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D讨论：中国，发展中国家的新模式？ 民主，推动经济发展？ / TED Talks: Is China the new idol for emerging economies?

  TED讨论：

中国，发展中国家的新模式？ 

民主，推动经济发展？

[视频中文字幕]

TED Talks: Is China the new idol for emerging economies?

来源：《观察者网》2013年11月22日报导

guancha.cn/america/2013_11_22_187492.shtml

“中国体系拥有国家资本主义，而非资本主义，不优先选择民主，是因为要经济优先，而非政治优先。”这种中国体系，正被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人们接受并学习。因为他们越来越相信，这才是能够保证最好最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体系。

TED*官网11月刊发今年6月的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的演讲视频《中国，发展中国家的新楷模？》，演讲中提到民主和自由是推动一个国家发展的前提，而中国模式打破了这点。丹比萨•莫约在演讲中多次强调民主的优越性，尤其是其对经济的推动力和国家发展的推动力，但中国，被西方认为的非民主国家，这几十年来却发展迅速，让西方不解。

丹比萨•莫约在演讲的一开始便提到，“‘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是1775年美国弗吉尼亚州州长帕特里克•亨利说的。由于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使得美国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民众收入增加了30倍，数千万人摆脱了贫困。丹比萨•莫约在演讲中多次提到资本主义和民主的优势和重要性。”

视频中文字幕

在过去10年间，丹比萨•莫约走遍了世界60多个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拥有着新兴市场，但对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思想体系，第一次迎来了真正的挑战——中国体系。他们有国家资本主义，而非资本主义。他们并不优先选择民主制度，反而觉得应经济优先，而非政治优先。明确地说，这种中国体系，正被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人们接受并学习。因为他们越来越相信，这才是能够保证最好最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体系。”

上图为美国模式

下图为中国模式

丹比萨•莫约认为：“首先，中国过去30年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她不仅创造了经济增长的纪录，还使许多人摆脱了贫困。以前，中国全国只有28%的人有中学学历，现在已经超过了82%。

其次，中国已经逐渐改变了收入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结构，今天，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最主要的经济体，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国家资本主义。然而这两个国家有着相同的基尼系数，而更令人不安的是，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在缩小，而美国在加大。

第三，在新兴市场的国家中，中国的基础建设是个惊人的现象，无论是铁路建设、港口建设，速度和规模都比美国要大，同时，中国还在帮非洲等国修建铁路。在2007年的皮尤调查中，10个非洲国家98%的民众都认为中国在很努力地是他们摆脱贫困，创造经济利益。

最后，中国也在世界各地帮助别国进行基础建设，比如墨西哥、印度，中国的国有企业帮他们搭建电缆、连上网络，而他们本国的公司却做不到。”

丹比萨•莫约在演讲的最后总结称，“可能世界上很多国家看着中国的这种体制很眼红，想着是否可以借用过来。中国的发展说明民主并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西方国家在批评中国的种种其他劣行的同时，不妨想一想，怎么体现自己国家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并把这种制度扩散到全世界，造福大家。”

许多网友也纷纷对此演讲进行评论，观察者网特此翻译整理，部分网友评论如下：

Life Guard：我觉得莫约的假定就是错误的，她一开始就说民主和自由对每个人是多么重要，对每个国家多么重要，可是，那些发展中国家呢，比如曾经的阿拉伯之 春，他们是要民主，然后呢？民主根本不能解决基本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解决贫困？如何解决就业？难道就是靠民主？

HTBHY CHE：印尼雅加达穷人的收入一天不超过两美元，你觉得民主和自由为他们带来了什么？印度的人如厕环境如此之差，民主改变了什么？

ztoa li：世界上的很多人痛苦的原因是贫困，不是没有政治权利。

bobby shen：中国自古以来就很重视教育，这才是关键。

Andrew Walker：其实我觉得中国是个制度混合体，不像美国只有一种制度，好则好，坏则坏。

Helena Wind：我觉得她的观点很诡异，建立民主经济增长，这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zhu run：中国的民众没有自由是你们不可想象的，不能决定自己生几个孩子，不能在网上乱说话，不能批评政府，不能游行……

Jaro Berce：台湾和大陆是个最好的对比吧。台湾有民主，可是台湾人生活怎么样呢，经济发展怎么样呢，大陆是没有选举制，可是也没碍着他们什么事。

Martin Lee：作为一个香港人，我要说，自从大陆接管了我们，我看到很多违法的事情，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血汗工厂这类非法事件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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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英论政 到全民议会

从精英论政 到全民议会

作者/来源：李凯伦/《当今大马》专栏

malaysiakini.com/columns/247059

【本部落格编者按语】本文作者是槟州马章武莫州议员李凯伦。他从其参与议会的实践中得到的亲身体会而表达的中肯见解，是值得国人关注和思考的。他在文中提到的设立（由媒体人组成的）“评估议会表现小组”的建议，理应受到国人特别重视和深入研讨。国内各族人民所期望的“评估议会表现小组”不应只是由某些媒体或媒体人，而应是由各地民间团体和各派各界人士（当然包括媒体和媒体人在内）所组成。至于由民间组织开辟“监督议员论政网页”的做法，若由槟城州开始，进而扩大到全国各州，当然也是国内各族人民所期望的好事，而且乐见其成。

人民之友10月20日在古来举行“民间组织•议会斗争•民主人权”的专题论坛。受邀的4名主讲人的“一家之言”是国内各民主党团和人士研讨相关议题的可贵的参考材料。李凯伦今日发表的这篇文章，可以作为关于当前议会斗争或议会改革议题的另一份颇有参考价值的材料。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全文内容——

来临的29日将是槟州议会第二度会议，也是首席部长林冠英提呈2014年度财政预算案的日子。这一次的议会，焦点肯定会落在州政府的预算案有哪些亲民优惠措施，州政府如何减轻和协助槟州中下阶层的生活沉重负担，推动经济发展的前景和挑战等项目。

其实，州议会是让民意代表辩论和立法的平台，也是在三权分立中扮演与行政和司法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政府所提呈的财政预算案需获得州议会的通过才能获得落实，否则就会演变成类似最近在美国国会无法通过足够的财政预算案的情况下所发生的政府关闭的问题。

缺乏独立运作机制

然而，过去州议会三权分立的精神没有获得尊重和落实，久而久之便沦为通过州立法和施政的“橡皮章”负面形象。再加上槟城并没有立法通过《立法议会服务法案》，州议会的运作和资源在缺乏各种支援机制如州议会的拨款、行政人员体系、为州议员提供支援，甚至还要隶属行政单位和公务员体制，导致州议会无法独立运作。

那么，到底州议会改革和议会独立与否对民众选民来说有何意义呢？过去各界所议论的议会改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是真正民主和独立的立法议会？州立法议会在槟州甚至整个马来西亚扮演什么角色？如果我们都不清楚立法议会的角色，议会怎么能够找到明确和可以号召大家一起努力的方向呢？

对于民众来说，州议会是一群人民代议士在开会辩论，代表选民进入议会针对各种法案和政府施政进行监督和制衡。然而，过去的经验，到底一年内开召开多少次的州议会？答案有点让人惊讶，不超过三次，有些年份甚至只是刚好符合《槟州宪法》第19（1）条文所阐明议会不能休会超过6个月，因而有时候一年只召开2次的州议会。

当然，议会召开会议次数的多寡并不能断定议会是否独立的唯一标淮，但是相隔5至6个月才开一次会就显示议会这个监督政府施政的平台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角色。一些重要课题如天灾人祸和涉及公众利益的时候，如果等到四、五个月后才来辩论和讨论，那么为时已晚或者已经变成于事无补。

口头询问时间不足

州议会要成为真正有效监督施政的机构，除了在议会运作和资源机制上独立，更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来让议员议政。相比之下，隶属州政府底下的地方政府有规定每个月须召开常月会议，让县市议员可以参与决策和监督地方政府的施政；由于州议会的讨论密度不足，其功能相对而言反而显得微不足道。

在州议会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就是口头询问，议员能在限定的时间内，提出重要的问题：例如选民关心的资料、选区的发展项目进度、政策计划等等，行政议员和首长需要就议员提出的问题作直接回应。

但是，根据《槟州议会常规》第26（7）条文阐明，每一次的州议会的口头询问只有仅仅3个小时，未能及时回应的问题会由议长要求首席部长以书面来作答。口头询问的意义在于让提出询问的议员可以要求进一步解释和求证，相对来说，书面回答是单向的，并且没有求证、追问和质疑的机会。

如果没有修改这项过时和不符合时代需求的议会常规，那么州议会全年365天里最多只有9个小时或者最少6小时的口头询问。在这样的时间限制下，许多重要的咨询无法在州议会内完成，这也是说，州议会的质询和要求政府开放资讯的重要功能根本无法发挥。

设立议会评估小组

308政治大海啸后，雪州议会的口头询问时间也从国阵执政年代时，在州议会期间（一般5至7天）每天1小时增加到1.5小时，也就是每次州议会有大概7.5至10.5小时作口头询问。

这让议员可以有更充份的口头询问时间来监督州政府的施政，而州务大臣和行政议员都需要针对议员的提问给予解答。为了让口头询问更有效率和解答更多的问题，雪州议会甚至还效仿澳洲的议会机制，任何所有议员都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问答。

505后新上任的槟州立法议会议长刘子健也提出几项议会改革的措施，首先就是开放州议会，包括设立全马首个由媒体组成的评估议会表现小组，来监督议员在议会的辩论水平和让选民掌握民选议员的议会参与。随后，民间团体也自发在面子书设立“槟州议会监督”的网页，让网友也可以监督各个议员的论政表现。

议会改革需政治决心

如同所有对旧制度的改革一样，议会改革开放需要政治决心，更需要公众的参与督促。一直以来，议会常让人觉得很疏远，对于州议会何时开会、开会讨论的议题也缺乏参与感，这正是因为过去议会只停留在精英论政的层面，不管议会内舌剑唇枪，公众还是难以参与。

议会改革的重要正是要打破精英主义政治，将议会转化为全民议会，让选民可以从获得咨询开始，然后监督议员表现，再而直接参与。

从延长口头咨询时间、成立媒体监督机制开始，这是槟城州议会改革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公众对议会的关心和投入肯定是改革的重要动力。我们要明白，选择能反映民意的代议士固然至关重要，但要是没好的制度配合，真正的改变仍然是难以实现。

李凯伦，1998年受到烈火莫熄运动感召而投入社会运动，曾担任位于香港亚洲学生协会秘书，创办动力青年，多年活跃于青年学生运动，第13届大选中选为槟州马章武莫州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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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清“公民社会”的实质 ——对“公民社会”问题的分析与思考

关于认清“公民社会”的实质
——对“公民社会”问题的分析与思考

作者：王一程（中国学者） 来源：《环球视野》

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35060

【编者按语】本文是一篇中国学者王一程(上图)最近发表的关于“公民社会”实质的专论。本文分四段：
   （一）“公民社会”的含义；
   （二）学术界对“公民社会”的理解；
   （三）西方“公民社会”对中国的影响分析；
   （四）关于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的应对思考。

作者认为，西方宣扬的“公民社会”是一个“黑白好坏混在一块的大杂烩”，其中有可供借鉴和利用的有益成分，更有必须予以批判和抵制的有害成分。作者指出，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体系的实质是“资本的权利与自由至上”；因此这套理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必须提高警惕。作为一名资深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者表达这样的观点和立场是可以理解的。

目前马来西亚许多崇尚民主人权的人士也在国内兴致勃勃推动“公民社会”的理论与实践。但是，各个组织和个人，各有一套不同的说法和主张。今年10月本会在柔佛州古来举办“民间组织•议会斗争•民主人权”的专题论坛，也是涉及国内“公民社会” 问题的研讨，受邀的4名主讲人，也各有自己的“一家之言”。本文作者王一程，虽是中国学者，但他对西方“公民社会”的本质、西方“公民社会”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人要如何应对“公民社会”问题所表达的深刻思考和独到见解，是值得国人参考与借鉴的。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全文——

一、“公民社会”的含义

“Civil Society” 是一个反映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范畴。中文译为“市民社会”、“民间社会”、“公民社会”，意思各有侧重。“市民社会”偏重经济含义，“公民社会”偏重政治含义，“民间社会”偏重“官民对立”含义。

“Civil Society”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1、在古代西方，“Civil Society”是指建立了国家、脱离了原始野蛮氏族部落状态的“文明”社会。此含义大体与西方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相对应，“公民社会”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与社会的阶级分化和国家与法的形成联系在一起。这一历史阶段国家与社会关系特征是“政治国家”（也称“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 高度统一，奴隶主和封建主阶级的“政治国家”从社会夺走了全部权力，国家权力和政治等级对社会的影响无所不及。

2．在近现代西方，“Civil Society”是指国家政权控制之外的社会经济领域。此含义大体与西方封建社会晚期资本主义兴起和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阶 段相对应。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对分离独立，是这一历史阶段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西方世界这一历史性转折的标志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3． 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特别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Civil Society”逐步形成了与近现代不同的含义。把经济关系从“公民社会”分离了出去，由近现代西方“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元划分，演化为当代西方“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公民社会”三元划分。

《维基百科》中文网和《百度百科》等网络词典对当代西方“公民社会”的界定，是指介于“公”“私”之间，既不隶属政府，也不同于私营经济组织；既关涉个人私域，又涵盖国家不直接控制的社会公共领域；“在当代语境和大众用法中，Civil Society翻译为公民组织或公民团体更为便于理解”。

二、学术界对“公民社会”的理解

1． 国内与西方学术界对“公民社会”的理解共识。（1）都承认，我国目前流行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概念来源于西方；（2）都认为，我国目前流行的“公民社会”含义与当代西方“公民社会”的价值理念类同。（3）都认同，“当代公民社会”话题首先在西方国家被炒热，与东欧苏联演变解体有直接关联。

2．“公民社会”话题在国内学术界引发的分歧——

分歧之一：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在我国是否适用。一种意见是，“市民社会”是马克思早期从黑格尔那里借用的一个不甚准确的概念。在马克思后来的成熟著作中， 这一概念所反映的社会客观存在，是以更触及问题本质、更准确的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等概念表述的。马克思借用“市民社会”概念分析和论述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关系”或“资产阶级社会”。另一种意见是，马克思自始至终都没有弃用“市民社会”概念；“市民社会”并不专指“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之前和之后都存在“市民社会”。近20多年，第二种意见在国内学术界逐步占据了主流地位。其实，马克思对他使用的“市民社会”含义有十分精辟、全面的表述：“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方式，就是市民社会。”

马克思主要在两种场合使用“市民社会”概念：一是真正的“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关系。另一是不加社会性质限定的“市民社会”，他在这种场合使用的“市民社会”概念，含义等同于构成国家“上层建筑”基础、与国家“上层建筑”相对应的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概念。因此，分歧之一的两种意见各有道理，并非对立，而真正需要形成共识的问题，一是在什么语境和场合可以使用或不必使用“市民社会”术语；二是马克思作为“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关系”同义词使用的“市民社会”概念，在我国是否仍有应用价值。

分歧之二：我国是否需要有与西方类同的“公民社会”。

一是当今中国需要“重建”公民社会。国内外学者对此意见的代表性论证是：（1）“在中国传统帝制社会，宗法组织具有国家以外的社会自治组织的性质。”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从一个国家与社会并存的社会结构，演变为‘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体制。自主的社会与文化空间几乎完全消失”。（2）需要“重建”的理由：“首先，只有公民社会的充分发展才能实现多元化社会的和谐与整合；其次，只有公民社会发展才能有效实现社会监督与权力制衡；第三，缺乏健康的社会中间组织的环境，是滋生黑社会的肥沃土壤；第四，只有经由公民社会的充分发展，才能走向健康的民主政治”。（3）“重建”的可行途径：“具体的办法是，可以把现有的国家控制的工会、工商联与其它国家设定的法人团体，通过‘法团主义’的路径，向更具独立自主性的社会中间组织发展，政府在逐渐放松对社会团体的直接控制的条件下，让社团发展出自治性格”。（4）结论：“古今中外，数千年文明史，当今世界各民族的现实，公民自由结社，公民自我组织，都是社会常态，中国不可能长期停留于自外于世界文明的共同制度财富的历史状态之中。”

二是当今中国需要“培育”公民社会。国内外学者对此意见的代表性论证包括： （l） 为了解决中国目前“收入差距和城乡差别继续扩大、社会稳定的代价日益增高、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政府的公信力和社会的公平正义面临严重挑战”等“严重的问 题“、“不仅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努力参与，不仅要进行政府创新，也要进行社会创新。” （2）“社会创新是民间领域的创新”；“通过民间组织实现公民的有序参与，不仅可以减轻政府的执政成本，而且更能体现公民的主体性。”（3）党的17大报告强调要推进社会自治，“社会自治的组织载体，主要就是各种公民社会组织，而不应当是政府组织。”（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既要降低成本，又要提高效益，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便是将更多的事务交由民间组织去管理”。

另据相关研究综述，我国“公民社会”兴起的主要原因，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市场体制下社会需求的多元化使公民形成了多元的、世俗化和个性化的独立思想意识”；二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是由于“中国政府开始强调法制和法治，公民结社自由的权利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保障”，“政府职能由以管为主向以服务监督为主的转变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的产生奠定了政治基础”；三是“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在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中，必须积极参与国际公民社会组织并形成自己的民间组织”。我国需要“培育”或已开始出现了一个“公民社会”，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主流意见。

三是我国需要警惕“公民社会”陷阱。京港沪三地学者的代表性观点：——

• （l）“现在有一套来自西方的主流话语主宰了学界，这也就是所谓‘公民社会’的话语”。

•（2）其主要谬误在于，第一，这个理论把公民社会当成一个均质化的整体，好像完全不存在阶级差别，似乎各种社团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这当然是虚妄的假设。第二，它把公民社会看作一块净土，与污泥浊水的国家相对立，似乎好事都是公民社会干的，坏事都是国家干的，这也是虚妄的假设。仅仅从这两个假设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公民社会理论的意识形态基因是“自由主义。”

• （3）“大多数人似乎都忽视了如下问题：公民社会组织到底如何才能在经济上生存下来？从哪里获得资金？到底能多大程度地摆脱国家和企业的控制，实现独立？”“相关调查显示，在任何一个国家，私人捐款的比率最高不会高出26％。平均而言，在社团组织的收入总额中，只有10.5％是来自私人慈善捐款（这其中主要是个人捐款，基金会和公司捐款相比很少）。收入来源主要来自其他：几乎一半（48.2％）是来自产品销售和服务费，另外41.3％则来自政府。”

• （4）“公民社会理论经常倡导‘慈善’。慈善这个词的欺骗性非常之大，它其实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即接受社会里存在的巨大差别，否则就无所谓慈善。慈善不仅隐含着对经济差别的肯定，还隐含着对社会差别的肯定。”“人民社会的目标是平等，因此不应默认社会中的不平等，更不应固化这种不平等。”

• （5）“在社会主义中国，社会重建的目标只能是人民社会”，“建设人民社会，就是要承认阶级、阶级差别；阶级之间的矛盾未必一定要表现成激烈的冲突。要处理阶级关系、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除阶级差别，是我们社会重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消灭阶级不能只是空话，必须有制度保障，这就要求社会重建要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入手。”在目前学界和社会舆论中，此类持批判抵制观点的意见处于少数地位。

一篇有代表性的持客观中立态度的相关学术研究综述也指出，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存在一些需要克服和解决的问题：一是“在研究方法上，忽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简单地寻求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问题。学者们更多地以西方理论为支撑，用以批判中国的现状、预设中国发展的目标及其实现的道路。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一般都接受市民社会建构的市场经济基础，而且这种市场经济是以严格界定的私有产权为其特征的。”二是“在研究的内容上，首先，市民社会的概念过于泛化，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市民社会概念的准确定义，有的只是描述性的界定。同时，不同价值取向和研究旨趣的人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解读。其次，对中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以及‘强国家一强社会’的实现机制缺乏学理上的论证，因而只能反映学者们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学术价值取向与理想形态。”

三、西方“公民社会”对我国的影响分析

1．全面认识当代西方“公民社会”的价值理念和理论实质。西方宣扬的“公民社会”是一个“黑白好坏混在一块的大杂烩”，其有一些可供我们借鉴、为我所用的有益成分；更有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警惕，给予科学批判、抵制的有害内容。因为，当代西方推销和宣扬的“公民社会”，其“理论的意识形态基因是‘自由主义’”。据当代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公民有权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制约国家权力，国家不得行政干预公民社会内部事务，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由雇佣劳动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公民社会”与资产阶级“政治国家”的对立，缓解社会阶级阶层利益矛盾，起到维护普通公民个人权益的作用。但这些价值理念改变不了西方垄断资本对国家法制和社会规则的控制，也动摇不了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多元化的社会思想文化生活中的统治地位。

这套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是公民的“个人权利与自由至上”，其内涵和逻辑要点是：（l）维护公民的个人权利与自由是国家存在的根本意义；（2）公民个人权利的核心内容和个人自由的实现保障是私有财产权；（3）国家的根本职责在于维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秩序。但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并没有摆脱阶级阶层划分、不同阶级阶层存在利益差别和矛盾冲突的现状，所有公民并非都处于同一经济、社会地位，都有能同样保障其个人权利与自由得以实现的私有财产。所以，这套理论体系的实质是“资本的权利与自由至上”、资本所有者阶级的权利与自由至上，而并非是全体公民的个人权利与自由都至上。

综上所述，当代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不可低估其在我国体制内外造成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舆论混乱的错误导向作用，不可整体接受当代西方公民社会理论。

2． 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把“公民社会”作为实现西化分化战略图谋的策略目标和手段。近十多年来，我国境内外、体制内外的政治反对派和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坚持不懈地研究、鼓吹当代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并加以实践，试图以此影响舆论、动员群众、积蓄力量，最终一举实现我国政治和社会的全面“转型”。有学者于2007 年在互联网推出“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长篇研究报告，和盘托出了这一“转型”的目标，即：“解构以致终结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体制，再造共和，建设名副其实的宪政民主国家”的目标。海外“民运”分子、“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创建者在其撰写的“中国民主党政治纲领”中公开宣称 “中国民主党的理想追求：在中国建立自由平等的公民社会！中国民主党的奋斗目标：将中国建设成宪政、民主和法制的国家！”并提出：“民运的力量在于组织起来”。他们的主要观点和策略是：

（1）“公民社会”是所谓“民主宪政”的基础和“改变中共专制政权的方式”。“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在多年前就发表了《培育公民社会》、《关于公民社会问题研究的综述》等文章，并撰写了《零八宪章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提出：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是目的，政治改革是基本手段，“公民社会就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一个坚实可靠的支点。让我们为之高呼吧！”“零八宪章”首签人之一也曾翻译波兰米奇尼克（原波兰团结工会顾问）的《通往公民社会》一书，并非法印刷和传播。

2013年2月1日，某学者在接受法国广播电台采访时回答记者关于“您在网上撰写文章，提到公民社会是唯一改变中共专制政权的方式，您提出的公民社会理念的具体含义是什么”的问题时称，“从目前的迹象和习近平发表的系列讲话来看，他根本没有选择宪政民主化和法制的道路，他还在坚持原来的老路”；“在中国不允许成立任何党派，也不可能形成有效的组织，在中国唯一的选择是通过网络发表共同意见，发出呼声，形成一种网络上虚拟的公民社会。当网上公民社会强大后就会给政府形成压力，最后迫使领导人做出改革的决策。如果他们不改的话，公民社会的强大力量最终会摧毁他们专制的机器”，“中国社会的希望在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壮大”。

（2）整合各种力量，实施社会动员。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和所谓中产阶级的形成，一些敌对分子开始将主攻方向转向社会，企图通过发展非政府组织等方式壮大力量，自下而上倒逼中国“政改”。2006年，某学者在《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一文提出，要“依靠不断成长的公民社会来改造合法性不足的政权”，“形成民权进一分、官权缩一分的渐进格局”。2008年，某学者发表《公民社会 与社会运动》一文，称“具有组织化和社会动员特征的集体行动，是公民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要素”，鉴于国内对社运组织有严格限制，他建议“利用现有组织或者以准组织、亚组织形式开展工作……避开登记注册的壁垒，灵活机动地进行社会动员”，“大家平时多交往、多联络、多沟通、多互动，增进了解，建立友谊，培养互信，到了一定时候自然会水到渠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2006年8月29日至9月5日，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以“中国维权运动和公民社会发展”为题接连做了四期节目，鼓吹海外“民运”与国内“维权”结合，称赞“维权活动”就是营造“公民社会”的一种持续努力，“这种抗争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转折，前面就是一马平川了”。

（3）以模糊的理论语言 进行政治伪装。敌对分子鼓吹的“公民社会”理论，政治实质是非常清楚的。他们把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中国污蔑为“臣民社会”，要代之以所谓的“公民社会”。但在某些场合进行宣传时，为有利于自我保护和扩大社会影响面，又刻意使用含蓄模糊、貌似中立的语言，以降低政治敏感性。

“零八宪章”的一位首签人在某论坛发表“法治与公民社会，党国逻辑与社会逻辑的互动”的演讲中，把国家与社会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个阵营，前者称之为“党国逻辑”，以四项基本原则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代表；后者则包括“文革”结束后的“西单民主墙”、家庭教会、法轮功、民间组党等运动，概称为“社会逻辑”。他认为两大逻辑目前已经进入战略博弈的关键阶段，当局正被迫从社会领域“撤离”。一旦“社会逻辑”胜出，中国的“民主转型”就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中国自由事业”就将有新的突破。现场有人提问：所谓“党国逻辑”是否代表着野蛮和邪恶？“社会逻辑”是否意味着文明的方向，代表着理性和良知？这位首签人答：“政治修辞非常重要，很多时候关于正当性的判断无需一目了然，不必直接在言词中表现出来。这种中立性其实是自由主义能够发展壮大的非常重要的原则。国内很多媒体实际上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但在表面上却以貌似中立的面目出现，这正是中国自由主义走向成熟的表现。”

3．警惕跨国非政府组织危害我国安全。经我国政府批准进入中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大多也兼有正负两面作用。我们需要警惕和防范是其危害我国安全的负面作用。1998 年美国国会众议院专门举行了一次关于如何在亚洲促进民主的会议。会议大部分时间用于讨论如何在中国促进“民主”。美国当权者和智囊人士认为，演变中国要靠三条渠道——

• 一是促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因为他们认为经济体制的变革，必将影响政治体制的改变，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改变；

• 二是通过正常的外交活动或以合作方式（如协助改革司法制度、培训政经管理人才）或以施压办法（如在人权问题上）使中国慢慢向西方制度靠近；

• 三是利用各类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宣扬“民主” 思想并促进中国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在题为《中国面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倡导”下的战略应对》文章中指出，据英国学者爱德华兹对以发挥“倡导”作用自我定位的大多数西方“非政府组织”性质的概括，国际非政府组织针对主权国家政府的倡导可以从总体上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合作性倡导”，即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发展中国家政府之间进行的有建设性的对话。这类倡导的主要目的是试图影响发展中国家具体的发展政策、发展计划和发展项目，主要涉及健康医疗、农业进步、弱势群体救助、教育等属于社会发展领域的问题。另一种是“对抗性倡导”，其目的是试图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社会结构、现代化进程，甚至意识形态，表现为对发展中国家政府进行公开批评和指责。国际非政府组织针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这种对抗性倡导，一般开始于同发展中国家内部非政府组织的联合，之后再同其他国家和一些特定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结成纽带，最后从国际层面向所谓“违反规范”的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逐渐使某些国际规范、特别是人权和环保方面的国际规范成为相关发展中国家国内的制度化安排。

目前，国际非政府组织针对中国的“倡导”呈现对抗性倡导领域相对集中，合作性倡导大幅拓展的现状。对抗性倡导主要集中在人权领域，由于中国不向对抗性倡导类国际非政府组织开放，这类组织如大赦国际、人权观察、中国人权组织、人权第一组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针对中国的对抗性倡导都是在国际层面展开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虽然不对中国政府进行公开对抗性活动，但其每年都直接向藏独、疆独、“法轮功”、“民运”等中国境内外敌对势力组织拨付大量款项，提供资金支持。

中国对合作性倡导类国际非政府组织一直是适度开放的。在我国最活跃的是经我国政府邀请进入的美国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共和协会和卡特中心。但是，以卡特中心“中国选举项目”金额出资并由其项目官员任主编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为例，即可知其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了什么导向作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在长达20余年相当于一代人成长的期间，每天24小时不间断更新发布的文章和跟帖言论，被总部设在美国的“维基百科”评论为“被外界认为倾向于中国的‘右派’”网站。此案例说明，并非经我国政府准入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对我国家安全就不会有危害性影响，这需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四、关于我国“公民社会”问题的应对思考

1． 在理论上，我们面对的深层次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否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也是一种相分离对立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否应从维护和代表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普通劳动群众为主体的人民利益的立场出发，坚持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只有正确认识这两大深层次理论问题，才能正确处理“公民社会”问题。

2．在现实中，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使我国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都显著提高的背景下，我国社会发生了阶级阶层分化，形成了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多元化的矛盾格局，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发展起来后的一系列新问题。最令社会普遍不满的是贫富悬殊、权力腐败、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缺乏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以及各种民生问题，等等。这是为什么学术界和社会舆论、甚至党政干部队伍中都有不少人容易接受“公民社会”话题影响的重要原因。

3．在操作层面上，国内有无“公民社会”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有无非政府“社会组织”和这些“社会组织”具有怎样的社会性质的问题。具体些说，一是这些社会组织及其活动的经费从哪里来，二是这些社会组织及其活动的目的与功能是什么。针对这两个实质性问题，在制度和法律上做出相关规定并严格执行，依靠包括政府责任部门、人民群众和媒体舆论的常态化监督，就可以对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社 会组织进行是否允许登记注册、是否扶持、是否撤销的区别对待政策，以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正能量，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组织的负面作用。

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6.2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5.5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0.4万个，基金会2614个。同时，城乡基层大量不具备法人条件的服务型、群众性社会组织也快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经民政部门备案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有4万多个，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有20万多个。社会上还有数量巨大的志愿者、社会工作者和义工，全国志愿者队伍已近亿人，全国社区志愿者组织已经达到28.9万个，注册社区志愿者达到3100万人，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超过5000多万人次。而且，“全国已有72000个社会组织党组织、100万名党员以及46.2万个社会组织参与了创先争优活动，取得扎实成效。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已成为我国新时期社会组织工作的新气象和新变化。”

在这种形势下，需要保持清醒头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不能把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作为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不能一味渲染“松绑”、“放权”、“撤出”，那样就难以防范敌对势力的渗透、分化、颠覆活动，难以确保国家安全。此外，我们有必要积极借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俄罗斯政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社会稳定，以立法措施和必要的行政、司法、财政手段及时应对西方非政府组织渗透、颠覆、煽动和资助“颜色革命”的经验，并积极借鉴俄罗斯政府公开扶持资助国内以爱国主义为宗旨的民间社会组织的经验。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91期，摘自2013年第49期《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

作者王一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政治学所原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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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华裔开始为歧视言论较真

美华裔开始为歧视言论较真

作者 / 来源： 张川 陈一鸣 丁小希 /《环球视野》

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35090

居美华侨华人群起抗议美国传媒的辱华言论——此图为本部落格编者所加。

面对全美华人持续多日的抗议浪潮，美国广播公司 (ABC)脱口秀主持人吉米•基梅尔10月30日在洛杉矶道歉并承诺，将不再录制“儿童圆桌会议”节目。该节目日前在谈论“美国欠中国1.3万亿美元债务”的话题时，一名6岁的美国儿童语出惊人地说“要绕到地球另一边杀光中国人”。作为主持人，基梅尔“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的辱华言论让越来越注重维护自身权益的美国华人感到不满。在美国华人看来，他们对这起歧视事件的抗议和诉求不是“小题大做”，对随意取笑中国人、歧视华裔的事情不能再听之任之。“基梅尔事件”还折射出困境中的部分美国人对中国快速发展抱有的酸溜溜心态，当美国社会和“美国梦”出现问题时，美国华人没有“沉默是金”，而是较真地选择为提高自身地位而抗争。

全美华人等着基梅尔11月5日兑现道歉承诺

10月30日中午，美国南加州上百名抗议者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的“ 吉米鸡毛秀 ”节目录影棚前集会，强烈抗议ABC主持人吉米•基梅尔日前在“儿童圆桌会议”节目中出现“杀光中国人”言论。基梅尔走出录影棚，面对门口的抗议者和摄像机鞠躬道歉，但很多人认为，他的道歉避重就轻，缺少诚意，既不会辞职，也没有答应在电视节目上再次公开道歉的要求。不少华人华侨坚持认为， ABC 必须在网站首页和全国新闻里道歉，基梅尔应被解雇，发表种族歧视和鼓吹种族屠杀的人应为他们的言行付出代价。

抗议活动组织者之一、美国洛杉矶北京青年爱国同乡会会长王湉事后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自己作为抗议者代表与基梅尔单独面谈了20分钟，基梅尔私下表示，除 不再录制“儿童圆桌会议”外，他保证今后主持每期“吉米鸡毛秀”节目前对脚本详加审核，杜绝任何不当言论。此外，基梅尔还将亲笔写一封道歉信，并请汉语老 师翻译成中文，刊登在ABC网站上，向全世界华人真诚道歉。王湉说，基梅尔表示“华人的游行让他发现中国人不是闹着玩的，内心深刻感受到错误”，“再也不 会不尊敬华人，或拿孩子开玩笑了”。据了解，如果基梅尔在11月5日前没有履行承诺，华侨华人还将在“吉米鸡毛秀”节目录影棚前举行更大规模的抗议。

美国及世界各地华人还在白宫请愿网上掀起签名抗议活动，他们希望美国总统奥巴马能对该事件有个交代：美国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到底是普世价值，还是个双重标准？ 美国加州洛杉矶县警察局指挥官庄佩源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已有很大提高，这是几代华人努力奋斗取得的成就，更是中国日益强大的结 果。但如今美国社会仍有欺辱华人的事情，在基梅尔的节目中，如果孩子提到的是杀黑人或犹太人，那一定会在全美造成强烈震动，或许这样的节目连播放的机会都 没有，剧组就会把它砍掉。

选择不再沉默的华人不认为此次抗议是“小题大做”。1955年，疲劳的黑人女裁缝罗莎•帕克斯因为没有按照亚拉巴马州法律规定在公交巴士上给白人让座而被拘禁，由此引发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她后来也被称为“美国民权运动之母”。很多华裔会问：“为什么美国的某些脱口秀节目还能拿中国人开涮？为什么一些美国人取笑中国人、歧视华裔后就当没有这回事？”王湉表示，希望这次全美华人的抗议浪潮能促使美国政要介入，促成美国国会通过不准歧视华人的法律，这样华人在美国的地位便会实现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提高。北京大学大纽约地区校友会会长希望华人团结起来针对ABC电视台辱华事件表达正义感和勇气，同时又能保持理智和冷静。

对华人举行的抗议活动，美国一些城市的民众态度各异，有的对种族歧视言论表示谴责，有的漠不关心，甚至有的还为辱华言论帮腔。马里兰州一个流浪汉模样的白人对分发抗议材料的华人喊：“你们抢了我的工作，我要把你们扔进垃圾桶里 ! ”美国主流媒体对“基梅尔事件”的态度也很值得人寻味。洛杉矶华人提前通知当地媒体要集会抗议，但据说没有一家美国媒体来采访。

居美的华人华侨表达他们的共同心声——插图为本部落格编者所加。

新华人不愿再“无原则忍让

熟悉美国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人都知道，美国社会讲求“政治正确性”。虽然美国宪法保护个人言论自由，但无论是个人还是媒体，在涉及性别、种族、宗教等话题时有很多“忌讳”。今年6月，美国美食节目明星主持宝拉•迪恩因多次使用“黑鬼”等“侮辱性词汇”被指发表种族歧视言论，她不仅被美食频道解雇，而且丢掉很多 代言广告的合同。宝拉• 迪恩为此痛哭流涕地公开道歉。今年7月去世的美国资深“白宫记者”海伦• 托马斯，2010年因发表“犹太定居者应该滚出巴勒斯坦”的言论而被迫辞职，结束了近50年的驻白宫记者生涯。

但歧视华裔的现象这些年在美国却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2008年，美国影星莎朗• 斯通一番“四川地震是中国人的因果报应”的言论遭到全球华人的抗议，但她却没有真心表示过道歉。2012年，美国体育频道公然用“穿铠甲的中国佬”来形容华裔篮球明星林书豪，事后只轻描淡写地开除了一个无足轻重的排字幕的员工，没有任何主管和记者因此辞职。

美国现有亚裔人口1800万，其中华裔又是最大的群体，约400万。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亚裔新移民在家庭收入、教育水平和生活满意度方面都超过白人，处于美国各个族裔之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众多中国学生来到美国，其中一些人后来进入美国的教育、科研、科技、金融等高端行业，他们的收入高于美国平均水平，多半居住在以中产白人为主的郊区。这批新移民和以前以唐人街为中心，从事餐馆、洗衣店等营生的老移民不同，在受到不公平待遇时，不愿再像老移民那样“无原则忍让”，会利用美国的制度争取自身权益。尽管如此，华裔的社会地位远远赶不上他们给美国社会带来的贡献，他们在美国政府中担任要职、在国会中当议员的屈指可数。

在商界，华裔在升职时常面临“玻璃天花板”。在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李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歧视是有示范和传导效应的，当一个公司担任要职的华人少之又少，那所有高层潜意识里就会达成“不信任华人”的默契。美国华裔在文体界受歧视的现象同样不少，林书豪在接受英国《每日邮报》采访时曾表示，因为华裔身份，他在上大学和参加NBA选秀时都遭到过歧视。

美国共和党亚裔总党部主席吴异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能明显感到，对亚裔的歧视或鄙视在美国主流政、商、法律等界都存在。美国虽然是法治国家，但在人权、民权等方面并不健全，甚至很不公正。现在美国社会在谈论人权平等、反歧视话题时多流于表面文章。因此，华裔应利用这一机会，推广亚裔价值也是美国价值的重要部分。从美国到国际社会，都应齐心协力大声斥责那些幼稚无知的辱华言论。吴异军说， 有些成功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华裔精英也仍是“ 少数族裔“，虽明知歧视现象存在，却不敢或不愿挺身发声，生怕因此被主流群体边缘化，甚至被排除在外。据了解，美国华裔议员赵美心、孟昭文和日裔议员迈克尔• 本田都发表声明谴责了基梅尔的言论。

仇华情绪反映“美国梦”出问题

回顾历史，美国国会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部公然进行种族歧视的联邦立法，这与美国宣传的自由平等思想背道而驰，是美国社会耻辱的 一页。《排华法案》直到1943年才被废除。2012年6月18日，美国正式以立法形式就该法案道歉，当时这一事件被称为“美国华人历史掀开的新篇章”。 但美国社会辱华仇华情绪难消，一直是美国华人深思的话题。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常务副主席、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花俊雄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 社会确实存在仇华情绪，那名讲“杀死中国人”的孩子只有6岁，他脑中蹦出这种想法显然是家庭教育或社会灌输的结果。主持人设置这种问题本身就不妥当，而且基梅尔完全可以在后期制作时将不当言论删掉，但他没有这样做，这其实便是美国社会仇华情绪的体现。花俊雄说：“我们不必跟孩子较真，甚至不必跟一个节目较真，但一定要与对华不友善的氛围和环境较真。”

美国加州洛杉矶县警察局指挥官庄佩源研究过心理学，他认为，ABC节目中那么小的孩子就能想到把别人毁灭，这反映美国社会出了问题，“美国梦”出了问题。“美国梦”的核心就是每个人经过辛苦打拼能过上幸福生活。因此，按照“美国梦”的逻辑去看，孩子应好好读书，今后努力挣钱，帮父母和国家解决困难，而绝非想到恐怖主义。

好莱坞资深华裔电影工作者杨燕子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很多历史阶段华人或亚洲人对美国人来说是“敌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人怕日本人抢走美国人的就业机会，现在又转而怕中国，而且非常怕，担心世界会变成中国时代。美国每逢大选时，几乎所有参选人都要说几句中国坏话，似乎中国变成了美国最大敌人，这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混杂了一些对中国陈旧过时的想法。

花俊雄也认为，历史上对中国人瞧不起的心理仍在美国社会作祟，在一些美国人看来，中国人仍是一个任人宰割、任人欺凌的民族。当中国随着改革开放迅速崛起后， 部分美国人又感到惊恐，担心美国的地位被中国超越或取代，担心美国的竞争力不再，对中国产生一种酸溜溜的心态。他表示，在对待仇华、辱华的问题上，美国华 人绝不能“沉默是金”。就像华人在职场上面临“玻璃天花板”问题时应起而抗争一样，只有这样，“每一次抗争，这个天花板就会被向上顶起一些，会越顶越 高”。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11月4日《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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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上最大规模华人示威抗议ABC辱华言论 美主流媒体集体失声

美国史上最大规模华人示威抗议ABC辱华言论

美主流媒体集体失声

来源：《观察者网》2013-11-11报导

guancha.cn/america/2013_11_11_184676.shtml

11月9日，数百名美国华人华侨在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强烈抗议美国广播公司（ABC）在脱口秀节目中播出“杀光所有中国人”的言论。要求ABC为播出这种明显带有辱华言论的电视节目公开道歉，并解雇节目主持人吉米•基梅尔。

美国华人华侨抗议美国广播公司(ABC)辱华言论的示威活动持续发酵，并在全美引起积极响应。但由于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上的集体“失声”，因此很多过往的路人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许多人在了解事情原委之后表示，相关媒体和责任人已经越过了道德的底线。

9日，华盛顿、纽约、洛杉矶、休斯敦、旧金山、芝加哥等约20个城市再度爆发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抗议美国广播公司播出的辱华节目，要求美国广播公司正式道歉，解雇或惩罚节目主持人吉米•基梅尔。美国知名侨领表示，这是美国立国200多年来，参与城市最多、响应范围最广的一次华人抗议行动。

在当天多个城市的抗议现场，既可以看到2、3岁的孩子，也可以看到六七十岁老年人。据活动组织者介绍，这些华人都是自发参加抗议的，显示了华人社会的团结。

参加抗议的华人表示，虽然美国自称人人平等，但是种族歧视现象一直存在，他们希望通过抗议活动为华裔和其他弱势群体争取平等的权利。

当天的抗议活动也得到了包括白人在内的很多美国民众的支持，他们也认为，仅仅把杀掉中国人当作玩笑是无知的，美国广播公司必须道歉。

自10月16号美国广播公司脱口秀节目播出“杀死中国人”的辱华言论以来，节目主持人吉米•基梅尔，以及美国广播公司，都缺乏有诚意的道歉。为此，在美华人计划当地时间9号举行“全美万人抗议美国广播公司游行”。

在美国广播公司位于芝加哥的办公楼前，7号，400多名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了示威游行。他们要求美国广播公司真诚道歉、开除吉米•基梅尔。抗议人群还向美国广播公司递交了由近百家华人社团联合签署的抗议书。

由于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上的集体“失声”，因此很多过往的路人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许多人在了解事情原委之后表示，相关媒体和责任人已经越过了道德的底线。

美国主流媒体在面对华人最大规模抗议时集体失声，图为当地留学生以及前华人美军提供的资讯

也有华裔撰文指出，“华人的权益在美国主流媒体中一直被忽视，希望这次事件能让美国主流媒体重视起华人。”

不过也有一些美国官员和民众为华人打抱不平。美国伊利诺伊州国会众议员戴维斯发表声明声援华人抗议，称辱华言论绝不能够被容忍，美国广播公司总裁必须作出诚心道歉。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工作的阿历克斯对中国记者说，应当有更多美国主流媒体对事件进行报道，向公众展示事件全景，为感情上受伤害的中国人提供表达不满的平台。

大批华侨华人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上举行示威抗议活动。

上个月16号，在美国广播公司的“吉米•基梅尔脱口秀”节目中，由4个孩子组成“儿童圆桌会议”讨论美国该如何偿还欠中国的巨额债务，一个儿童说， 应该杀掉所有中国人。吉米•基梅尔说：“这是很有趣的想法”，并说“我们应让所有中国人活着吗？”这是一个录制完成后才播出的节目，美国广播公司完全有时间对不恰当内容进行删改。节目播出后，引起在美华人强烈抗议。

其后，ABC高层致信美国华人团体表示道歉，主持人基梅尔在随后节目中道歉后，10月30日再次在洛杉矶华人抗议现场鞠躬道歉。吉米表示，无意冒犯任何族裔，并承诺永久性停播涉事节目中“儿童圆桌论坛”环节。

但美国华人华侨的愤怒仍未平息。部分在美华人认为，吉米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要ABC公开道歉，并解雇吉米。

“杀人不是玩笑”、“ABC的耻辱”、“拒绝种族歧视”，9日在纽约地标性建筑时代广场，来自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的数百名华人华侨举行大规模集会，举着标语牌，高呼口号，愤怒抗议ABC电视台播出含有辱华言论的电视节目。

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常务副主席花俊雄说，选择在时代广场抗议，主要是希望美国大众能了解此事，今天的主题是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暴力，不仅是为华人争取平等的权利，也是为所有少数族裔发出声音。

来自上海的留学生张砚刚刚结束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业，在时代广场抗议现场说，“我想这不是ABC蓄意所为，也许是个失误，也不一定要开除吉米，我接受吉米的道歉，我来这里只是想站出来，让舆论知道，不允许歧视中国人。”

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约800名华侨华人在国家广场集会，并前往ABC驻华盛顿分支机构门口抗议示威，要求ABC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道歉，并将主持人吉米•基梅尔停职乃至解雇。10岁的马里兰州学生张从知和爸爸张虎翼参加了当日的抗议活动。张从知在抗议现场发言中说，“主持人和ABC向公众传递了错误信息，应该向所有观众和社会公众公开道歉，因为他们的言论是在煽动仇恨和屠杀。”

大批华侨华人在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分部大楼前高喊抗议口号。

当日，在洛杉矶，上千名华侨华人在ABC电视台大楼前示威抗议，手举标语牌高呼口号，强烈谴责ABC电视台在节目中播出“杀光中国人”的侮辱性言论。美国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鹿强及理事长张素久等代表，向洛杉矶ABC电视台递交抗议信，要求ABC在媒体公开诚恳道歉，解雇主持人吉米，采取措施避免再次出现类似事件等。

当地时间9日12:30分，逾千名华人华侨聚集在旧金山市政府广场前，举着各式标语牌，呼喊口号，抗议ABC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吉米•基梅尔节目中的辱华言论，要求基梅尔和电视台真诚道歉，解雇基梅尔。

在旧金山市政府广场上空，盘旋的一架拉着一条横幅的飞机，上面写着：“嗨，ABC！教导爱，而不是种族主义！”

在旧金山活动现场，参与集会的人们自制T恤，表达心声。有的T恤上印有美国独立宣言中的“1776年7月4日，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有的印着“2013年11月9日，为和平集会，反对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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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美国儿童扬言把全部中国人杀光 400名华人往芝加哥电视台总部抗议 【11月10日更新视频链接】

播放美国儿童扬言把全部中国人杀光

400名华人往芝加哥电视台总部抗议

来源：《观察者》网2013年11月8日报导

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3_11_08_184253.shtml

【11月10日更新】：吉米鸡毛秀相关视频链接

上月，美国华人已举行游行抗议ABC电视台和主持人吉米

10月16日，一名儿童在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节目吉米鸡毛秀（Jim Kimmel Live Show）中在回答“我们欠中国人13万亿债务该怎么办”时，说要“杀光中国人”，主持人以“这是个有趣的主意”作评。这一兼有种族歧视和暴力意味的事件引起了全美大部分华人和其他正义人士的愤怒。10月18日，白宫请愿网站上出现要求删除这一节目、开除主持人吉米•坎摩尔的请愿。除请愿外，华人还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号召华人抗议。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地也先后出现了抗议游行。

随着要求道歉的呼声越来越高，ABC删除了节目视频，并停播“儿童圆桌”节目，ABC高层和吉米•坎摩尔本人的道歉被大部分华人认为“毫无诚意”。

美国广播公司ABC节目中的辱华言论，造成的恶劣影响持续发酵。据凤凰卫视11月8日报道，来自 80多个华人团体，大约400名华人华侨7号在芝加哥ABC电台大楼门口进行抗议，并递交抗议信，要求ABC对辱华言论作出更诚恳的道歉。这场抗议活动不仅受到不少美国民众的支持，伊利诺伊州众议员戴维斯当天也发表声明进行声援。

11月7日，400名华人前往ABC电视台总部再度抗议。凤凰卫视记者进行现场采访之影。

在11月7日上午芝加哥的ABC大楼门外交通拥堵，数百名华人华侨在芝加哥ABC大楼外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虽然ABC早前已经作出了公开道歉，但是并没有令华人华侨感到满意。

大芝加哥地区华侨华人联合会主席胡晓军：至少希望ABC主管，高层总裁亲自道歉。把中国人全部杀光，这个种族的仇恨太可怕了，这样下去对两个国家非常不好，我们既爱美国也爱中国，我们希望这两个国家友好相处，世世代代。

华人团体领袖向ABC递交了抗议信。ABC的母公司是迪士尼，深受儿童喜爱，当天还有华人家长带着女儿来参加抗议，希望他的下一代享受种族平等，而不是种族仇恨。

芝加哥华人王先生说：“这是我女儿最喜欢的迪士尼公主系列，迪士尼公主系列有白人，有黑人，也有我们中国人木兰。迪士尼的文化理念相信这是我们种族和谐社会，那么今天一个迪士尼的员工宣传一种种族歧视，和母公司文化理念完全相违背的观点，是不是应该被母公司解雇？”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中，除了华人华侨，还有美国少数族裔，美国白人的面孔。

一位美国民众表示：“解雇基梅尔，我们认为基梅尔的言论大错特错。没有人应该被杀害，特别不应该是中国人。”

美国民众迪什纳说：“一个年轻人这样说也许很好笑，但是把它放上电视是不明智的，这样说太侮辱人了。”

伊利诺伊州国会众议员戴维斯当天也发表声明进行声援，他表示辱华言论绝不能够被容忍，ABC总裁必须作出道歉。

美国众议员戴维斯助理莫瑞尔：我认为基梅尔应该告诉孩子说这些是不正确的。我认为ABC的总裁最终需要对他们在媒体上的作为负责。

美国《侨报》注意到，11月6日美国东部时间将近下午6时，抗议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节目中吉米鸡毛秀（Jim Kimmel Live Show）中“杀光中国人”言论的白宫请愿签名已达10万人。这就意味着白宫必须对这个请愿给予答复。而目前白宫并没有对此事作出回应。美国驻华大使馆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曾回应称，这一事件应询问美国广播公司或相关节目组，因为美国广播公司应该对自己播出的节目负责任，使馆方面对此暂时无其它评论。

《侨报》称，已有华人联合起来打算状告ABC，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捍卫华人的尊严。律师郑博仁表示，此类有关言论自由的案件，绝大多数都会以双方和解而告终。“吉米秀”主持人吉米•坎摩尔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法律保护媒体的言论自由，所以他并不害怕被告上法庭，“如果想因此浪费时间和金钱，我也没有办法。”

【图片说明】继纽约、旧金山等地华人社团纷纷前往美国广播公司(ABC)抗议“吉米鸡毛秀”节目中有关“杀光中国人”的言论，并要求这一深夜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吉米• 基梅尔就上述言论道歉后，10月30日上午，南加地区近百名民众自发前往好莱坞，在“吉米•基梅尔”演播厅前抗议。在民众的压力下，吉米•基梅尔走出演播厅，向现场抗议民众双手合十鞠躬道歉。

他说，节目中的“杀光中国人”只是一句儿童的玩笑话，他在节目中的反应也对这句话表示了讽刺，播放出来的本意只是想娱乐观众，并没有任何针对华人的意思。 他非常抱歉：这个玩笑不仅没有带来欢乐，反而引起了华人观众的反感。吉米•基梅尔在道歉后还依中国礼仪，数次双手合十，鞠躬道歉。

吉米•基梅尔的道歉被大部分华人认为“毫无诚意”。

（上图与说明，取自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1/01/c_125632715.htm）

以下是取自新华网的相关图片与说明——

纽约华人举行示威抗议ABC辱华言论（组图）

11月8日，华人华侨在纽约曼哈顿美国广播公司（ABC）门前进行示威抗议。当天，数百名华人华侨在纽约曼哈顿ABC总部门前，举行示威抗议，要求ABC对辱华言论做出更加诚恳的道歉。

11月8日，两名美国当地民众在纽约美国广播公司（ABC）门前关注华人的抗议活动。当天，数百名华人华侨在纽约曼哈顿ABC总部门前，举行示威抗议，要求ABC对辱华言论做出更加诚恳的道歉。

11月8日，一名华人在纽约曼哈顿美国广播公司（ABC）门前手持标语进行示威抗议。当天，数百名华人华侨在纽约曼哈顿ABC总部门前，举行示威抗议，要求ABC对辱华言论做出更加诚恳的道歉。

11月8日，数百名华人华侨在纽约曼哈顿美国广播公司（ABC）总部门前举行示威抗议，要求ABC对辱华言论做出更加诚恳的道歉。

11月8日，华人华侨在纽约曼哈顿美国广播公司（ABC）门前进行示威抗议。当天，数百名华人华侨在纽约曼哈顿ABC总部门前，举行示威抗议，要求ABC对辱华言论做出更加诚恳的道歉。

吉米鸡毛秀相关视频链接：儿童圆桌会议支招美国还债 小朋友提议杀光中国人

http://v.ifeng.com/vblog/fun/201310/04114fbd-f66b-45e9-96ec-00b33e8349f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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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州建设水坝损害原住民“习俗地权利” 民间组织群起支持维权反“坝”抗争行动 / Malaysian Civil Society Supports the Protection of Orang Asal's Native Customary Rights against the Construction of Dams in Murum and Baram, Sarawak

  砂州建设水坝损害原住民“习俗地权利”

民间组织群起支持维权反“坝”抗争行动

Malaysian Civil Society Supports the Protection of Orang Asal's Native Customary Rights against the Construction of Dams in Murum and Baram, Sarawak

2013年11月6日

对于砂拉越州巴贡（Bakun）、姆伦（Murum）及巴南（Baram）水力发电水坝的建设违反了砂拉越原住民社群的原住民习俗权利一事，马来西亚公民团体感到愤怒。

为此，“反对水坝联盟”发表一篇声明，获得马来西亚各团体组织（包括本会）及个人认同与签署。此声明中文版全文如下：

违反原住民权利

在首长泰益管理下的砂拉越州政府一直不断在侵犯砂拉越原住民的权利：

1．	非法剥夺他们的原住民习俗地
2．	非法砍伐森林
3．	在峇当艾（Batang Ai）、巴贡（Bakun）和姆伦（Murum）建设的三个大型水坝而导致河水泛滥，还有另外九个将在巴南（Baram）和其他地区建设的水坝将导致同样结果
4．	非法在原住民习俗地上单一培植油棕
5．	在砂拉越沿海一带的工业区（SCORE）设立有毒、污染性高及消耗大量能源的冶炼等行业。

这种系统性及灾难性的环境破坏给以原住民社群带来了严重且无法挽救的伤害。原住民社群一至以来保护原始森林。原始森林不但供给了食物，还是他们小农场、长屋、生活小区、礼拜场所、教堂和墓地的所在地。他们的存在和文化是依赖着他们的土地和森林的。他们的土地就是他们的生命。

很显然的，将原住民从他们的土地驱逐出去是一种文化毁灭。为了让路以建设巴贡（Bakun）水坝而强行将原住民迫迁到双溪阿刹（Sungai Asap）已经导致该社群穷面临生计问题。该新居地区其实是油棕种植园的一部分，其土质并不适合用来种植山稻 米和其他农作物。它不仅离森林很远，也缺乏原住民所要求的学校和诊所。此外，其服务设施不但没有设立好，而且不卫生。这次强行迫迁像1948年至1960年马来亚紧急法令时期所设立的“新村”，生活环境如同难民营。

保护在姆伦（Murum）的原住民习俗地（设立路障）

由于砂拉越州政府与其关联企业没有合理回应本南族（Penan）所提出的公平赔偿，本南族从2013年9月23日就开始了第三次捍卫原住民习俗地权，从而设立路障。整个族群包括了妇女和儿童生活在帐篷下，至今饱受长达六周烈日和季候雨的折磨。

保护在巴南（Baram）的原住民习俗地（设立路障）

为了阻止巴南水坝进一步的预期建设工程，巴南的内陆族（Orang Ulu）也在2013年10月23日开始了类似的捍卫原住民习俗地权，从而设立路障。他们以和平的方式请巴南水坝工程的工人离开。水坝工人已经答应离开了工地，工程因而停滞不前。驱使工人离开水坝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

马来西亚公民团体的诉求

一般马来西亚原住民的民权运动，特别包括在姆伦（Murum）和巴南（Baram）的原住民的民权运动，可说是马来西亚公民团体，在总体上反对人民受到压迫的运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对这样的不公平待遇感到万分愤怒。正因如此，姆伦（Murum）和巴南（Baram）原住民的诉求也正是我们自己的诉求。

马来西亚公民团体对砂拉越州政府与其关联企业、承包商及代理提及的诉求如下：

1. 立即停止姆伦（Murum）水坝蓄水，并停止再焚烧对本南社群的长屋。恳请他们在不以恐吓、暴力、贪污、操纵以对本南社群（Penan）进行分化的情况下，与该社群进行公开且公正的咨询。

2. 立即停止与计划中的巴南（Baram）水坝的所有工程。恳请他们在不以恐吓、暴力、贪污、操纵以对巴南社群进行分化的情况下，与该社群进行公开且公正的咨询。

马来西亚公民团体对马来西亚皇家警察提及的诉求如下：

立刻停止警察路障，以允许食物和水的运送、不阻止医疗援助，社会工作者，记者和相关媒体工作者自由进出姆伦（Murum）。同时，也恳请马来西亚皇家警察能够呈现出其专业表现，保护姆伦（Murum）和巴南（Baram）原住民，行使他们的民权运动，从而根据马来西亚宪法所授予的权利与保证，在马来西亚过着和平的生活。

“反对水坝联盟”联系人：巴钦义
电话：012-4777706
电邮：pakhimghee@gmail.com

此文告获得以下马来西亚各团体组织（包括本会）及个人认同与签署：

1. Aliran

2. All Women's Action Society (AWAM)

3. ANGKATAN WARGA AMAN MALAYSIA (WargaAMAN)

4. Association of Women Lawyers

5. Ban Cyanide Action Committee, Raub, Pahang

6. Baramkini

7. Baram Protection Action Committee (BPAC)

8. Bersih Sibu, Sarawak

9. Borneo Resources Institute, Malaysia (BRIMAS)

10. Borneo Rights International, United Kingdom (BRI)

11. Biro Alam Sekitar Parti Keadilan Rakyat 

12. Center for Orang Asli Concerns 

13. Centre for Policy Initiatives (CPI)

14. Civil Rights Committee of Kuala Lumpur &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15. Community Action Network (CAN)

16. Communitie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 (CICOM)

17. Dapur Jalanan Kuala Lumpur

18. ENGAGE

19. Friends in Conversation (FIC)

20. Gerakan Bunga Raya

21. Gindol Initiative for Civil Society, Borneo

22. Gabungan NGO Pengerang Johore

23. Helen Ting

24. Himpunan Hijau

25. Ho Yock Lin, President, AWAM

26. Jaringan Orang Asal SeMalaysia (JOAS) which comprises 89 CBOs.

27. Jaringan Rakyat Tertindas (JERIT)

28. Jaringan Tanah Hak Adat Bangsa Asal Sarawak (TAHABAS)

29. JOHOR YELLOW FLAME (JYF)

30. Kelab Bangsar Utama

31. Lee Hwok Aun Dr., Universiti Malaya

32. 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e

33. Malaysia Youth and Student Democratic Movement

34. MADPET (Malaysians Against Death Penalty and Torture)

35. MALAYSIAN INDIANS PROGRESSIVE ASSOCIATION (MIPAS)

36. Malaysians for Beng Hock

37. Mama Bersih

38. New Era College Student Progressive Front

39. Northern Green Youth

40. Parti Sosialis Malaysia

41. People's Green Coalition

42. Persatuan Alumni PBTUSM Kuala Lumpur & Selangor (雪隆理华同学会）

43. Persatuan Kesedaran Komuniti Selangor (Empower)

44. Persatuan Komuniti Prihatin Selangor & Kuala Lumpur (PRIHATIN)

45. Persatuan Masyarakat Selangor dan Wilayah Persekutuan (PERMAS)

46. Persatuan Murid Murid Tua SJK (C) Pei Hwa

47. Persatuan Penduduk Taman Muhibbah

48. Persatuan Sahabat Wanita, Selangor (PSWS)

49. Pertubuhan Solidariti Hijau Kuantan ( PSHK)

50. Pusat Komunikasi Masyarakat (KOMAS)

51. Tan Sri Ramon Navaratnam

52. Saya Anak Bangsa Malaysia (SABM) 

53. Sahabat Rakyat Working Committee (人民之友工委会)

54. Save Vui Kong Campaign

55. Serdang Bharu School Alumni Youth Section

56. Solidariti Anak Muda Malaysia (SAMM)

57. SOS-Selangor

58. Save Malaysia Stop Lynas (SMSL)  

59. Suaram

60. Suaram Penang

61. Sunflower Election Education (SEED)

62. Tamil Foundation

63. Tan Siang Yong 陈湘荣, Chairman Kedah/Perlis Liaison Committee, 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e

64. Tenaganita

65. Tindakmalaysia

66. Toh Kin Woon Dr.

67. Universiti Utara Malaysia Student Progressive Front

68.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Student Progressive Front

69.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Student Progressive Front 

70. Women's Centre for Change, Penang

71. Women Development of Malaysia PJ Branch.

72. Women's Aid Organisation (WAO)

73. Women Section of Kuala Lumpur &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74. Wong Fort Pin Dr., Klinik Wong, Melaka 

75. Writer Alliance for Media Independence (WAMI)

76. Yoong Suan Dr., 楊泉, PhD, research fellow, Cameron Highlands 金马轮高原

77. Youth Section of Kuala Lumpur &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78. Peoples Documentary

79. 528 Media Action Group

80. Life for Democracy

原文如下：

Malaysian Civil Society Supports the Protection of
Orang Asal's Native Customary Rights against the
Construction of Dams in Murum and Baram, Sarawak

Issued on 6th November 2013 at Kuala Lumpur Malaysia

The Malaysian Civil Society regards with great indignation the violation of Native Customary Rights of the Orang Asal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 Sarawa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ydroelectric power dams in Bakun, Murum and Baram, Sarawak.

This statement is issued by Damn the Dams Action Group. The following is the full text of the statement:

The Violation of Native Rights

The Sarawak State Government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ef Minister Taib Mahmud has consistently and relentlessly violated the Rights of the Orang Asal in Sarawak by unlawful seizure of their Native Customary Lands; systemic deforestation through illegal logging; flooding of river valleys as a result the construction of three mega dams at Batang Ai, Bakun and Murum and the planned construction of another nine dams at Baram and other districts; illegal transplantation of the monoculture of oil palms onto vast areas of Native Customary Lands; the establishment of toxic, polluting and massive energy-consuming smelting industries in the industrial zones (SCORE) along the coast of Sarawak.

This systematic and disastrous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has brought irreversible harm to the Orang Asal communities who have protected the pristine forests for their food, small farms, long houses, places of worship, churches and burial grounds. Their very existence and culture is dependent on their lands and the forest. Their land is their life.

The eviction of the Orang Asal from their lands has proven to be a cultural genocide. The forced relocation of the Orang Asal to Sungai Asap to make wa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akun Dam had left the community destitute. The new settlement area is a part of oil palm plantations and is unsuitable for cultivation of hill rice and other crops. It is located far away from the forests. The schools and clinics demanded by the Orang Asal are lacking. The amenities are badly constructed and unhygienic. While the forced relocation is not unlike the setting up of “New Villages” during the Emergency Orders from 1948 to 1960 in Malaya, the living condition has been comparable to that of the refugee camps.

The Protection of Native Customary Lands (Blockade) at Murum, Sarawak

The Penan communities at Murum have started their third Protection/Blockade since 23 September 2013 as their demands for fair compensations have not been met by the Sarawak Government and its linked corporations. The entire communities including women and children have been camping under the warm sun and suffer the monsoon rain for the past six weeks to voice their protest.

The Protection of Native Customary Lands (Blockade) at Baram, Sarawak

The Orang Ulu communities of Baram had similarly started their Protection/Blockade on 23 October 2013 to stop further prospective and construction work on the planned Baram Dam. They had peacefully asked the workers at the Baram Dam project to leave.  The Dam workers had complied and construction had come to a stand still. The eviction of the Dam workers had been conducted peacefully.

The Demands of the Malaysian Civil Society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of the Orang Asal in Malaysia in general and that of the Orang Asal at Murum and Baram in particular is an inseparable part of the larger Malaysia Civil Society movement against injustices and oppression inflicted upon the Malaysian public as a whole. We hold in great indignation such injustices committed against us. The demands of the Orang Asal at Murum and Baram are therefore our own demands.

The Malaysian Civil Society demands that the Sarawak State Government and its linked corporations, contactors and agents:

1.  To immediately stop the impoundment of Murum Dam and stop further arson against the long houses of the Penan community in Murum. That they enter into open and fair consultation with the Penan community without intimidation, force, corruption and manipulations to divide and split the community.

2. To immediately stop all work related to the survey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planned Baram Dam. That they enter into open and fair consultation with the community of Baram without intimidation, force, corruption and manipulation to divide and split the community.

The Malaysian Civil Society also demands:

3.  That the Royal Police of Malaysia immediately end the Police road block to allow food, water, medical assistance, social workers and media reporters to freely enter Murum. That the Royal Police of Malaysia renders its utmost professional service to protect the Orang Asal in Murum and Baram who are exercising their Civil Rights granted and guaranteed under the Constitution of Malaysia to a peaceful life in Malaysia.

In solidarity,
Damn the Dams Action Group
Contact person: Khim Pa
Mobile: 012-477 7706
Email: pakhimghe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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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捧普京为 “全球最有影响力人物” / 《福布斯》为何看扁奥巴马

《 福布斯 》捧普京为 

“全球最有影响力人物”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3年10月30日22:17

普京 奥巴马 （资料图）

【中新网10月30日电】据俄媒30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被《福布斯》杂志评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人物，美国总统奥巴马则从原来的第一降为“第二号人物”。

根据《福布斯》杂志发布的2013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普京总统被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去年被选为第一号人物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位居第二。”

消息说，总共有72人入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经济家和社会活动家排行榜。

该杂志指出，“除了普京总统外，进入排行榜的人物还有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位居第60名)、俄总理梅德韦杰夫(53名)和富商乌斯曼诺夫(63位)”。

去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排名第三。2011年时任总理的普京曾排名第二。

以下是一篇发表于《多维新闻》网的评论——

《福布斯》为何看扁奥巴马

作者：孙海岗   来源：《多维新闻》网中国文摘（2013-11-02） 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3-11-02/59343171.html

这个世界上，最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是哪个国家的媒体和文人？答曰，美国媒体和文人。与坐井观天，只关心与自己有切身关系的鸡毛蒜皮事务的人们不同，美国文人最有国际观。
在指点江山方面，最牛逼的美国媒体之一，是《福布斯》杂志，这家媒体，竟然将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物当炒作对象。

谁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

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很难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每个有独立思维能力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福布斯》杂志却有足够的能力，向全世界推销，并成功地让很多人，相信并接受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这就是所谓的软实力。

2013年，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是谁？很多人会把票投给奥巴马。也有人会把票投给普京，《福布斯》却把个桂冠，拱手送给了美国人头痛的对手，俄罗斯的猛男总统——普京。奥巴马作为世界第一强国，也是唯一的超级强权的领袖，就这样被自己国家的媒体《福布斯》看扁了。

《福布斯》为何看扁奥巴马总统？

在看扁奥巴马总统的同时，《福布斯》为何会抬高普京的地位？这要从2013年的美俄博弈说起。

2013年的美俄博弈，精彩绝伦，好戏不断。其中，最具有指标意义的事件有两个，一个是斯诺登事件，一个是巴沙尔在叙利亚涉嫌使用化学武器事件。

斯诺登是从美国安全部门叛逃的一个信息技术员，这位美国舆论眼中的国家叛徒，先是逃到香港，后又逃到俄罗斯。奥巴马执掌的美国政府，要求俄罗斯交人，普京顶住白宫压力，以变通的方式，庇护斯诺登，控制了这位来自美国的深喉。随着美国“监听门”丑闻的扩大，世界范围内同情斯诺登的人将越来越多。

叙利亚的统治者巴沙尔，涉嫌在国内使用化学武器，引起西方世界严重抗议。奥巴马公开表示要用武力干涉的手段，加速叙利亚的变革进程。奥巴马的倡议，遭到普京的明确反对，最终美俄博弈的结果，是奥巴马屈服，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化险为夷，赢得了摆平国内反对派的时间。

这两件事情的发展，慢慢磨损了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公信力。在叙利亚问题上喊打喊杀想打头阵的沙特阿拉伯，感觉自己被美国人耍了。东南亚一些想在南中国海争议岛屿问题上与中国叫板的国家，在面对奥巴马陷入国内事务无法抽身参加峰会的窘境时，也只好放低了调门调低了姿态。这些都与奥巴马本人的领导风格有关。

在美国国内，因为医疗体制改革问题，美国共和党的议员们，成功地让民主党政府关了十几天的门，这等于让奥巴马提前成为跛脚鸭。在美国这样的权力相互制衡的国度，美国总统的权力本就十分有限，奥巴马又被整成跛脚鸭，怎能避免被《福布斯》看扁？

《福布斯》看扁奥巴马的背后，反映的是美国人对美国全球影响力下降的担心。2013年下半年的数次领导人峰会，都因为奥巴马的缺席，使得中国国家领导人成为关注中心。奥巴马在领导力问题上的局限，将可能成为美国全球影响力下降的助推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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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颜色革命”的背后

在“颜色革命”的背后

作者 / 来源： 邢广程 / 《环球视野》

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34914

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
（照片来源：rferl.org/media/photogallery/25147021.html）

“颜色革命”是苏联东欧剧变大地震后的余震

所谓经典的“颜色革命”是指2003至2005年独联体地区三国所发生的三次重大政治事变：

•	2003年11月，萨卡什维利手持玫瑰花逼迫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下台并取而代之，从而拉开独联体地区“颜色革命”的序幕。
•	2004年秋，乌克兰在总统选举中发生激烈政治斗争，尤先科以橙色为标志向其政治对手发起攻击，最终获胜，这就是著名的“橙色革命”。
•	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发生剧烈的政治震荡，阿卡耶夫总统在骚乱中流亡国外，巴基耶夫坐上了总统宝座，这就是所谓的“郁金香革命”。

三次“颜色革命”给独联体空间带来巨大的政治冲击，形成一连串的政治波澜，也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1]时至今日，“颜色革命”依然成为独联体地区的重要政治话题，也是各国当权者竭力加以避免的政治现象。

“颜色革命”的若干特征值得关注——

第一，	“颜色革命”发生在一些国家议会选举或者总统选举的非常敏感时期。
第二，	“颜色革命”首先发生在独联体地区，而且所发生的国家具有代表性。乌克兰在独联体国家中属于大国，是斯拉夫国家，对白俄罗斯甚至对俄罗斯具有示范效应；格鲁吉亚是外高加索国家，属于小国，从地缘政治上看，是俄罗斯的邻国，又存在比较强烈的反俄情结，对外高加索国家有示范效应；吉尔吉斯斯坦地处中亚，紧邻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既亲美又是俄罗斯的兄弟，对中亚国家具有示范效应。
第三，	“颜色革命”已经明显超出一个国家内政的范畴，俄美介入的情况越来越明显。
第四，	“颜色革命”的效应出现外溢现象。尽管“颜色革命”发生在三个国家，但白俄罗斯、阿塞拜疆等国都出现过险情，就连俄罗斯也受到了“颜色革命”巨大的压力。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得更广阔一些，就会看到，2010年以来发生在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就是“颜色革命”外溢的结果，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独联体以外地区的经典复制。

综合分析“颜色革命”爆发的进程几乎具有统一定制的模式——

	第一步，当局选举的最初结果一经公布，就立即被反对派所否定，其中最具有杀伤力的理由就是指责当局在选举中作假和舞弊；
	第二步，反对派坚决不承认其选举结果，号召拥护者示威游行并在政权办公地点门前或标志性的广场安营扎寨；
	第三步，反对派持有统一颜色的标志，以示这次“革命”的示范性、组织性和吸引力；
	第四步，要求重新选举，并利用当局的迟疑和反应失当，争取主动；
	第五步，配合西方政府发出的质疑声音，寻求外部支持，给当局施加压力；
	第六步，在重新选举过程中赢得胜利，或者在当权者被迫下台的情况下获得胜利。

从性质上看，“颜色革命”并不具有革命的涵义，换句话说，这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革命，而是三次带有明显争权夺利色彩和具有大国博弈性质的政治事变。

“颜色革命”在独联体屡次发生，不是简单和普通的政治事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苏联东欧历史性剧变的轨迹来看，这依然是这场苏联东欧剧变的延续和整个链条中的关键环节，是苏联东欧政治剧变大地震后的余震。苏联东欧剧变是制度性的剧变，从剧变的性质上看，上述地区都是以走非社会主义道路为目标，都选择了非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制度；从国家形态上看，苏联被解体了，被分成15个独立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则在不断的战争和武装冲突中最终被肢解了。比较幸运的是，苏联解体进程是在和平的状态下实现的，并没有发生战争。尽管如此，苏联解体给原苏联空间带来了灾难性的冲击。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依然长时段地处于危机状态，国家政治体系不协调，社会政治矛盾非常激烈，再加上西方国家各种形式的干预和介入，导致“颜色革命”频发。

“颜色革命”究竟革了谁的命？

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的性质来看，这不是典型的革命，只能是政权的改变和最高权力的转移。

从上述三国“颜色革命”的结果上看，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黯然下台，阿卡耶夫在骚乱中流亡俄罗斯，失去总统宝座，乌克兰总统候选人亚努科维奇则是“煮熟的鸭子飞了”，被尤先科在重新选举时所战胜。从谢瓦尔德纳泽和阿卡耶夫的政治命运上看，“颜色革命”确实革了他们的政治生命，标志着格鲁吉亚谢瓦尔德纳泽时代的终结和吉尔吉斯斯坦阿卡耶夫时代的结束。从亚努科维奇的政治命运上看，这只不过是一次政治磨难，五年后他成功地获得总统宝座。

库奇马是乌克兰转型时期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在1992年至1994年在克拉夫丘克总统班子工作，曾任总理。但他于1994年的总统选举中战胜了乌克兰开国 总统克拉夫丘克，在1999年总统选举中战胜了乌克兰共产党领袖西蒙诺年科，而且需要强调的是，这两次总统选举库奇马都是通过第二轮才击败对手担任总统的，可见乌克兰的政治生态是非常脆弱的，库奇马并没有丰厚的政治资源。尽管如此，库奇马却在独联体造成了一个政治奇迹，即他圆满地坚持到了正常的离职时刻。库奇马最大的本事表现在，他善于在特别复杂和混乱的乌克兰实行斡旋政策，是乌克兰政坛上不可多得的平衡者。乌克兰存在着平衡派与倾斜派之间的矛盾。库奇马总统的治国方略就是在内政外交中实行平衡政策——

第一，	实行各种政治力量的相对平衡政策，在非常复杂的政治力量交织和政治矛盾中寻求平衡、协调和妥协；
第二，	尽量平衡乌克兰东西部地区的利益，尽可能地缓和东西部地区的经济矛盾、民族纠葛和利益冲突；
第三，	抑制克里米亚独立倾向，缓和克里米亚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四，	平衡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在东西方之间寻找其利益均衡点，以契合乌克兰所独有的地缘政治利益。

正因为库奇马总统实行比较稳妥的政策，所以，他的两届总统任期波澜不惊，几乎全身而退。他的问题不是谋求继续执政，而是准备将政治接力棒传递给政见大致相同的继任者，继续实行平衡政策，在他看来亚努科维奇就是这样的人物。同时，乌克兰还有另一种政治选择，即乌克兰应打破平衡，在国内实行激进改革，在对外政策上回归欧洲，寻求加入北约和欧盟，去俄罗斯化。这种路线的代表人物就是尤先科。他在库奇马总统任期内担任总理期间，就尝试实行向欧洲倾斜的政策，遭到质疑，也引起库奇马总统的不满。可见，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各自代表乌克兰不同的内外政策的政治力量。

    

应该看到，这三个国家，斗争双方都曾属于一个政治集团，后来才出现分歧和分化。尤先科曾是库奇马总统团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曾担任过国家银行行长，还担任过总理，后来成为库奇马总统的反对派。萨卡什维利曾担任过谢瓦尔德纳泽总统的司法部长，后来与谢闹翻。巴基耶夫曾是阿卡耶夫总统团队的重要人物，曾担任过总理，后来与阿卡耶夫分道扬镳。这说明，他们在战略上并没有大的政治分歧，不涉及制度上、道路上和模式上的选择。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尤先科的竞争对手亚努科维奇都不是激烈的反西方分子，阿卡耶夫总统是非常喜欢西方制度并仿造西方模式治国的政治家，至于谢瓦尔德纳泽，谁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激进的苏联改革的推手，他无论担任苏联外交部长期间，还是在担任格鲁吉亚总统期间都是非常亲西方的。但为什么上述这些亲西方者反过来又被西方“革命”了呢？这不仅是阿卡耶夫总统和谢瓦尔德纳泽总统本人的悲剧，更是发生“颜色革命”之国的悲剧。

西方抛弃那些曾经大力支持的旧友，是因为他们尽管很亲西方，但却没有完全按照西方模式的标准来塑造本国，制度上没有达到西方的标准。让西方反感的是，阿卡耶夫总统和谢瓦尔德纳泽总统都在谋求更长时段的总统任期，这就“破坏”了西方所定的规矩。在人和制度的选择上，西方更加注重制度层面。所以，西方完全支持以更亲西方者来取代亲西方者，萨卡什维利和尤先科就是更亲西方者的代表。

    

历史的合力

为什么独联体地区会发生“颜色革命”？世界各国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和探讨。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颜色革命”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恩格斯说过：“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产物。”[2]

从这个原理出发，我们认为，独联体地区发生“颜色革命”绝不是孤立事件。首先，苏联解体后，所有15个国家都处于艰难的转轨进程中。诸种负能量的多重叠加造成了独联体几乎所有国家都处于困难和危机状态。这些国家需要完成两个相关进程：一个是完成国家独立的进程，使自己由苏联的组成部分成为国际法主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这个进程需要很长时间，无论国家制度的建构，还是微观机制的建造，都需要比较艰苦的过程；另一个是制度性的转轨，从传统的苏联计划经济体系向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过渡，何其容易?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到乌兹别克斯坦的渐进改革，独联体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进程中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有些代价不是必须要付出的，而是很多独联体国家政权简单复制西方模式，违背国情，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所造成的后果。违背国情必然会遭受挫折，而付出代价的恰恰是这些国家的民众，独联体国家绝大多数民众生活水平在下降。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因苏联解体而人为造成原有经济空间的割断和阻隔，独联体各国原有的经济联系被人为中断，这对所有独联体国家都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几乎都处于腐败严重、矛盾激化和民众不满的状态中。而外部因素的不断干预，使独联体地区成为大国博弈的竞技场，这就为“颜色革命”的发生创造了基本条件。

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有几个共同的特征——

第一，	经济发展不顺利。格鲁吉亚的经济一直处于危机状态，居民的生活水平很低，格鲁吉亚的外债达2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一直处于不景气状态。
第二，	经济状况不好导致民众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这是民众不满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	上述三国腐败非常严重。谢瓦尔德纳泽、库奇马和阿卡耶夫三位总统的家族和团队都涉嫌腐败，这是反对派能够动员民众上街示威游行的重要政治动因。
第四，	谢瓦尔德纳泽和阿卡耶夫总统继续谋求更长时间的执政，在经济没有起色和腐败盛行的情况下，这无疑是刺激民众反对情绪的重要因素。

因此，上述三国发生“颜色革命”其内因是主要的，是基本的。反对派利用这些因素造成了内在的政治危机的局势，而西方国家通过支持反对派达到了“民主改造”上述国家的目的，从而使反对派形成了夺权之势。

“颜色革命”的消极后果

“颜色革命”不仅没有给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带来总体形势的好转，而且使上述三国的情况搞得更加复杂。

第一，“颜色革命”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社会政治稳定。上述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局势持续动荡。格鲁吉亚的政治斗争十分尖锐，多次爆发抗议示威。

“颜色革命”之后，执政者内部矛盾逐渐加大，原先支持萨卡什维利总统的同路人先后走向他的反面，就连原议长布尔贾纳泽也加入到了反总统阵营。在2012年10月初举行的格鲁吉亚议会选举中，亿万富翁伊万尼什维利领导的反对派联盟“格鲁吉亚梦想”获胜，总统萨卡什维利领导的“联合民族运动”党失利，伊万尼什维利组阁并成为总理。根据格鲁吉亚新宪法，未来将实行议会制，总统权力将大大受到削弱，而总理的权力将增强。新总理既主张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又主张与俄罗斯发展友好关系。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自执政之日起就陷入激烈的政治对抗和冲突中。2005年初尤先科担任总统后履行诺言，任命季莫申科为总理。但半年后季莫申科就被撤职，尤先科与季莫申科的矛盾加剧。第一次政府危机导致尤先科与季莫申科的对立。2006年第二次哈努罗夫政府危机后，亚努科维奇出任总理。 2007年尤先科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导致乌克兰出现议会危机。2007年，为与亚努科维奇及其所领导的“地区党”斗争，尤先科与季莫申科再度结成政治联盟，季莫申科再次担任总理。2008年尤先科又宣布解散会议，只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状态下没有付诸实施。亚努科维奇虽然在总统选举中败北，但他的政 治影响力依然非常大，来自东部地区居民的支持使他有资本与尤先科较量。

2010年初的总统选举中，尤先科在第一轮就出局，随后，亚努科维奇又在第二轮的总统竞选中淘汰了另一个“橙色”对手季莫申科获胜。亚努科维奇先后战胜了尤先科和季莫申科两员“橙色联盟”大将，表明在乌克兰“橙色革命”六年之后已经褪色。

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生态也很复杂，阿卡耶夫政权被推翻后，总统与议会的矛盾上升，巴基耶夫总统与捷克巴耶夫议长处于政治对立状态。捷克巴耶夫议长辞职后，巴基耶夫总统与库洛夫总理的矛盾激化，2007年至2008年都是在总统与总理政治对立的情况下度过的。虽然库洛夫最后辞职，但巴基耶夫政权积累了一系列矛盾。此外，吉尔吉斯斯坦的腐败现象更加严重。

第二，持续的政治危机和斗争，导致上述三国的经济一路下滑。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民众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由于俄罗斯也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上述国家到俄罗斯务工人数在下降，所寄回的外汇收入也相应减少，这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危机。

第三，通过“颜色革命”上台的执政者相继下台。乌克兰亚努科维奇在新一届 总统选举中获胜，乌克兰的这种生态又一次发生变化。2010年巴基耶夫政权被推翻，吉尔吉斯斯坦又一次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冲突，陷入了混乱和失控状态，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奥通巴耶娃和阿坦巴耶夫相继执政，才逐渐稳住局面。格鲁吉亚萨卡什维利虽依然在总统的位置上，但新任总理的影响越来越大，因为该国将是议会制国家。

第四，“颜色革命”导致俄美两国博弈更加露骨。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还是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都被认为是亲俄派，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将本国的战略利益置于中心位置，在照顾到俄罗斯的利益诉求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寻找平衡。

尽管这些国家在相当大程度上受俄美博弈的影响，但这些国家不是大国博弈的玩偶。从长时段视角看，俄罗斯在独联体的影响尽管呈削弱之势，受到全方位的挑战，但在独联体空间其传统和现实影响依然是最大的，无论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及其当权者怎样试图去俄罗斯化，但因自身生存和发展因素，以及地缘政治因素都促使其不能不顾及到俄罗斯现实的影响。独联体框架内“独”与“联”两个相反趋势依然会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存在，而且“独”的趋势还将起主导作用。

美国的图谋

苏联东欧剧变后，美国和欧洲继续采取挤压俄罗斯的战略，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进程就是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进程，所以，美国和欧洲将消化苏联解体的重要空间设定在中东欧地区，经过一系列的反复博弈和斗争，绝大多数原有的东欧国家相继加入了北约和欧盟，随后，波罗的海三国突破了俄罗斯所设定的“红线”，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北约和欧盟，俄罗斯传统战略空间受到了实质性的挤压。美国和欧洲除了吸纳原来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之外，还对南斯拉夫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干预，造成了南斯拉夫问题复杂化。米洛舍维奇政权的倒台，标志着西方在东欧的“民主”战略大体上告一段落，针对独联体的“民主改造”和进一步挤压俄罗斯传统战略空间的双重任务开始实施，这就是“颜色革命”发生的外部背景。

尽管独联体新独立的国家都明确表示要复制西方模式，走“民主道路”，但西方国家依然将独联体国家视为异质国家。在他们看来，诸如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中亚等国家，依然是具有巨大民主缺陷的转型国家，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造。同时，针对俄罗斯的逐渐走强， 西方国家在大体上完成对东欧“民主改造”进程后将战略重点移至独联体地区，通过“民主改造”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影响。这两个目标直接催生了独联体地区的“颜色革命”。所以，进入21世纪之后独联体地区步入了政治动荡期。

独联体地区发生“颜色革命”自然是内因起了主要作用，但外部因素不可忽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颜色革命”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2003年11月2日，格鲁吉亚议会选举后不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发表声明，公开指责这次选举违反民主原则，对格鲁吉亚反对派表示支持。随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甚至通电谢瓦尔德纳泽，劝其放弃总统职务。谢瓦尔德纳泽在任总统期间外交上靠向西方，尤其是美国，但美国在2003年已经决意以更加亲美的萨卡什维利取代他。这注定了他的政治悲剧。

美国在“颜色革命”进程中程式化的做法是——

	第一步，在独联体国家纷纷成立非政府组织，培植反政府力量，为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独联体国家非政府组织注入了大量资金。[3]
	第二步，在“颜色革命”发生国议会或总统选举前培植政权反对派，支持其代表人物参加选举。
	第三步，在选举过程中不断引导选举国民众关注诸如腐败问题，不时抛出所谓爆炸性的“黑材料”。
	第四步，选举一结束就公开宣布当局选举违反民主原则，具有舞弊行为。
	第五步，公开宣布支持反对派，不承认选举结果，敦促当局与反对派对话，消除舞弊行为。
	第六步，帮助反对派夺取政权。
	第七步，反对派夺取政权后立即加以承认，在国际上造成既定事实。
	第八步，全面支持上台了的反对派政权。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独联体地区不断支持通过“颜色革命”上台的政权，而新上台的亲西方势力采取更加亲西方的政策。比如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上台后实行西化政策，任命法籍格鲁吉亚侨民祖拉比什维利为外交部长，任命曾就学于美国军事学院的卡帕纳泽为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美国还积极支持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挥“古阿姆集团”的作用，2005年前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两国领导人走动频繁，都强调要推动“古阿姆集团”的发展，而该组织具有明显的反俄色彩。在西方支持下，2005年12月初，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所倡导的“民主选择共同体”宣告成立，该组织旨在联合波罗的海、黑海、里海和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力量，搭建为发展民主价值观进行对话与合作的平台，旨在促进地区发展，推进民主，保护人权。乌克兰、格鲁吉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摩尔多瓦、斯洛文尼亚、马其顿、罗马尼亚九国总统及保加利亚副总统参加了此次会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北约、欧洲委员会等组织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4]

但2005年以后，美国逐步改变了在独联体的行动策略，不再公开鼓励和主动策动“颜色革命”，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并没有像西方所想象的那样按照西方的脚本行事，政权易人情况依旧，上述这些国家当权者内部争斗不断，经济依然低迷，腐败依然严重，民众不满情绪依然强烈。
第二，	伊朗核问题突显出来，美国指望独联体国家，尤其是与伊朗相邻的国家支持美国遏制伊朗的政策。
第三，	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以后急于从伊拉克和阿富汗脱身，急于“重返亚太”，对独联体“颜色革命”关注程度下降。
第四，	“颜色革命”不仅引起俄罗斯的高度警觉，而且也引起了独联体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反感，美国在独联体尤其在中亚地区逐渐处于被动局面。
第五，	“阿拉伯之春”的爆发表明美国引燃“颜色革命”的关注地区有所外溢。

尽管这些年独联体地区的“颜色革命”处于间歇状态，但独联体地区再次出现“颜色革命”的可能性依然存在，“颜色革命”的幽灵依然在独联体地区游荡，美国在独联体搞“民主改造”和遏制俄罗斯影响的战略意图从根本上没有改变。

俄罗斯的反制

俄罗斯对“颜色革命”非常警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阻滞。一方面，俄罗斯对上述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采取了具有针对性的措施，概括起来，有三个重大措施：——

	一是，从2005年起，俄罗斯对乌克兰史无前例地动用了“天然气”杠杆，从而引发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天然气”大战，俄乌“斗气”波及到了欧洲天然气供应问题，使得欧洲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变数。俄罗斯在“天然气”领域所采取的措施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换句话说，俄罗斯不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即乌克兰尤先科政权既实行亲西方政策，又享受来自俄罗斯优惠能源供应，俄罗斯不能再充当这样的“冤大头”。在与俄罗斯所进行的“天然气”大战中，乌克兰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二是，俄罗斯利用萨卡什维利政权的失误，抓住时机于2008年发动了一场局部战争并赢得了胜利。俄罗斯对格鲁吉亚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措施，遏制格鲁吉亚成为西方在俄罗斯南部边缘的前沿基地。俄格战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这表明俄罗斯在独联体问题上不惜一战来维护其核心战略利益。俄格战争给美国及西方在独联体的渗透和搞“颜色革命”以实质性的回击。
	三是，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采取了与美国直接较量的做法，即要求吉尔吉 斯斯坦关闭美国在玛纳斯空军基地。巴基耶夫总统过分地在俄美之间摇摆和打牌，企图在俄美大国博弈之间获取最大利益，但局势出现了灾难性的变化，巴基耶夫总统没有控制住局势，国内问题和大国博弈使得巴基耶夫总统地位动摇，最终被迫流亡到白俄罗斯。

俄罗斯应用经济手段、武力手段和大国博弈等三种重要手段和方式促成了三国局势的改变，使其局势朝着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现在上述三国执政者都不是俄罗斯所反感的人。美国通过“颜色革命”短时期内似乎达到了目的，但实际上在随后几年遭到了挫折，美国所策动的“颜色革命”战略上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搞乱了“颜色革命”发生国的局势，也给俄罗斯更加积极和细致地维护其在独联体的核心利益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普京深知美国在独联体策动“颜色革命”，其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仅将俄罗斯身边的国家策动过去，去俄罗斯化，倾向于西方，而且还试图在俄罗斯本土搞“颜色革命”，促使普京及其团队失去政权。普京的判断没有错误，从2011年至 2012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和总统的情况来看，美国确实在俄罗斯下了不少功夫，对普京的反对派给予很大的支持，虽然普京最终赢得了胜利，但也被多次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搞得灰头土脸。所以，普京重新担任总统后就做出决定，停止美国国际开发署代表处在俄罗斯的活动，加强对俄罗斯境内的外国非政府组织活动的管理和监控，反对美国干涉俄罗斯的内政。与此同时，普京提出了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的思想，旨在独联体地区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个趋势应该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俄罗斯与美国在独联体空间内的博弈还将持续下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参考注释】：

[1]	中国学术界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作，如孙壮志主编的《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7.
[3]	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请参见以下学术作品：孙壮志.独联体“颜色革命”的地缘政治解读[M].//邢广程.应对挑战——俄罗斯东欧中亚发展报告(2005 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季志业.“彩色革命”及其地缘影响[J].现代国际关系,2005,6;苏祖辉.独联体国家西靠与美俄争夺 [J].当代世界,2005,8.
[4]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12/03/content_3870942.htm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88期，摘自2013年第5期《当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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