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在新加坡学不到未来
作者/来源: 魏峰 / 观察者网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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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唯一华裔占多数的国家，再加上陈嘉庚先生等老一代南洋华侨遗泽，大多数中国人或多或少，都对它有过特殊关注。自独立以来，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了继日本之后第二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亚洲国家，去年人均GDP达5万美元，高居世界前十，确实成绩斐然。再加上新加坡自独立以来，一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政局相当稳定，被称为威权与市场的完美结合范例。于是，无论海内海外，许多舆论都声称，新加坡与中国的体制接近且更为完美，最适合中国参照模仿。众多中国官员纷纷赴新加坡留学，学习执政经验。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万名中高层官员去过新加坡。但是，他们能学到什么呢？
不必羡慕新加坡的经济发展
新加坡模式最拿得出手的就是其经济成就。这一点当然不可否认。但是，新加坡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国，面积仅70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300万，还不到中国一个较小的地级市。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早在独立前就是整个东南亚经济的中心枢纽，拥有当时亚洲最好的基础设础，甚至超过欧洲的平均水准。李光耀之流一再暗示新加坡过去是一个既落后又孤立的破败城市，纯粹是为了树立家族独裁的神话。独立后新加坡摆脱了英国对于殖民地的榨取和压制，人民习性勤劳，又没有偏远地区需要扶助，不出现经济腾飞恐怕才是奇闻。
这些条件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根本就无法学习和模仿，而且如果以单纯的城市来比较，深圳在三十年前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现在已是现代化的特大城市，发展速度比新加坡更快数倍。无论比哪方面，深圳经验都远比新加坡经验更加辉煌，中国官员又何必舍近而求远呢？
1900年的新加坡
如果说这种理论争论还比较空泛，眼前还有更实实在在的案例。
1994年，正因为仰慕所谓新加坡经验，中国决定与新加坡共同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区，并将园区的大多数股权，和负实际运营管理权全部交给了新加坡方面。但新加坡人很快就让中国失望了，园区年年亏损不说，建设和招商成果也始终诸多不利。亏到1999年，两国政府经过长期谈判签订了新的备忘录，从2001年起将多数股权和运营管理权转交给中方，结果从2001年当年开始，园区即扭亏为盈，发展更是一日千里，成为了全国著名的工业开发区之一。现在这个开发区的人均GDP是4万美元。
如果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就不否质疑的证明了，所谓的新加坡经验，即使在其最擅长的经济领域，在中国也不见得能比得上“土经验”。
新加坡的社会政策学不了，也不能学
新加坡公认最好的施政是其以组屋——即(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核心的住房政策，这也是人民行动党能够长期执政，在经济和社会因素上的最关键原因。
但这套政策别人也很难直接套用。
1966年新加坡制定了强制征用土地的法律，开始时新加坡只有44%的土地为国家所有，到1985年，仅建屋发展局就已经拥有新加坡近75%的土地资源，而新加坡政府直到1995年才开始按市场价格向原主人提供补偿（这里的“市场价格”仍是只指征用前的原值，土地使用状况变化导致的升值不予考虑）。低廉的土地成本是新加坡能有财力大规模建设组屋的关键，而只要看看我们国内主流媒体对于“钉子户”们的无条件支持，就能想见，中国政府也如此效法的话，会有多快就被唾沫所淹没。
如果说住房政策还只是很难学，新加坡的社保政策就是根本不能学，也不应学。
李光耀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和人民行动党一直挂在嘴上的原则就是，绝不允许新加坡变成一个高福利国家，绝不能让人民偷懒。如果仅仅是反对欧洲式的高福利，这话当然不能说就是错的。但实际上，新加坡的社保原则是政府不为基本的养老、医疗、失业及救贫保障花一分钱。以世界人均第十的经济高度发达国家水准，新加坡却存在大量70甚至更高龄以上的老人要工作糊口，而且往往是从事体力劳动才能养活自己。2012年一位80岁的老人在做清洁工作的菜场里猝死，震惊全国，但新加坡政府却依旧毫无反应——累死老人本来就是新加坡财政得以维持的前提。
辛勤工作的新加坡老人
新加坡唯一覆盖大多数国民的社保制度就是中央公积金，相当于他国住房、养老、医疗、失业等所有社保项目的总和，但与其它国家都不同的是，新加坡公积金要由个人缴纳大头，一般占工资的20%，而雇主缴纳的比例大多只在13%-15%间。以上海作为对比，同样的住房、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个人缴纳比例为18%，而雇主为44%。而新加坡政府本身，对公民是没有救济帮扶责任的。
这些难道也是大多数中国人希望的未来方向吗?
至于在劳资关系和财富分配上，新加坡更是从来赤裸裸的完全倾向于雇主和富人，它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欧美大多数国家，但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要差很大一截。如果不是住房问题解决的比较好，如果不是新加坡实在太小，抬抬脚就能到物价较低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消费娱乐，甚至看病、养老，对于大多数身处中下层的新加坡人来说，这个“第一世界”实在没有什么意义。
新加坡的“廉洁牌”很虚假
对于“新加坡模式”来说，新加坡的廉洁度一直是最大的王牌。李光耀、李显龙和人民行动党也一直以此夸赞自己的操守和能力举世罕见。应该承认，新加坡的吏治，尤其是对中下层公务员的管理，有着相当出色的一面。严格的职权划分，清晰的办事流程、详细的法律规章，加上超级优厚的薪水及福利（注1），让这些老百姓最经常接触的政府人员，既难以贪腐索贿，也没有多少必要贪腐索贿。这方面的经验确实值得学习和借鉴。
但是，对于在政治和经济事务上真正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新加坡高官，也就是人民行动党高层来说，所谓的制约制衡几乎完全就是装装门面。他们和他们的家族、亲朋，早就完全占据了新加坡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关键职位，几乎整个国家实际都已经是他们的，个个可以完全合法的大发其财。用拙劣的手段贪污一点小钱，非不能也，只是不屑罢了。
就以吴作栋为例，他任总理时的年薪是一百多万新元（600万人民币），还自称因为只有这份收入，所以自己实际是世界上最穷的总理之一，但他太太陈子玲的一次无心之语却把他家的实际财力水准捅破了。
2005年新加坡最大的慈善机构全国肾脏基金会NKF，爆发主席杜莱（Durai）滥用善款丑闻，此案堪称新加坡的郭美美事件（注2），只不过杜莱被抓到的是直接用善款给自己发高薪和各种奢侈享受。陈子玲是NKF当时的三位名誉赞助人之一，但她在亲自听审后却公开表示杜莱行事除了不太透明外，并无其它不妥，还向记者发表了一句著名的话，大意是象杜莱这样掌管机构千万财产的人来说，年薪60万新元（超过300万人民币）只是“一粒花生”（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