐在照片正中的唯一亚裔男子就是周永康的儿子周斌（图片取自网络资料news.netbirds.com/31/92150.htm）。 |
报道亦引述北京消息人士今年8月指，周斌已在十八大召开前及周永康家族“大管家”吴兵被抓前后，三次携妻子长期离境，转辗在香港、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其后下落不明。直至9月，明镜旗下《内幕》、《中国密报》杂志均引述消息来源指出，周斌没有如外传逃至美国，他在新加坡被国安人员控制，他可能持有美国、新加坡多国护照，引渡手续较复杂。11月初，在新加坡的周斌，被中国国安人员控制不久后，被秘密带返中国，他住在北京一个名为“观唐”的豪宅区，先被监视居住，直至日前被拘捕。
《汇报》又指，周永康透过亲信和秘书大力协助两名儿子，例如在今年6月下台的四川省前副省长郭永祥，他在四川任职期间特别照顾其长子周斌。消息人士指，郭永祥在90年代开始与周斌合作，当时国土资源部大肆倒卖土地案件、中石油一些石化项目及卖官，都是郭永祥出面，直接跟周斌合作。周斌的上海惠生公司在中石油四川石化乙烯项目（彭州），以及四川省大型工程项目，都是由二人合作。当年中纪委调查国土资源部卖地案时，郭永祥的名字出现多次。至于二子周涵传已与周永康脱离关系，在成都低调生活。
在成都的中国天网义工蒲飞指出，周斌与郭永祥关系非常密切，周永康离开四川调升中央后，郭永祥仍留在四川做副省级干部，他替周斌打了不少招呼，包括花样年集团地产开发商，这是二人合作的平台，在成都有数十个地产项目。此外，周斌的上海惠生公司在四川亦有生意，一般太子党都涉及多种生意。蒲飞又指，至于周斌是否涉及卖官或国土资源部倒卖土地案件，官场非常忌讳，当地人没太多这方面的消息。
他说：因为周斌这个人很喜欢钱，在成都都知道有周斌这个人，但原则上来说，周斌出事前很低调，他并不是很喧哗的人。能够给周斌办事情，是郭永祥（希望得到）的荣誉，他希望能跟周斌合作。
另外，海外博讯网站引述接近中南海消息人士指，非正式调查显示，中共中央委员会近100％支持将周永康软禁的决定。在普通党员及民众中，亦作出同样调查，结果一致。他们被问及是否支持拘押周永康时，近100％的人表示支持。党内倾向接受依法处理党的贪腐问题，而不像以往依赖双规。这个信息也显示，周永康目前的软禁不属于双规。
消息人士又指，数名退休的政治局常委支持习近平的改革措施，习近平目前得到全党的支持，可以完成重大使命。
此外，博讯又披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旨在传达周永康问题，预计处理周永康和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相似，重点公开腐败问题，估计谋杀罪名也会公开，但政变可能不会公开。
明镜新闻网早前指，继周永康和妻子贾晓烨本月1日被双规，周永康将移交司法处理，其长子周斌被调查外，北京安全人员本月5日同时搜捕了周永康两名兄弟及妹妹的公司及住宅，查获数亿现金等，他们在江苏被捕。自中共十八大后，周永康至少有八名省部级的亲信被双规。
中国大陆媒体在中石油集团董事长蒋洁敏下台后，开始报道周永康家族，及千丝万缕关系的中石油系统贪腐案。中石油系统被组织调查的高层包括王永春、李华林、冉新权及王道富等。
现年71岁的周永康，曾任中石油总经理、国土资源局长、四川省委书记、公安部长，十七大进入政治局常委兼任政法委书记。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十一国庆 日，亦是中国石油大学60周年校庆，周永康曾返回母校。而十一月底在吊唁浙江省政协前副主席王承绪的名单中，亦有周永康，并排在习近平、胡锦涛之后。
周永康 与 新加坡
周永康 与 新加坡
作者/ 来源: 商丘羊/ 《多伦多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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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永康，71岁（1942年生），江苏无锡人，中国前主管政法的中共17届政治局常委。他已被习近平领导的中共18大新班子拿下，开了“刑不上常”破例的先河。路透社2013年12月11日发自北京报道说：习近平已成立专案组对周永康严重违纪案展开调查。这个专案组负责人包括公安部副部长和中纪委高官，他们已将周永康软禁，调查其“腐败”和诸多违法劣迹——图片资料取自《博讯新闻网》 |
大凡位高权重贪污受贿之人，总有一群帮忙敛财的下属，同时也有一个藏匿钱财的地方。过去全世界的贪污分子都把钱财藏匿在瑞士银行，如今西方社会严厉要求银行透明化，瑞士渐渐失去了藏匿钱财的地位。当今世界上藏匿钱财的最佳地方莫过于新加坡，表面上严密的银行体制，暗地里藏匿着不可告人的财富，因此西方社会称新加坡是逃税者的天堂，其实就是洗黑钱的窝点。
从中国逃来新加坡的黑钱可以通过各种管道，有些在华设立的公司外表上是商务咨询，实际上是帮忙洗黑钱的组织，他们利用各种漏洞，把大大小小黑钱搬运出国，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在中国设立公司，通过虚假的商业活动将人民币存入公司账户，另外将同值新加坡币存入当事人在新加坡的银行户口。还有直接将一捆捆的人民币由专人携带出国，存入新加坡银行，这种老鼠过海的方法由来已久，且有专门靠此吃饭的职业。此外，还有中国公司在新加坡设立分公司，名誉上负责采购、代理，实际上是把国内资金移来新加坡，名正言顺地挪为私人用途，过着挥霍奢侈生活。
2012年9月21日至25日，周永康来新加坡访问五天，其间会见李显龙、陈庆炎、张志贤、吴作栋，除了在“新加坡—中国社会管理论坛”发表演讲外，还参观了政府组屋，之后飞往土库曼斯坦。周永康在下台前匆匆来访，不可能是为了演讲和参观房子这样的小事，应该是另有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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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9月21日，周永康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图片取自《人民网》2012年9月22日新闻报导。 |
外传周永康自己与儿子周滨所刮敛的钱财有一千亿人民币，这么大笔钱财收藏在哪里最为妥当？当然是新加坡！周永康去年9月匆匆来新加坡，是否为了钱财之事？李显龙在周永康走了之后的2012年9月23日发表演说《新移民是加强而非冲淡我国特点》，弦外之音是欢迎有钱财的新移民，多多益善。
周永康儿子周滨多次来新加坡，已经是新加坡常客，跟许多携资逃来新加坡的贪官子弟一样，他们除了存进巨款，还在本地购置房产，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去打听打听新加坡圣淘沙“听涛苑”上千万元的房子，有不少是中国人所购买，而且是终年闲置，只有几个管理人员在内。为什么有如此怪现象，不言而喻，买下了又见不得光，只好闲置。
周永康的下属如蒋洁敏、李东生等人已受调查，要查处位高权重之人，先得从根系查起，当证据确凿后，就可以收网，无可抵赖。假如周永康的黑钱真的存在新加坡，那么要怎样向中国政府交代呢？
人之相交，在于知心，国之相交，在于利益。当利益丰厚，钱财流油，国家也不免动心，所谓国家交往，也可以变成私相授受，这就是关系，那些镇日说跟中国人打交道需要讲关系的人，不也是把关系发挥得淋漓尽致吗？
现在许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的清廉作风，那是已经一去不返的时代，当公有制严厉推行时，谁也不敢对钱财有非分之想，然而当私有制泛滥起来，先富起来的想要更富，当官的手中有权势，自然会以权谋私。商人要更加富有，唯有贿赂官员，上下交相利，水到渠成。康熙皇帝在位，不断打击贪污贿赂，贪污六两银子可以判处死刑，可是贪污事件层出不穷，康熙皇帝也想不通，无可奈何！今天人们在谈论“刑不上政委”，问题不在官位高低，问题也不在个人的操守，真正的原因在于环境改变，私有制造成人们追求金钱物质，官员贪污，百姓哄抢，甚至连老人也会以碰瓷装假，这说明了社会人心改变，假如没有及时补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会遭遇巨大的考验。
周永康官位较高，倘若贪污有据，拉其下马也是正常，但是要防范今后还有高官要拉下马，那就不得不考虑整个体制出现了什么问题。
Saturday, December 21, 2013
李光耀为什么害怕中国的年轻人
李光耀为什么害怕中国的年轻人
作者/ 来源： 张文华 / 《多伦多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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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烛残年的李光耀还在出书，幻想着影响中国的年轻人【插图和小标题为本部落格编者所加】 |
李光耀还未上台时，当过新加坡中学生联合会法律顾问，开始接触到华文学校学生，当时华校学生正在热烈进行反殖民主义运动，罢课、游行、集会、声援被殖民地政府拘捕的同学，而李光耀就在此时，穿着同情学生运动的外衣，混进了天真热诚的学生队伍中，也由此钻进了左翼阵营。然而就在接触华校生后，李光耀发现华校学生具有团结一致，锲而不舍，前赴后继的勇敢精神，令他感到十分震撼。这个自小深受殖民地教育的小律师，对此百思不得一解，他心里只有震撼，震撼，还是震撼……。
李光耀上台后，面对的挑战势力来自以华文教育者为基础的左翼政党、工会、校友会，以及不肯服从人民行动党统治的社会团体。他利用国民党残存势力，为对付左翼势力出谋献策，再通过政治行政手段，以逮捕、监禁、驱逐、渗透、分化、利诱种种方法，逐渐压制和消灭反对势力。李光耀之所以能够得逞，最大的因素是左翼阵营没有出现具有远见与魄力的领导者，让他步步进逼，终于走上绝路。然而华文教育者的坚定毅力与坚韧精神，却叫李光耀吓破了胆，他终于采纳吴庆瑞的意见：“你要保住政权，必须消灭华文教育。”
李光耀在幕客的指导下，知道了华文教育者深受中华文化与中国历史的影响，在文化上他认为华文（中文）是华文教育者的有力支撑，唯有消灭华文才能够彻底抽掉支撑的力量，因此在上台后处心积虑对付华文教育，最终目的是铲除整个华文教育系统。在历史上他认为近代中国历史对华文教育者产生重大影响，但他说不出从何时开始，不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历史对华文教育者的切身感受，只知道他们因为中国遭受各种耻辱而气愤。李光耀压制了华文教育者后，公然奚落他们看武侠小说，奚落他们有勇无谋，奚落他们绑辫子，奚落他们向往中国革命……。
由于殖民主义思想根深蒂固，李光耀对于华文教育者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十分恐慌，他万万没想到，华文教育者身在殖民地社会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形成对殖民主义扶持的政权的莫大威胁。在李光耀与华文教育者对峙的二十多年中，他心中产生了梦魇般的巨大压力，以至于偏执地倾全力消灭华文教育。文化大革命、天安门事件、抗日爱国游行，都给李光耀带来惊心动魄的震撼，他看到锐不可挡的年轻中国人，一旦号召起来，就会产生无穷力量。李光耀完全明白，当年日军从星柔海峡渡海南侵时，在本岛亚妈宫一带伏击日军的是一支由华文教育者组织起来的义勇军，而当时的受英文教育者都不知去向。这样的视死如归精神，叫李光耀除了震撼，还有疑惑。时至如今，新加坡政府还不敢承认这支本土抵御外侵的队伍为新加坡做出的贡献。
李光耀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十分恐慌
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崛起，李光耀却十分恐慌，他以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已经是一蹶不振，再也不可能站立起来。中国终于站立起来了，并且是在世界之林中崛起。李光耀的华文十分有限，学习华文数十年至今还在摸索中，他完全不明白“崛起”的意义，不知道有“特起”，“山势突然高起”的意义，竟然在书中说“这个词语本身就是矛盾的，任何崛起都是令人感到恐惧的事情”，他对于中国崛起感到非常恐惧，因为他过去反华言论说得太多了。
李光耀最为害怕的是中国的年轻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深受殖民主义教育之人所没有的，他对中国的年轻人无可奈何地说“你们给中国年轻人灌输了太多对民族复兴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思想……这可能导致不稳定”，中国年轻人的豪情壮志，民族自尊，敢作敢为，是李光耀最不愿看到的，这让他联想到新加坡的华文教育者给他的梦魇打击，于是他抛出了自以为是的可笑想法，他说“我不知道中国在雇用外国人才时能否克服语言障碍及由此带来的困难，除非让英语成为主导语言，就像新加坡一样”。在中国，主导语言就是汉语，谁想跟中国来往，就必须克服不懂汉语的语言障碍，李光耀自小受殖民地英文教育，心目中世界上只有英语是唯一的语言，他不是说过“英语是科学的万能钥匙”（The masterkey to the scince）吗？他不是说过上海没有200个精通英语的人才就成不了金融中心吗？他难道没有看见中国的铁路建设、航天工程、三峡水库、跨海大桥、高速列车、云计算机、南水北调……，不都是用汉语进行的吗？
他消灭了华文教育后内心惴惴不安
新加坡消灭了华文教育，也包括马来文教育和印度文教育，民族教育已不存在，李光耀因此沾沾自喜，但是他在消灭了华文教育后内心惴惴不安，尤其是中国崛起之后，他知道这件事使他永背骂名，千古不灭。他说新加坡孩子学了英语去外国留学，“他们的头脑里仍流淌着4000年的汉语名言警句”，这无非是自欺欺人，究竟有几个留学生还记得什么“汉语名言警句”？李光耀学华文时自以为发现了华文秘密，幼稚的以为华文的精华只有成语，他所谓的“名言警句”就是成语，他根本不懂华文文字的优美，考考他什么是“门道”、“分寸”、“轻重” ……，他肯定不懂。
这就是李光耀，一个不懂中华文化的殖民主义教育出来的唯英文至上论者，在中国人民集体奔向小康社会，朝中国梦前进的时刻还在洋人面前对中国歇斯底里说三道四，幻想影响中国青年，以满足他“治小国若烹大鲜”，替殖民主义招魂的可笑虚弱心理。
Thursday, December 19, 2013
Negeri Johor yang “Pilu Berkeseorangan”?
Negeri Johor yang “Pilu Berkeseorangan”?
Penterjemahan Artikel Tulisan Pemberita Sin Chew Jit Poh di Pontian,
Wong Kian Yong pada 28 November 2013
Penterjemah: Goh Chee Hong, Liang Peck Kuan
Wong Kian Yong pada 28 November 2013
Penterjemah: Goh Chee Hong, Liang Peck Kuan
Cadangan Ayub Rahmat ini telah mendapat bantahan kuat
serta-merta di kalangan ADUN-ADUN parti MCA dan DAP. Reaksi orang ramai dalam
dunia cyber pula kebanyakannya terkejut dan membantah cadangan tersebut, malah
ada juga pengguna internet (netizen) yang berasa khuatir tindakan ini merupakan
gejala awal pelaksanaan undang-undang Islam di negeri Johor. Tidak dapat
dinafikan bahawa, perubahan tersebut telah mencetuskan banyak imaginasi dan
dugaan orang ramai, lebih-lebih lagi ianya berlaku selepas PRU ke-13 di negeri
Johor, di mana negeri Johor merupakan tempat asal UMNO.
Pengasas dan Perdana Menteri Pertama Singapura, Lee Kuan
Yew, pernah menyuarakan pendapat negatif terhadap pelaksanaan projek Wilayah
Pembangunan Kota Iskandar dalam buku barunya yang berjudul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 Dia berasa bimbang dengan kesungguhan kerajaan Malaysia dalam
melaksanakan projek Zon Ekonomi, dan mungkin pelaburan tersebut akan
diperhentikan begitu sahaja jikalau projek tersebut tidak begitu lancar. Kini,
pandangan Lee Kuan Yew nampaknya telah separuh benar, iaitu pelaksanaan dasar
negara kita yang kekurangan kesinambungan dan telah membawa imej negatif, iaitu
dasar negara kita sering bertukar-tukar. Disebabkan pertukaran cuti mingguan
melibatkan kuasa istimewa Sultan dan agak rumit, maka Perdana Menteri Najib
menghormati keputusan pertukaran cuti mingguan Johor. Menurut Najib, kerajaan
persekutuan akan menyelidik kesan pertukaran cuti mingguan tersebut terhadap
sektor swasta.
Pada awal bulan Februari 2013, Kerajaan persekutuan
bersama-sama kerajaan Singapura telah mengumumkan satu pelan cadangan projek
kereta api berkelajuan tinggi yang menghubungkan Singapura dan Kuala Lumpur.
Projek ini, jikalau siap dibina, akan memendekkan tempoh perjalanan dari 5 - 6
jam pada asalnya kepada 90 minit, dan akan membawa perubahan yang mendadak
kepada kehidupan di kedua-dua metropolis tersebut, disertai dengan peluang
perniagaan yang luas terbuka. PM Najib pernah berkata bahawa projek ini
merupakan “huge game changer”, dan akan mengubah cara berniaga kedua-dua negara
yang terlibat.
Pertukaran cuti mingguan mengubah peraturan umum pasaran
perniagaan, membawa kesan kepada operasi kerajaan dan bidang perniagaan, dan
juga corak pasaran konsumer; manakala, pelan dan projek besar bertempoh panjang
pasti tidak dapat dicapai disebabkan ketidaksinambungan dasar kerajaan .
Tidak dapat dinafikan bahawa, kehidupan masyarakat Singapura
dan Johor Bahru yang bagaikan aur dengan tebing sebelum ini pasti akan berubah,
susulan daripada pertukaran cuti mingguan Johor. Pertukaran cuti mingguan Johor
juga menunjukkan jurang perbezaan fikiran dan budaya kerja di antara dua tempat
tersebut, dan nampaknya jauh lagi diibarat sebagai corak Hong Kong dengan
Shenzhen. Jikalau kerajaan negeri Johor masih meneruskan dasar yang konservatif
lagi berdekat dengan ajaran Islam, pelabur asing dan pengilang pasti akan terus
melabur di “Greater Kuala Lumpur”, Melaka ataupun negeri yang lain-lain, sebaik
sahaja projek kereta api berkelajuan tinggi siap dibina beberapa tahun lagi.
Pada masa itu, Johor terpaksalah mengalami “kepiluan berkeseorangan”.
母语教育体系是人民首选学府
母语教育体系是人民首选学府
作者：杨敦祥
【编者按语】作者杨敦祥是民主行动党籍柔佛北干那那州议员，也是人民之友工委会工委。
本文是杨敦祥应林连玉基金邀约为纪念今年的华教节而撰写的一篇文章。
本文的插图是编者所加的，以下是文章的全文——
马来西亚华校发展一路艰辛，师资常年不足、华小不获增建、学额年年爆满，年复一年悲歌不停。这一切皆根源于国家数十年落实歧视和压迫母语教育发展的教育政策。
最终目标“借尸还魂”
《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提出，让国民小学和国民中学在2025年成为所有家长首选学府的最终目标，其实是《1956年拉萨报告书》内第12条文最终目标的“借尸还魂”，即落实一个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国民教育制度。
董总号召反对教育大蓝图签名运动目前已获近60万个签名，但是距离其总目标100万还有一段距离。各界人士都应该配合这项运动，表达大家共同反对《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内种种不利于各源流母语教育生存和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母语教育在教学成果的优越性不容置疑。联合国文教科组织（UNESCO）在1951年就已经指出：“学生一开始上学就应该以母语作为教学媒介，并且应尽量将母语的使用，推向教育的更高阶段上去。”
让母语教育发展到高阶
根据这个标准，马来西亚人民的首选学府其实是以母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学校。政府应根据教育是栽培人才的原则，让母语教育发展到最高阶段。
瑞士位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边界，居住着以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为母语的不同族群。其中，63.6%居民讲德语、20.4%的居民讲法语、6.5%的人讲意大利语。然而，该国却能实行公平合理的教育政策，让不同语言、文化的族群，通过母语学习直到大学阶段。这是国阵政府所应该看齐和学习的。
林连玉在《教总反对改方言学校为国民学校宣言》中所提出“成为马来亚国民，是以尽义务、效忠诚为条件，不是以弃母语、毁文化为条件”。
然而，国阵政府（前身为联盟政府）延续英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政治手腕，数十年来刻意将国民效忠、国民团结与语文学习挂钩，使马来西亚教育体系因政治干预，造成各源流母语教育长年累月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政治干预教育是华印源流教育面对种种问题的根源。
让教育回归本源
数十年来，狭隘的国阵政府执意将误人子弟的单元化教育政策贯彻到底，摧毁了无数有机会成才的幼苗，这是国家的悲哀。让教育回归本源，留片净土给神圣学府，是我国莘莘学子的福音。
落实单元教育政策以同化我国不同民族是我国教育政策的重大败笔。唯有政府承认我国已延续了五十多年错误的教育政策，愿意改弦易辙，我们国家的教育发展才能踏上正轨。
505大选后的国阵政府依旧倒行逆施，各界人士更应响应董总所号召的《反对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签名运动，不要对未来母语教育的困境掉以轻心。
Saturday, December 14, 2013
Tuntutan Hak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yang Adil: “Kerajaan Harus Tubuhkan Sekolah Menengah Bahasa Tamil”
Tuntutan Hak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yang Adil:
“Kerajaan Harus Tubuhkan Sekolah Menengah Bahasa Tamil”
促请政府设立淡米尔语文中学：印裔族群争取母语教育权利的正义诉求
Penterjemahan Kenyataan Media yang Dikeluarkan oleh Sahabat Rakyat
Working Committee dalam Bahasa Mandarin pada 9 Disemb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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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etengah pemimpin kaum India yang sebelum ini masih mempunyai khayalan terhadap tawaran pengampunan klik pemerintah hegemoni UMNO, terpaksa mengikut keinginan akar umbi massa kaum India dengan membuat “aduan terbuka”, agar “kerajaan harus menubuhkan sekolah menengah Bahasa Tam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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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i Jawatankuasa Kerja Sahabat Rakyat mengemukakan kenyataan lima poin berikut, berkenaan dengan seruan pemimpin Parti Makkal Sakti yang “menuntut kerajaan tubuhkan sekolah menengah Bahasa Tamil”:
1. Pengerusi Parti Makkal Sakti, R. S. Thanenthiran mengemukakan tuntutan “menubuhkan sekolah menengah Bahasa Tamil” kepada Timbalan Perdana Menteri, Muhyiddin Yassin yang juga selaku Menteri Pendidikan secara terbuka pada 1 Disember 2013. Dia berasa tidak puas hati bahawa tiada pun sebuah sekolah menengah yang ditubuhkan selepas negara mencapai kemerdekaan selama 57 tahun. Pada pandangan kami, klik pemerintahan hegemoni UMNO mengabaikan keinginan asas masyarakat India dalam hal-ehwal pendidikan selama ini, termasuk kerajaan seharusnya membela sekolah rendah Bahasa Tamil dan menubuhkan sekolah menengah Bahasa Tamil. Di samping itu, dasar pemerintahan dalam politik, ekonomi, kebudayaan, keagamaan dan sebagainya sudah lama bertentangan dengan kepentingan masyarakat India. Akhirnya, ini menimbulkan kemarahan secara berleluasa di kalangan masyarakat India.
Dengan memperolehi kerjasama segelintir pemimpin kaum India yang sanggup menerima tawaran pengampunan, klik pemerintahan hegemoni UMNO telah mengait undi masyarakat India dan menawan kuasa pemerintahan sekali lagi. Selepas itu, mereka bersikap lebih sombong dan degil dalam melaksanakan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2013-2025” yang sudah lama disiap sediakan supaya dapat menghapusk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masyarakat India (terutamanya Tamil) dan masyarakat Cina dalam negara ini secepat mungkin. Sudah pastinya, mereka akan teruskan dasar-dasar pemerintahan yang bertentangan dengan keinginan kaum minoriti dalam bidang politik, ekonomi, kebudayaan, keagamaan dan sebagainya. Berdepan dengan situasi yang begitu genting sekali, pemimpin kaum India yang selama ini mempunyai khayalan terhadap tawaran pengampunan klik pemerintahan hegemoni UMNO, terpaksa mengikut keinginan akar umbi massa kaum India dengan membuat “aduan terbuka”. Walau bagaimanapun, “kerajaan tubuhkan sekolah menengah Bahasa Tamil” merupakan tuntutan adil yang menepati kepentingan dan keinginan masyarakat India (termasuk juga masyarakat yang lain). Oleh itu, adalah kewajaran dan kewajiban kami untuk memberi sokongan terhadap tindakan yang betul tersebut.
2. Sebenarnya, tuntutan penubuhan sekolah menengah Bahasa Tamil daripada masyarakat India adalah serupa dengan tuntutan menambahkan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Bahasa Tiong Hua daripada masyarakat Cina. Kedua-duanya merupakan hak asasi menerima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kaum masing-masing yang diperuntukkan dalam “Deklarasi Hak Asasi Manusia Sejagat” dan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negara kita. Selama ini, klik pemerintahan hegemoni UMNO mengusahakan peminggir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secara beransur-ansur. Akibatnya, sekolah rendah Bahasa Tamil yang dimiliki oleh kaum India telah berkurangan secara mendadak dari 888 buah semasa kemerdekaan kepada 523 buah pada hari ini. Namun dalam tempoh yang sama, populasi kaum India bertambah sebanyak tiga kali ganda (dari 735,038 pada tahun 1957 kepada 1,924,900 pada tahun 2010).
Keadaan pendidikan Bahasa Tamil sekarang adalah lagi menyedihkan jika dibandingkan dengan pendidikan Bahasa Tiong Hua, terutamanya langsung tiada sebuah sekolah menengah Bahasa Tamil yang didirikan. Oleh yang demikian, penubuhan sekolah menengah Bahasa Tamil akan menjadi kritikal dalam memperluaskan penggunaan Bahasa Ibunda di kalangan kaum Tamil. Dengan adanya sekolah menengah Bahasa Tamil, kewujudan jangka panjang sekolah rendah Bahasa Tamil dapat dikekalkan kerana sumber pembekalan guru menjadi stabil. Penubuhan sekolah menengah Bahasa Tamil merupakan tuntutan masyarakat India yang berpatutan, munasabah dan sah di sisi undang-undang demi mempertahankan dan membangunk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mewariskan dan mengembangkan kebudayaan kaum tersebut.
Keadaan pendidikan Bahasa Tamil sekarang adalah lagi menyedihkan jika dibandingkan dengan pendidikan Bahasa Tiong Hua, terutamanya langsung tiada sebuah sekolah menengah Bahasa Tamil yang didirikan. Oleh yang demikian, penubuhan sekolah menengah Bahasa Tamil akan menjadi kritikal dalam memperluaskan penggunaan Bahasa Ibunda di kalangan kaum Tamil. Dengan adanya sekolah menengah Bahasa Tamil, kewujudan jangka panjang sekolah rendah Bahasa Tamil dapat dikekalkan kerana sumber pembekalan guru menjadi stabil. Penubuhan sekolah menengah Bahasa Tamil merupakan tuntutan masyarakat India yang berpatutan, munasabah dan sah di sisi undang-undang demi mempertahankan dan membangunk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mewariskan dan mengembangkan kebudayaan kaum terse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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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adaan SRJK (T) kini amat menyedihkan, Sekolah Menengah Bahasa Tamil
yang diimpikan masih lagi jauh di kaki langit.
（Gambar Daripada: drshafie.blogspot.com/2012/03/mengagihkan-beg-sekolah-kepada-dua-bua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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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emimpin MIC juga pernah menghantar memorandum berkenaan tuntutan membina sekolah menengah Tamil kepada kerajaan sebelum pilihan raya ke-13. Klik hegemoni UMNO bukan sahaja tidak mengendahkan tuntutan tersebut, malah menawarkan pengampunan dan memancing penyertaan beberapa pemimpin Hindraf bagi tujuan mengait undi kaum India demi mengekalkan kedudukan pemerintahan mereka. Tuntutan terang-terangan untuk membina sekolah menengah Tamil yang dikemukakan oleh Pengerusi Parti Makkal Sakthi R. S. Thanenthiran membawa makna khas, terutamanya setelah pengerusi Hindraf Waytha Moorthy mengambil pendirian bertentangan dengan masyarakat India dan rakyat dengan “menerima pengampunan dan berlutut” kepada Najib demi kepentingan individu. Tuntutan sedemikan dikemukakan sekali lagi selepas klik hegemoni UMNO memenangi PRU Ke-13 dan mengekalkan pemerintahan. Ini menunjukkan bahawa massa akar umbi India pasti akan meneruskan perjuangan jerih payah memperjuangkan hak asasi seperti sediakala, atas pengajaran kejam daripada realiti. Walaupun mereka pernah mengalami kegagalan dan halangan, perjuangan mereka demi hak asasi dan maruah kaum tidak akan digagalkan dan dimusnahkan atas sebab sesetengah pemimpin yang membelakangi dan mengkhianati ataupun meninggalkan perjuangan ini.
4. Masyarakat India sekali lagi mengemukakan tuntutan membina sekolah menengah Tamil membuktikan bahawa: Sungguhpun klik hegemoni UMNO memeras otak mencari akal untuk menindas dan melumpuhkan kewujudan dan pembangunan sekolah menengah bahasa Ibunda masyarakat kaum-kaum lain (terutamanya kaum Cina dan India), namun ia tidak dapat mengekang kesedaran rakyat pelbagai kaum (termasuk kaum Melayu). Ia juga tidak dapat menghalang kaum minoriti di negara kita melaungkan tuntutan untuk memperjuangkan hak pendidikan samarata; Sungguhpun klik hegemoni UMNO bertindak keras untuk melaksanakan dasar pendidikan “Satu Negara, Satu Bangsa, Satu Bahasa” yang bertujuan untuk menjalankan pengasimilasian secara paksa, ia tidak dapat menghalang masyarakat Cina daripada berdikari dan berjuang keras demi mempertahankan kewujudan dan pembangunan sekolah persendirian Tiong Hua. Kedua-dua tuntutan masyarakat India memperjuangkan penubuhan sekolah menengah Tamil dan aspirasi masyarakat Cina membantah pengubahan sistem sekolah Cina dan mempertahankan sekolah persendirian Tiong Hua sejak 1960an merupakan satu manifestasi konkrit rakyat tertindas memperjuangkan hak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samarata. Parti-parti politik demokrasi, pertubuhan-pertubuhan bukan kerajaan (NGOs) dan rakyat tertindas pelbagai kaum seharusnya prihatin dan menyokong tuntutan tersebut.
5. Sebagaimana yang kami ketahui, hanya Dong Zong dan Pusat Pembanguan Kebudayaan LLG yang telah menyuarakan sokongan mereka terhadap tuntutan masyarakat India terhadap kerajaan untuk membina sekolah menengah Tamil pada 2 Disember dan 6 Disember masing-masing. Selain daripada itu, tiada lagi perhatian dan maklum balas yang sepatutnya daripada parti politik (terutamanya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Parti Keadilan Rakyat Malaysia, Parti Islam Se-Malaysia dan Parti Sosialis Malaysia) dan pertubuhan-pertubuhan pelbagai bidang (terutamanya pertubuhan yang nampaknya radikal dan sentiasa mengeluarkan kenyataan sepanjang 10 tahun ini, serta organisasi kebudayaan dan pendidikan dan pertubuhan pimpinan dalam masyarakat Cina dan India yang berkedudukan tinggi dan pernah menyumbang) terhadap tuntutan tersebut. Keadaan ini betul-betul menimbulkan keraguan dan kerisauan sesiapapun yang mencintai bahasa ibunda pelbagai kaum.
Monday, December 9, 2013
促请政府设立淡米尔语文中学：印裔族群争取母语教育权利的正义诉求
促请政府设立淡米尔语文中学 ：
印裔族群争取母语教育权利的正义诉求
人民之友工委会2013年12月9日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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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原本对巫统霸权统治集团的安抚收编还存有一丝幻想的印裔族群领袖也不得不遵循印裔基层群众的愿望与要求，向当权者“公开呛声”，提出“设立淡米尔语文中学”的诉求。 |
我们，人民之友工委会，针对人民力量党领袖发出的“促请政府设立淡米尔文中学”的呼吁，发表以下5点声明——
一、 人民力量党主席达仁迪南在2013年12月1日公开向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提出“设立淡米尔语文中学”的诉求，他对国家独立了57年还没有设立一所淡米尔语文中学，感到愤懑。我们认为，巫统霸权统治集团长期以来在教育方面罔顾印裔族群要求政府照顾淡米尔语文小学，以及要求政府设立淡米尔语文中学的基本愿望，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等方面的倒行逆施，已引起印裔族群的普遍愤懑；巫统霸权统治集团在一小撮接受招安的印裔领袖的配合下，在第13届大选骗取了印裔族群的支持而又赢得政权以后，更加嚣张顽固推行其蓄谋已久的《2013—2025年教育发展大蓝图》，以便在国内尽快消灭印裔（主要是淡米尔）族群和华裔族群的民族语文教育，而在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方面的继续倒行逆施，更是不在话下；面对当下如此严峻局面，就连原本对巫统霸权统治集团的安抚收编还存有一丝幻想的印裔族群领袖也不得不遵循印裔基层群众的愿望与要求，向当权者“公开呛声”了。无论如何，“促请政府设立淡米尔语文中学”是符合印裔族群（当然也包括其他族群）利益和愿望的正义诉求，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支持这项正当行动。
二、 印裔族群要求设立淡米尔语文中学，跟华裔族群要求增设华文（独立）中学一样，都是《世界人权宣言》和我国《联邦宪法》规定下各个族群所应享有的接受民族母语教育的基本权利。巫统霸权统治集团长期实行逐步边缘化民族母语教育，使到印裔族群所拥有的淡米尔语文小学，从独立时的888所锐减到今天的523所，而印裔人口却增长了近3倍（从1957年735,038人增长到2010年1,924,900人）。印裔淡米尔语文教育的处境比华文教育的处境更加可悲，尤其是连一所淡米尔语文中学都没有。因此，设立淡米尔语文中学，对推广淡米尔族群使用母语，以及为淡米尔语文小学提供师资来源，维持淡米尔语文小学长期存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印裔族群维护和发展民族母语教育、传承和发扬民族固有文化的合情合理合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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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存的淡小处境堪虞，梦想的淡中遥遥无期。 （图片来源：drshafie.blogspot.com/2012/03/mengagihkan-beg-sekolah-kepada-dua-buah.html） |
四、 印裔族群又一次提出设立淡米尔语文中学的事件证明：尽管巫统霸权统治集团费尽心机打压和破坏其他族群（主要是华印族群）的母语中学的生存与发展，却无法抑制各族人民（包括巫裔族群）的普遍觉醒，不能阻止国内少数民族发出争取平等教育权利的诉求；尽管巫统霸权统治集团强硬实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文”的强制同化的教育政策，却不能阻止华裔族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保卫华文独中的生存与发展。印裔族群争取设立淡米尔语文中学的诉求，和华裔族群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反对华文中学改制、维护独中生存发展的愿望，两者都是国内被压迫人民争取平等的民族母语教育权利的具体表现，理应受到全国民主政党、非政府组织（即民间组织）和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的密切关怀和大力支持。
五、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印裔族群这次提出促请政府设立淡米尔语文中学的诉求，除了董总及林连玉基金分别于12月2日及12月6日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以外，似乎没有引起国内几个民主政党（主要是民主行动党、人民公正党、伊斯兰党以及社会主义党）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即民间组织，尤其是那些近10年来在民主人权课题上经常发表声明、表现鲜明激进的各领域的非政府组织，以及那些一路来在维护华印民族母语教育，颇有言论地位也曾做出贡献的华印族群社会的领导组织和文化教育团体）应有的关注和响应。这种现象的发生，确实令许多热爱民族母语教育的人士疑惑和忧虑。
Sunday, December 8, 2013
MAS Must Immediately Revoke Suspension of Union President Ismail Nasaruddin; Worker Right Issue Should Be Resolved By Negotiations Not ‘Union Busting’
MAS Must Immediately Revoke Suspension of
Union President Ismail Nasaruddin;
Union President Ismail Nasaruddin;
Worker Right Issue Should Be Resolved By Negotiations
Not ‘Union Busting’
Not ‘Union Busting’
3 December 2013
We, the 43 undersigned civil society groups, trade unions and organizations are disturbed by the news that Malaysian Airlines, a government linked company, has suspended the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Union of Flight Attendants Malaysia (NUFAM), Ismail Nasaruddin in connection with a statements made to the media by the Union, which amongst others suggested that MAS’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 Ahmad Jauhari Yahya who was appointed in 2011, should resign. Ismail was allegedly suspended without allowances with immediate effect starting Nov 8 following a news report quoting him that was published on the same day.
According to a news report, ‘…NUFAM Secretariat said it is calling on the prime minister to review Jauhari's contract and remove him as the CEO of MAS, which is a government appointed position, unhappy that there has been no changes in resolving the cabin crew's problems…’ (The Sun Daily, 8/11/2013, NUFAM calls for resignation of MAS' CEO).
Amongst the alleged grievances being raised by NUFAM, which represents 3,500 cabin crew at Malaysia Airlines (MAS), as was contained in the said Sun Daily report are:-
· New policy imposed by MAS on a weight control ruling where cabin crew are told to reduce their weight to achieve a certain body mass index within three to six months. Failure to do so would result in an automatic transfer to ground work. The new rule is also a blanket policy and affects all cabin crew members including those who have just returned from maternity leave and may find it difficult to drastically lose weight within a short time frame;
· Cabin crew who joined in 2004 or later are no longer able to enjoy the transport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airline for pick-up from home, and Ismail said this is unfair to those who joined in 2004 or later, as they had signed contracts that included transportation as part of the benefits; and
· That the MAS management have allegedly cut costs drastically which affected the cabin crew resulting also a failure to review allowances and salaries.
We are especially concerned with this ‘weight control ruling’ which certainly is discriminatory against women, especially to those returning from pregnancy. Increase of body mass index sometimes may be beyond the control of a human being, and this really should not be used to affect their employment.
NUFAM alleges that it wants MAS to sit down with the Union to discuss and negotiate a new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 (CBA/CA) but apparently MAS is not interested to do so at this moment, citing as reason some judicial review.
Now, MAS has commenced disciplinary actions against Ismail Nasaruddin, and according to a Malaysiakini report, it is allegedly because MAS said Ismail had acted in contradiction with his duties as a chief steward of the airline by issuing the statement. (Malaysiakini, 14/11/2011, MAS suspends chief steward for criticising CEO)
Now, clearly the statements were made by Ismail in his capacity as President of the Union, representing some 3,500 workers, and as such he has the duty and obligation to fight for the rights of workers and that includes applying pressure on the employer and even calling for the removal of any of such employer’s officers or even Directors who is standing in the way of a prompt resolution of the dispute. Unlike employers, every day that a worker’s issues is not resolved, it is the workers that will continue to suffer. A prompt resolution is best and just.
No worker, group of workers or unions should be barred from making public statements to the media or otherwise in the struggle for worker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This right is clearly acknowledged in the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s, Groups and Organs of Society to Promote and Protect Universally Recognized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commonly known today as the UN Human Rights Defender Declaration.
We condemn the action of Malaysian Airlines (MAS) in commencing disciplinary actions against a Union leader, and urge MAS to immediately stop this and revoke the suspension of Ismail Nasaruddin.
We call on MAS to immediately sit down, negotiate and resolve these outstanding worker issues with the trade union rather than resorting to ‘union busting’ strategies which include disciplinary actions against worker and union leaders who dare to fight for worker rights.
We call on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to immediately to act, given the fact of the much influence it has in a government-linked company like MAS, to ensure that justice is done for Ismail Nasaruddin, the Union and its members.
Senator Syed Shahir bin Syed Mohamud - Senator in the Malaysian Parliament
Charles Hector - Human Rights Defender and lawyer;
Mohd Roszeli bin Majid - Vice President (Private Sector) Malaysian Trade Union Congress(MTUC), and also the President of the TNB Junior Officers Union;
Pranom Somwong - Workers Hub For Change (WH4C), Asia Pacific Forum on Women , Law and Development ( APWLD);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following 43 civil society groups, trade unions and organizations
ALIRAN
Asia Pacific Forum on Women, Law and Development (APWLD)
Cambodian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DHOC)
Center for Orang Asli Concerns (COAC)
CWI Malaysia (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 Malaysia)
Damn the Dams
Dignity International-Asia
Friends of Burma
Human Rights Ambassador for Salem-News.com, United Kingdom
Jaringan Rakyat Tertindas(JERIT)
Kesatuan Eksekutif AIROD (KEA)
Kesatuan Pekerja-Pekerja Polyplastics Asia Pacific
Kesatuan Sekerja Industri Elektronik Wilayah Selatan Semenanjung Malaysia (KSIEWSSM)
MADPET (Malaysians Against Death Penalty and Torture)
Malaysians for Beng Hock
Malaysia Youth & Students Democratic Movement (DEMA)
MTUC Pahang
National Union of Hotel, Bar and Restaurant Workers (NUHBRW)
Network of Action For Migrants in Malaysia (NAMM)
Paper and Paper Products Manufacturing Employees Union (PPPMEU)
Philippine Alliance of Human Rights Advocates (PAHRA)
Parti Rakyat Malaysia (PRM)
Parti Sosialis Malaysia (PSM)
Partido ng Manggagawa (Labor Party-Philippines)
Pax Romana-ICMICA Asia
Peoples' Green Coalition
Persatuan Kesedaran Komuniti Selangor (EMPOWER)
Persatuan Sahabat Wanita, Selangor
Pusat KOMAS
Sahabat Rakyat Working Committee
Sarawak Dayak Iban Association[SADIA]
SUARAM
Tenaga Nasional Junior Officers Union (TNBJOU)
Tenaganita
The Filipino Women's Organization in Quebec
WIRDA (Women’s Institut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Advancement), Malaysia
Women’s Centre for Change Penang
Workers Hub For Change (WH4C)
Yayasan LINTAS NUSA – Batam, Indonesia
Saya Anak Bangsa Malaysia (SABM)
Law and Society Trust.Colombo Sri Lanka
ITUC(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教育改革须从反掉《1996年教育法令》17条（1）做起
教 育 改 革
须从反掉《1996年教育法令》17条（1）做起
须从反掉《1996年教育法令》17条（1）做起
作者：吴振宇
本文是吴振宇应林连玉基金邀约为纪念今年的华教节而撰写的一篇文章。他日前发送给人民之友工委会秘书处，请求将它发表在本部落格。
作者在本文所表达的立场与观点，跟人民之友工委会在2012年11月21日《抗拒巫统国阵消灭华、淡民族语文教育；反掉1996年教育法令第17（1）条文！》声明与2013年8月25日《建议华团一致张挂布条：“坚决拒绝《教育发展大蓝图》”！》声明所表达的立场与观点是相一致的。
作者在本文所表达的立场与观点，跟人民之友工委会在2012年11月21日《抗拒巫统国阵消灭华、淡民族语文教育；反掉1996年教育法令第17（1）条文！》声明与2013年8月25日《建议华团一致张挂布条：“坚决拒绝《教育发展大蓝图》”！》声明所表达的立场与观点是相一致的。
本文的两张插图是编者所加的，以下是文章的全文——
从2012年9月11日《2013-2025教育发展大蓝图初步报告》公布，到2013年9月6日副首相兼教育部長慕尤丁正式推介《2013-2025教育发展大蓝图最终报告》的一年时间里，我国华人社会以及华教人士对此《大蓝图》特别关注和警惕。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从上个世纪50年代至今，政府在各个阶段出台的教育报告书（如 1951年《巴恩报告书》、1956年 《拉萨报告书》、1960年《拉曼达立报告书》、1969年《阿兹士报告书》、《1997年内阁教育报告书》），都旨在消灭华、淡民族母语教育，落实单元（马来文）教育的“最终目标”。
至今，除了华教运动领导组织董总推动“反对《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内不利于母语教育生存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百万签名运动、在全国各地频繁举办汇报会外，许多华团也详细研究《大蓝图》的各项转型计划，并提出改善建议。比如林连玉基金、华研、隆雪华堂等16个团体就于2013年5月出版了《改革国民教育：“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初版）”的评析与建议》。尔后在《大蓝图》最终报告出台后，于2013年10月13日再联合教总、校长职工会等共27个团体联办“教育蓝图与国民教育的前路”研讨会，积极谏言。
尽管华社领导组织熙熙攘攘，只是一片声浪，终究无法遏制国阵政府继续推行旨在实现“一个国家，一种语文，一个源流”这个“最终目标”（强制同化）的《大蓝图》。追根究底，最根本的原因是上述华社领导组织的抗争行动，大多流于表面议论，隔靴搔痒，或看不清《大蓝图》的真实面目，对国阵统治集团还存有幻想。
董总主席叶新田在2005年上任时就曾指出“我国华文教育要能摆脱变质、式微甚至死亡的威胁……就必须在国家教育政策层面去解决”、“各民族母语教育在教育政策及教育法令下获得公平合理的地位，这是一项必须长期努力、永不放弃及不能讨价还价的工作目标”。曾担任董总首席行政主任长达25年，现任林连玉基金董事莫泰熙也于2009年9月26日出席新山“新纪元•董教总•华教运动”讲座会发言《一个‘永远的华教园丁’眼中——我国华教运动的过去与未来景观》中表示 “从 1961年教育法令到1996年教育法令，“母语教育”根本没有地位……当权者通过教育法令要将华文教育连根拔起”。
由此可见，在独立后实行议会民主的马来西亚，破坏多元文化教育源流、强行单元化教育政策 、企图消灭华、淡民族母语教育的罪魁祸首，就是操控选举而掌握政权已逾半个世纪的以巫统为主导的国阵统治集团，1996年教育法令第17（1）条文正是统治集团架在华印（当然包括其他少数民族）母语教育脖子上的铡刀，只等时机到来，就要‘咔嚓’一声，就此一了百了。我们必须认识到，写得表面冠冕堂皇的《教育发展大蓝图》只是国阵统治集团在执行强制同化的教育政策的关键时期，用来欺骗人民的“糖衣毒药”，以实现其“最终目标”的最新迷人花招罢了，巫统霸权统治集团并非真心诚意进行教育改革。这从那吉上台以来推行的各项转型计划，在种族霸权思想的支配下，最终都落得胎死腹中或空雷不雨的结局得到印证。
因此，想要在国家教育体制中实现多元文化的理念，我国华教与华社领导组织和领袖就必须首先丢掉对巫统主导的国阵统治集团的幻想，展现“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坚定意志，带领全国热爱民族教育的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开展“坚决拒绝《教育发展大蓝图》，反掉 《1996年教育法令》第17（1）条文”的广泛斗争，不得为着个人利害关系而趋炎附势，或软化妥协、放弃立场，或甚至接受招安收编。林连玉基金署理主席刘锡通就在他受邀在2013年10月20日柔佛州古来举行的“民间组织•议会斗争•民主人权”论坛上发表的论文《民间组织必须掌握议会斗争; 建立联合阵线 力争民主人权》中批评董总（为了反对《大蓝图》而）进行的签名、汇报、呈备忘录等行动是“旧模式”，而董总领导人“一会儿说要投诉到联合国，一会儿说要告政府，但却是空雷不雨，这种举棋不定的风格真叫人无所适从”。
总之，只有在我国华社对霸权统治的政治觉醒提高，抛弃对统治集团所存有的幻想，领袖们（尤其是华教领袖们）勇于领导群众坚决反掉 《1996年教育法令》第17（1）条文（这是当前阶段巫统主导的国阵政府消灭华印民族母语教育的关键性措施和最主要的法律依据），大家所追求的“多彩多姿，共存共荣”的美好理想才有望实现。教育改革必须从废除关键性的法律条文做起，否则，一切都是流于“舍本逐末”的空谈，难逃最终失败的厄运。
在一年一度的华教节来临之时，笔者愿以族魂林連玉的一句言论：“一個民族要获得平等的权利，不是作了呼吁就可以达到目的的，必須经历挫折，忍受牺牲，不断奋斗，然后才有所成”（摘自郑良树编的《林连玉先生言论集》），与读者共勉，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写于2013年11月10日
*1996年教育法令17条(1)规定：“除了在1996年教育法令下设立的国民型小学，或者部长所豁免的其他教育机构以外，在国家教育体系中所有的教育机构，都必须以马来西亚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