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梦＂变成了虚幻的神话！ |
| ——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美国梦＂ |
作者：徐崇温(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一、“美国梦”的精神和物质支撑的构建
亚当斯所说的“明天将会比今天更好”的信念，至少可以追溯到1620年102名英国清教徒乘“五月花”号木帆船登上美洲新大陆的十年之后，温思罗普关于清教徒对“山巅之城”即“希望之乡”的寻找的布道文。以后，由于北美殖民地在英国议会中并没有议员代表，而英国议会为弥补英国在与法国的七年战争后造成的巨额亏空，在1763年以后向北美殖民地不断地征税和增税，被北美殖民地认为这是在剥夺他们作为英国臣民的权利而加以反对和反抗，矛盾积累和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终于在1775年爆发北美殖民地反对英国统治者的独立战争，并在1776年取得了胜利。由此，揭开了美国人构建“美国梦”的精神和物质支撑的新的一页。
虽然把北美当作“希望之乡”的梦想早就存在，但具体的“美国梦”却是在其精神和物质支撑逐步构建起来的过程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而来的。这个构建过程，大体上来说，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关键性环节：
第一个关键性环节，是1776年托马斯•杰弗逊执笔起草的《独立宣言》，把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然权利论奉为美国的立国之本，把希望作为国家的中心思想。
《独立宣言》庄严地宣称：“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人在被创造出来时就是平等的。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正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设立政府，而英皇乔治三世“不堪做一个自由民族的统治者”，英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是一贯压制人民的专制政府；正是由于它侵犯了这些天赋人权——自然权利，各殖民地才在忍无可忍的屈辱下起来推翻它的统治，力求成为“地球上的国家之一，自然法和上帝法认为它们该享受独立和平等的国家”。
马克思曾经把《独立宣言》评价为全人类“第一个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的特点在于：它在谴责英国的殖民统治时所依据的，并不是北美殖民地的一些具体的不满，而是一种不仅在美洲、同样也在欧洲赢得普遍支持的宽泛论据，因此就具有更为普遍的历史意义；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它在这么做的时候，又使原来由英国哲学家洛克所表述的人的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对幸福的追求权这种天赋人权——自然权利，从抽象的理论思维，上升到了现实的政治权利和原则的高度。应当说，这是支撑“美国梦”的第一个精神支柱。
但在另一方面，《独立宣言》又用有关权利和平等的抽象议论掩盖了现实生活中的种族矛盾、阶级矛盾：首先，在当时的北美殖民地生活着的，不仅有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去的移民，而且有以此为生活栖息之地的土著的印第安人。但在欧洲移民到来，用血与火把他们征服之后，又把他们排除在《独立宣言》所说的 “被创造出来时就是平等的”“所有人”之外。据统计，在1492年，美洲的印第安人有120万，在被欧洲来的移民杀戮、驱赶、强迫迁移到所谓“保留地” 后，到1910年时仅剩22万，直到1924年，印第安人才获得美国公民的资格。
其次，北美殖民地的黑奴也被排除在《独立宣言》所说“被创造出来时就是平等的”“所有人”之外。在杰弗逊执笔起草《独立宣言》时，他的庄园里就有200多名奴隶。本来，在《独立宣言》的草稿里，杰弗逊曾列有一项谴责奴隶制“违反人性”的条款，但后来在奴隶主集团的压力下，这个条款被删去。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里，美国宪法在承认人权的同时，又确认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直到1862年林肯签署《解放宣言》时，才把占美国人口3/5的黑奴解放出来，成为和白人一样享有自然权利的人，但种族歧视仍然在很长时间内继续保留着。1963年8月，马丁•路德•金在向参加全国“向华盛顿进军”的人群发表演讲时，还表示自己坚信没有种族界限的美国梦想是“深深植根在美国梦之中”的，呼吁让黑人获得正当的生活方式，不要以种族、而要以“品德的优劣”来作为评判人的标准。直到1970年的《民权法》，美国才废除了“文化测验”、“人头税”等对黑人选举权的限制。
此外，美国人民中一切被统治阶级视为异己的言行、人员和组织也都被排除在人权保护之外。
第二个关键性环节，是在1860年开始就任美国总统的林肯，不仅领导美国人民打败了企图分裂美国的南部奴隶主，赢得了南北战争的胜利，签署了《解放宣言》，把黑奴解放了出来，为美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签署了一系列法案推动“西进运动”，壮大了美国经济，塑造了美国的民族精神。
从1803年到1867年间，美国先后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从法国、英国、墨西哥和俄罗斯手里购买到路易斯安那、北达科他、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等大批土地，又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佛罗里达，使美国的版图由宣布独立时的400万平方公里扩大到930万平方公里，随后就掀起了向西迁移的移民运动，仅 1860年以后的40年内，美国西部的新垦地就达到2.52亿英亩。在这个过程中，林肯签署的几个法案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个是《太平洋铁路法案》，它要求两家铁路公司联合修建将美国的东部和西部、将太平洋和大西洋连接在一起，横贯东西，长达2800多公里的铁路，以修建铁路的方式加速推动西进拓荒运动。为此，政府决定在铁路的两侧把一条宽16公里（后改为32公里）的公共土地划归铁路公司所有，并对已建成的铁路，每英亩给予1.6—4.8万美元贷款的赞助办法。这一举措同时又促进了美国国内市场的统一。
另一个是《宅地法》。这个法案规定，凡是成年的美国公民只要没有持械反抗过美利坚合众国的，只需交纳10美元的登记费，就可获得一块160英亩的土地，耕种5年后还可成为土地的拥有者。这一法案直接把西进运动推向了高潮。据统计，在此后几十年里新开垦的土地相当于过去270年垦殖的土地面积，从而形成了美国的“小麦王国”、“棉花王国”和“畜牧王国”这样三大农业专业区，并使美国的人口、农业、工业中心全面西移，把美国由一个弱小的国家推上世界经济大国的宝座。马克思在评价美国的西进运动时曾说：“在英国需要数百年才能完成的那些变化，在美国只有几年就发生了”。
还有一个是《莫利尔法》。这一法案规定，通过政府赠地的办法去设置大学，使全国各地的许多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十分明显，林肯的这些举措，为“美国梦”的形成构建了众多的精神和物质支撑。
第三个关键性环节是罗斯福的“新政”，其为“美国梦”增添了新的含意和支撑，这就是对于政府要在促进个人幸福方面发挥作用的期待。
在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前的1929年，美国证券交易所发生了世界经济危机行将到来前夕的恐慌。10月29日，股市行情一天下跌了23.6%，人们在恐慌中的挤兑摧毁了7000多家银行，并在一年多时间里导致14万家企业倒闭、1700多万人失业，失业率高达28%。大萧条一方面使农产品难以出售，到处都是过剩和价格暴跌；另一方面则是饥民在大小城市里排成长队，等候免费面包和汤的发放。但时任美国总统胡佛却仍坚持自由主义信条，期望市场能自动调节国家经济生活，而拒绝援助失业人员，甚至还提高税率，结果使美国的GDP从1929年的1040亿美元下降到1932年的580亿美元，使美国生产财富的能力打了个对折。1932年3月，3000名失业工人在底特律的福特汽车工厂门前示威，警察向人群开枪，打死4人。
罗斯福就是在这种哀鸿遍野、国运危殆的氛围里就任美国第32届总统的。罗斯福提出的以改革、复兴、救济为核心的“新政”，加强了金融管制，开建了国家工程，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全国工业复兴法、全国劳工关系法，成立了工程开发总署、复兴总署，提出了言论、宗教、不虞匮乏、免受恐惧的四大自由。其中最有创新意义的当数“不虞匮乏的自由”，这意味着国家确认摆脱贫困是人的基本权利。罗斯福还第一次通过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来干预经济。此前，美国没有老年人的保障计划，罗斯福引进了社会保障体系，给退休者提供基本的收入保障，这就从一个方面有效地消除了贫困。
罗斯福“新政”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二战以后，美国在那以后经历了2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再加上通过了《士兵安置法案》、住房贷款和抵押贷款利息的减免，州际铁路、公路的修建等，使得美国进入中产阶层行列的人数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与此同时，美国在二战以后的头几十年里，贫富差距程度较小，但发展却比1980年以后快得多，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还比较低，美国人的家庭收入普遍增加。这就极大地增强了“美国梦”中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会获得成功，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的信念。
二、“美国梦”的具体内容
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美国梦”，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关于自由、繁荣、稳定和个人发展进步的机遇方面的，所谓美国是一个机遇之乡：在这里，只要勤奋工作，加上一点点才华，就会顺着阶梯一级一级往上走。
在个人的发展机遇方面，和那些在种族、宗教等方面有严格等级和界限的地方相比，美国无疑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但也不像它所标榜那样，真是实现了什么“人人生而平等”了。因为资产阶级执掌政权以后，在消灭等级之间的旧的差别和一切依靠专横而取得的特权的时候，只是用金钱的特权去取代封建主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在这个方面，美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例外。据有关方面的概率估计，在美国，中产阶层出身的人，顺着阶梯上升和下滑的，各占一半；低收入家庭出身的人，由贫到富的，极为罕见；出身贫寒者，可能一直如此。又有估计说，处于顶层那1/5的家庭出身的人，在成年以后属于中产阶层的，占 75%；处于收入水平底层那1/5的家庭出身的人，成年后取得中产阶层地位的，仅占35%。
新自由主义者往往把“美国梦”归结为纯粹个人的事情，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在实际上，恰恰是政府让个人的“美国梦”具有了实现的可能。 2012年7月2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乔恩•米查的《美国梦的历史》一文指出：在“关于美国粗犷的个人主义故事的平民版本中缺少了一个角色：政府。正是政府使得个人的崛起成为可能。美国人从来都不愿意承认，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部门的机构，一直是使私营部门取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是关于在美国“明天会比今天更好，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憧憬。
罗斯福在1945年最后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曾经引用其母校格罗顿学校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的一段话说：“人生不会总是一帆风顺，有时候我们跃上高峰，而接下来一切会发生逆转，开始走下坡路，但是要记住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文明的趋势是永远向前的，如果在数百年的高峰和低谷中间画一条线，那么，它总是保持向上的走势”。在尔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国力和繁荣确实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美国人过上了亚当斯在1931年大萧条时憧憬的那种“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
人们常常把“美国梦”说成是美国“中产阶级”（即中产阶层）的梦想，这种梦想包含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有房；第二，有汽车；第三，接受过大学教育；第四，有退休保障；第五，有医疗保险；第六，有休闲时间。美国副总统拜登领导的“白宫中产阶级特别小组”也解释说：“中产阶级是由他们的追求、而不是由他们的收入来界定的。中产阶级拥有住房、一台车、子女上大学、健康和退休保障以及偶尔的家庭度假”。
大体说来，特别在二战以后，美国人就是怀着这样的“美国梦”一路走过来的。但是，2007—2008年开始，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恶性发作而引爆次贷危机，并进而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美国人的这种梦再也做不下去了。现在，许多美国人觉得，不论自己多努力，也不会达到父辈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三、次贷危机首先惊醒了“美国梦”
2004年10月，美国前总统布什在一次为竞选连任而发表的演讲中，提出了他所谓的“所有权社会”论，即要每个美国家庭都有自己的房子，而政府不干涉人们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他说：“每次一个美国家庭搬进他们自己的房子，美国就变得更强大一些”。他所说的这种家庭指的是传统的核心家庭：一对异性夫妇，有至少两个孩子，生活在一套带院子的独立住宅里，有一、两辆车，而且还有一个带有平板电视的多媒体房间。为了实现这一前景，布什推出了鼓励人们拥有房产的新政策，例如“零首付计划”。随后又出台了更多的五花八门的抵押贷款形式，其中包括24个月不用付月供的贷款，后来还出现了只要借款人的口头承诺而无需书面文件的贷款。再以后，围绕这些抵押贷款出现的各种金融创新产品，又经过包装和再包装，最终变得面目全非，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包含什么内容，或者它们到底值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资本从生产领域流入流通领域，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分离，滋生出越来越多的泡沫经济，一旦金融泡沫破裂，这种“次级贷款”引发的危机就成为不可避免的。
那么，出现次贷危机时的情景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在次贷危机发作时的2008年，据一家房地产研究所的报告显示，全美至少有750万户房主背负 “负资产”，即由于他们房屋的当前市场价低于其住房贷款总额，因而即使卖掉房屋，房主还必须垫付更多的钱才能还清贷款，这一类背负负资产的人占到美国拥有房屋者总数的18%，另有210万购房者处于背负“负资产”边缘，其房屋市价仅比贷款高出不到5%；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估计，全美可能有多达1200万户房主背负“负资产”。
这里，以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为例，来展示次贷危机给美国带来的危害。克利夫兰是美国俄亥俄州最大的城市，在1851年通铁路以后，成为五大湖区和大西洋沿岸间的货物转运中心。克利夫兰以钢铁工业为首要产业，又在此基础上建立庞大的制造业，使它在美国工业史上辉煌了100多年，到上世纪中叶，其经济实力跻身于美国城市的前五位。克利夫兰有1/3的面积被公园绿地覆盖，素有“森林之城”的美誉，并与匹兹堡一起被列为美国“最佳居住城市”。在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放松风险控制、慷慨借贷时，克利夫兰成了“次贷之都”。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金融机构和购房市民都认定克利夫兰的房地产价值、价格将与时俱增，但危机一来，房价却一落千丈，而房产税赋、贷款利息却并未减少，在危机深重之时，连四五百美元一栋的房屋也无人问津。于是，一些无力偿还房贷和房产税的房奴，便选择了“断供”，举家弃屋、逃之夭夭。2010年2月16日《克利夫兰老实人报》的社论披露，该市的空房已逾一万多套，这意味着全市已有1/8 的家庭弃屋而去。这些弃屋出走的居民，状况好一点的在亲友家借宿，大部分或栖身于桥洞巷角，或在郊外支个帐篷度日。于是，在克利夫兰街头，失业者、无家可归者四处游荡；教堂或慈善机构的门口，贫穷的人们排队等候领取免费食物；寻找就业机会和求助的市民挤满了政府的援助办公室。而在另一方面，因房主弃屋逃亡而空置的房屋，又成了消耗市政资源的巨大包袱。如该市有一座两层楼的住宅，因其市值不到应交税赋的1/3而被弃置，但由于长期空着无人看管，以致发生管道煤气泄露爆炸，还伤及邻居。
然而，次贷危机还只是惊醒了“美国梦”，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则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深的程度上，严重地冲击了“美国梦”。
四、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中产阶层在痛苦中挣扎，许多人的“美国梦”成了噩梦
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先是陷入衰退，在走出衰退以后又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从根子上抽掉了“美国梦”的物质基础。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在1950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在3.3%以上，如1950—1959年间和1970—1979年间，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都是3.7%，1980—1989年间为3.5%，1990—1999年间为3.3%，1960—1969年间曾达到5%。但在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开始下降到2%左右，而在次贷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在2008年为0.0%，2009年为 -2.6%。走出衰退以后，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一直处在2%左右的低迷状态。
与低迷的经济增长率相伴随的，是高企的失业率。美国的失业人员在1945年才275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的失业率在2009年一开始就攀升到7.2%的高峰，随后又逐月攀升到8.1%、9.5%……直到2009年9月攀升到10.1%，以后又长期徘徊于8%—9%中间，2011年的失业人员超过了1500万，经过奥巴马政府“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等增加就业岗位的超常努力后，在2012年9月，美国的失业率才回落到7.8%。
在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美国家庭的收入2010年比1999—2001年减少7.1%；贫困人口直线上升，以四口之家年收入不低于 22025美元为准，2008年美国的贫困人口为3980万；2009年攀升到4360万，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4.3%；2010年更攀升到4620万，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5.1%。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在2011年，美国有1800万个家庭吃不饱饭；领食品券的人，在2009年1月为3200万，到 2011年6月跃升为4670万。特别是生活在贫困中的18岁以下儿童，在2007年是1330万，2008年上升到1410万，现在更上升到儿童总数的 1/5。另一个受到伤害的弱势群体是老年人，早在2008年10月，美国预算局就估计，国际金融危机已经使美国的退休金账户缩水2万多亿美元，使养老金缺口达1000亿美元，从而迫使许多已经退休的老年人不得不再出去工作，以维持生活。
然而，从整个群体来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重的，当数美国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曾经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他们使美国人相信这里是遍布平等与机遇的沃土，他们也是“美国梦”的主体。关于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有一段典型的描绘：住在郊区，有一幢分期付款的带两间至四间卧室的房子，两三个孩子，一只狗，两部汽车。丈夫每天辛勤工作，妻子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拿薪水后马上开出15张以上的支票付账（房、车、水、电、煤气、电话、有线电视、分期付款的大件商品、5件信用卡的账单、孩子牙医的账单、医疗和人寿保险，等等）。平时看电视脱口秀，周末借两盘录像带，边看边喝可口可乐、吃爆米花，每年圣诞节扎圣诞树，妻子和丈夫都在发胖。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他们的生活水平开始下降，机遇也越来越少，美国中产阶层的规模和财富发生了双缩水。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8月22日公布的研究报告称，在2011年，美国的中产阶层占成年人总数的51%，而在1971年则为61%。其年均收入10年间下降了5%，从7.2956万美元降至6.9487万美元；而其资产则减少了28%，从12.5982万美元减至9.315万美元。在40年前，中产阶层占有全国财富的62%，今天则仅占有45%。在报告所调查的1287名成年人中，85%的人认为现在比10年前更难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美国萧条的现状吞噬了经济扩张的空间，馅饼没有变大反而在萎缩，生存竞争又愈益剧烈，这就使许多中产阶层感觉到好像被困在一个房间里，四面墙在压过来，没有门窗，没有出口， “美国梦”渐渐变成了美国噩梦。
五、史无前例的贫富差距，使“美国梦”虚幻成神话
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史无前例的贫富差距，使美国梦变得虚幻起来，成为神话。从21世纪开始，美国的两极分化就在加速，在2002—2007年间，65%的国民收入落入到最上层的纳税人的腰包里，平民的年均收入则减少了10%以上。而在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今天，贫富差距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现在，占美国人口1%的富人，其占有的财富，超过了占美国人口50%的1.5亿人所占有财富的总和，而在20世纪70年代，它在美国GDP中所占份额还只是9%，2007年也还只占23.5%；与此相比，今天美国人的中等收入低于15年前的水平，全职男性劳动者的中等收入，甚至低于40年前的水平。据美国企业研究2011年度报告，平均来看，大企业CEO的年收入为1020万美元，比普通职工高出325倍。高盛集团董事会主席兼CEO更获得5400万美元的薪酬，其另5名高管则获得了总计2.42亿美元的薪酬。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从抗议这种1%对99%的极端不平等的贫富差距中萌发的。
在20世纪初期，美国也曾存在过这种“财富集中在最上层的塔尖上”的情况。当时，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和摩根等工业巨头控制着整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用“镀金时代”来称呼那一时期，意思是说：那时只有表面上的金光灿灿，下面却掩盖着大规模失业、贫困和被撕裂的社会。而今天，美国又进入了一个由对冲基金经理和金融巨头等超级富豪掌控的新的“镀金时代”，人们担忧这将给美国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12年6月26日的英国《金融时报》网站上发表《美国不再是机遇之地》一文，强调指出：“我们曾经被认为是机遇之地。而今天，与欧洲或其他任何有数据可查的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儿童的人生机遇更多地取决于其父母的收入水平。美国曾经不辞辛苦地创造美国的机遇之梦。然而，今天，这个梦成为了一个神话”。其原因就在于新自由主义造成了使贫富差距空前扩大的经济不平等，而国际金融危机则使得这个在廉价信贷、房地产价格上涨和过度消费的年代里被掩盖起来的问题暴露无遗。
事情十分明显，出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经济不平等的症结是政府的政策。斯蒂格利茨在上面所引那篇文章中指出：“市场由游戏规则左右。我们的政治制度制定了牺牲其他人群的利益而让富人受益的规则。金融管理条例使掠夺性的借贷和肆意妄为的信用卡业务畅通无阻，这些做法使金钱从底层流向顶层。全球化的规则——全球化使资本自由流动，但劳动者却不能自由流动——强化了一种早已存在严重倾斜的讨价还价条件：企业会扬言撤离某国，除非劳动者作出重大让步”；“法律规定对投机者采取的税率可以是对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或改变社会的创新者所征税率的一半。这样的法律体现了我们的某种价值观，但是它们也扭曲了我们的经济，唆使年轻人进入非生产性的领域”。斯蒂格利茨指出：“在政界一心想着削减公共教育和其他提升低层和中层人群际遇的计划，同时要为顶层收入人群减税的情况下”，还将导致一个更加分裂、增长放慢、政治和经济动荡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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