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教主权在民，董总不能垄断

作者：潘永强

新纪元学院风波演变至今，震央虽在董总，但余震不断外延扩散，日渐扩大为华教基层力量的分裂、公民社会的失灵，甚至是华文左翼的决裂(这里当然还可以区分为真左和假左)，其效应既深且广，为近年所罕见。

事变至今，现在问题不在于新院会不会变质，而是董总自身是否已经变质。如果在叶新田领导下的董总继续为所欲为，违章乱纪，偏离华教运动的利益与共识，那么未来变质的何止是新院，更可能是这一支国内历时最久远的母语教育平权运动，进一步呈衰败与分裂之势。届时不只董总将被一群社会边缘人所挟持，保守的政治力量也必定长驱直入，前景狼藉堪虞。

事实上，在2008年大选前，董总主席叶新田即已率团奔赴马华大厦与黄家定相拥，签署至今诡谲不明的新校地备忘录，成为当前风波的爆发点。清醒的观察者由此即可判断，马华公会与董总的可能合流，将崛起为当今华社两股最保守的力量，这也是马华公会继侵蚀媒体自由之后，另一项掠夺文化权力资本的大战略。尽量黄家定已经落荒而逃，可是一旦国家、马华、叶新田的“三结合”完成应有的部署，其后果仍然不堪设想。

因此，董总的变质远比新院会否变质，更加关键。经此一役，董总无论面对社会或是国家时，其道德声望与社会基础都严重萎缩，创历史新低。新院事件也说明，董总已从民间社会力的龙头老大，沦为社会的乱源与丑角，特别是如今为董总与叶新田形象代言的人物，竟然是谢清发、蔡维衍、林大铧等一时俊彦，更为这一出悲剧增添许多荒谬情节。四分之一世纪前董总打入国阵未成，如今却为国阵大开城门，小兵真是立下奇功。

庆幸的是，经过连月来社会众多讨论，也使事情日益清晰，舆论逐渐把这个乱源的矛头直指一人：即人称“华教败家仔”的叶新田。叶氏是从基层出身，一路奋发向上，本为佳话，可惜如今反利用一群失意的边缘人将董总挟持私用，令华教运动丧失原有的公共性、包容性和专业性。就此而言，“华教败家仔”的论断不算失实，只是对既定事实的客观陈述而已。　
于今看来，新院风波投下的震撼，若论未来影响，有可能超出当年空头政客黄家定主导的华文报业大并购。一来当日的反收购力量呈现社会一致，没有大多杂音，华社不曾有过分歧。二来，随着《东方日报》与网络媒体的成长，报业重组与并购无法完全实现垄断后的舆论、市场与政治效果，遑论公信力，黄家兄弟在2008年输到遍地捡内裤，就是明证。但是，董总在腐败与堕落之后如果仍然垄断华教事务的绝对权力，对公民社会的打击及其预期的后果，就相当可怕、危险以及恶心。
面对险峻形势，新院风波已然不是董总的内部事务，也不容“华教败家仔”把十年建设付诸流水。然而，董总还试图以“捍卫主权”或“捍卫董教总”的论述，来阻挠社会议论新院的人事浩劫，既属荒诞，也似是而非，并不能够成立。事实上，华文教育运动是百年来马华社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传统”，一直以来华教主权皆为全体华社所有，亦即华教主权在民，从来就不是董总等一小撮领导人所能独占、垄断和排他据有。

换言之，华教主权实为社会共有，董总并不能占据华教运动的主权。过去以来，华教运动的主权所有者，亦即广大的公民社会成员，是基于教育事务的专业性和职能需要，才将一部份“主权”让渡给董总领导层去履行职责，也代表发言，但不表示让渡出去的部份主权不可收回、不能质疑，彼此应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在华教事务中，至今没有迹象显示有人侵害到董总的“主权”，因为华教向来是主权在民，故根本不存在主权的所有者侵害“董总主权”的荒谬说法，也没有人要摧毁董总的职能与地位，历来真正想要摧毁或是收编董总者，均来自巫统和马华的保守政客，而非支持华教运动的广大基层。如今的症结，其实是华教主权所有者对受托者的能力、操守与倾向开始存疑，进而提出完善治理的要求而已，岂可扭曲为侵害“董总主权”？

如果董总在代行受托的职能时，有违华教基本利益和共识，主权所有者自然可以重新考虑是否撤销或变更给予董总的委托。董总的“主权”并非天命神授，也非不可挑战的无上绝对，因为华教主权本属华社共同拥有、分享和治理。在林连玉先生的言论中屡屡提及“公意”的说法，就是体现华教运动主权在民的思路，需要符合共识，共同与公开决策。

况且，按委托──代理的关系，主权受托者如果滥用权力，社会公意在必要时还可以行使抵抗权。然而，围绕在叶新田身边的社会边缘人群体，却一再祭出“捍卫董总主权”的说法，无疑只是竖立稻草人，或是制造出一个并不存在的敌人，有违事实与根本，也不符现代非营利组织的治理规范。
基于华教主权在民的概念，这个运动的主体和它的广大参与者，在董总有违专业、公正与透明，并伤害到华教长期利益时，自然有权对此一重大危机作出反应与行动，因为这正是体现、行使和保卫运动存亡的手段与时刻。易言之，华教主权在民，华教是人人的华教，非董总或叶新田一人所能独占和垄断，“董总主权”之说只是虚假命题，更是叶新田等人的一块遮羞布，以阻止社会公论，以及掩护他们不可告人的隐性议程和私欲利益。

进一步而言，既然华教的主权为全社会所共享共有，一旦董总发生操守与领导危机，而有失灵之虞，它就丧失继续垄断和支配华教事务的绝对权力。往后，华教公益事业的治理权力，应慎重思考权力的多元与分散，并建立制衡体系与问责机制，才可避免董总腐败、堕落和失灵之后，对公民社会造成的风险与打击。就此而言，华总与隆雪华堂的适时介入，起到了纠错和匡正的作用，也是公民社会内部相互监督与制约的可贵案例。

华教的主权在民，是至为重要的信念。现在看来，华教运动的内部权力分配也不宜被单一机构所垄断，而应朝更为多元的分工协作体系发展。如同华文报业不能被一家垄断，马华公会不能被一姓垄断的道理相同，华教的决策与董总的治理，也不能任由一人一派垄断和支配。也就是说，如果董总在某些专业职能上没有负起应有角色，或放弃承担必要的责任，那么其它社会力量就应该取而代之，以填补董总失灵之后的空间。

在西方的非营利组织发展上，这类组织虽然独立于国家之外，但彼此之间也可以建立竞争体制，在同一个议题上通常不宜由单一机构完全占据所有资源，否则公民社会的体质就不可能健康茁壮。因此，我国华教运动也应该走向多元与竞争，尤其在效率、专业和公信力上展开竞争，才能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例如培训、教改、研究等等。董总已经不再是圣牛，也不能再包揽和垄断华教事务的治理权力，如果它做不好或不愿做好，新生和有活力的社会力量其实可以进入相关领域，为社会创造多元的选择和有意义的价值。 （19-12-2008）

（作者在2008年12月21日论坛现场提供的是初稿，现为修订稿）

作者简介：
政治评论作者，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学士、东亚研究所硕士、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华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及《人文杂志》执行编辑。自2000年起，先后在国内主要媒体撰写评论或专栏文章，并常受邀公开讲评政治时事。着有《马华政治散论》；编有《旧政权新政府：马来西亚2004年大选与政治走向》（2004）；合编“民间评论”系列共4种：《解构媒体权力》（2002）、《华人政治思潮》（2003）、《再见马哈迪》（2003）、《走近回教政治》（2004）。

此论文已张贴在网络媒体《当今大马》的“特约评论”专栏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9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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