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华尔街”运动 与 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

“占领华尔街”运动 与 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

作者： 王静（中国）
来源：《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39期
插图： 本部落格编辑部

“占领华尔街”运动从美国开始，逐渐向世界各国发展开去，不仅对美国而且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兴起

自 2011年9月17日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发展成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具有鲜明左翼色彩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美国主流媒体及华尔街的富豪们一开始是淡化、丑化该运动，希望它能自生自灭。但是面临日益扩大的规模，美国警方随后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镇压，与抗议群众频频发生流血冲突。占领运动进行仅两周，纽约警 方就抓捕了近千名抗议者。进入2012年，占领运动继续保持高温。1月28日深夜，美国东西两地示威者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400余人被捕。在美国西部城市奥克兰，示威者甚至冲进市政厅，并焚烧美国国旗。

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是总部设在温哥华的《广告克星》杂志，这是一家以对资本主义的犀利批评而知名的印刷和网络杂志。2011年7月13日，该杂志在其网站上发动号召，称华尔街是美国的金融罪恶之都，呼吁美国民众冲进曼哈顿，搭帐篷建厨房，占领华尔街。随后，社会主义运动组织、无政府主义者、工会、学生等纷纷加入，他们声称自己是代表99%的美国人民来抗议1%的金融寡头及代表金融寡头利益的美国政坛。抗议者提出对财富重新分配的主张，要求在改革中增加针对富人和公司的税收、结束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高福利、支持工会组织、增强对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护。大多数美国人都对这场运动表示了好感和支持，美国《时代》杂志调查显示，54%的受访者对抗议有好感，仅有23%表示反对。

二、“占领华尔街”运动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彻底破产

美国长期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终于结出恶果。自2007年以来，美国积重难返的危机开始显现并不断深化：经济层面，从一开始的次贷危机演化成债务危机、金融 危机和经济危机；随后是因为美国两党政治精英应对经济危机措施不当，美国政治体制受到民众的广泛质疑，从而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而通过一连串铁的事实的教育，美国大众终于看清楚——在美国是金权天下，华尔街寡头操纵美国政坛，美国没有民主，只有金主，于是就有了这场直指美国核心症结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自从里根时代开始，新自由主义理念便成为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流行的强势主张，过去对资本主义的改良措施逐步遭受系统性清算。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改良措施，其本质是美国统治集团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如苏联、中国及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被迫向美国劳动群众部分让利：一方面是对富人增加税收；另一方面是加强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建设。这些改良措施的本质，是美国垄断资本集团为了防止底层民众对资本主义的反抗而采取的策略性让步，这种让步主要体现在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限制资本的权力，以促进社会公正。比如，提高工人工资，建立国有企业、公共企业，增加对富人和企业的税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因此，一旦国内外的压力减弱，这些改良措施则面临被清算的结局，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兴起的重要背景。

新自由主义并不笼统反对政府对经济的一切干预，它实际上反对的是那些对劳动者有利、而对资本寡头不利的干预。比如，美国的军事工业长期依靠美国军费的供养，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兴盛、社会福利削减的时期往往是军费开支暴涨的年代。再比如，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拿出上万亿美元援助那些陷入危机的华尔街金融公司。由此可见，美国那些鼓吹新自由主义的人，从来不反对甚至极力鼓动对资本有利的政府干预。

我们分析最近30年的 大事年表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伴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衰落：1980年苏联深陷阿富汗游击战漩涡，1981年里根以更加强硬的态度镇压工人罢工；1986年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对美全面妥协，1986年里根签署税制改革法案，首开美国富人同穷人承担同样税率的先河；1989年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出现系列动乱，1990年美国右翼智库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推出“华盛顿共识”；1991年苏联解体，新自由主义开始正式风行于世，连所谓主张“第三条道路”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政党，如英国的工党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也大量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2001年，以小布什上台为标志，美国进入更加彻底的新自由主义时代……

新自由主义盛行的结果是资本寡头权力的大扩张，其中最受益的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华尔街金融寡头。从1987年至2005 年，格林斯潘担任了18年的美联储主席，期间历经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等历届总统，无论是哪个党派，都鼎力支持格林斯潘主张的刺激借贷、低利率、放松监管、金融自由化等政策。而美国财长，也大多出身于华尔街，比如，1974年—1977年的财长威廉•爱德华•西蒙任前是花旗银行高管，1981年— 1985年的财长纳德•里根任前是美林证券CEO，1995年—1999年财长罗伯特•爱德华•鲁宾是高盛高级合伙人，2006年—2009年财长亨利• 鲍尔森是高盛董事长和CEO，现任财长蒂莫西•盖特纳任前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其中的一个关键点是在1999年，克林顿联手格林斯潘和鲁宾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通过了旨在消除所谓壁垒、监管、管制的《金融改革与现代化法案》。从此，美国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格局被打破了，金融寡头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了，美国花样繁多的金融衍生品被开发出来，虚拟经济、泡沫经济迅速膨胀。

不受民众及政府约束的资本，其剥削性必然是残酷无情的。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必然带来两极分化，由此导致以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为表现的经济危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导致美国的两极分化迅速扩大。除了军事工业和核心高科技产业外，美国一般产业为了追逐更高利润，大量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化导致资本自由转移，与此同时则是美国劳动者与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激烈的自由竞争。因此，美国产业出现空心化，劳动者及工会日趋弱势化。

在这种状况下，如何刺激经济的正常运行？格林斯潘等华尔街大管家给出的答案是：给经济体系注入充分的美元，鼓励美国民众超前消费、借贷消费，让美国企业及美国政府大肆借贷，通过寅吃卯粮的方式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种发展模式的最终结局，是个人和政府都负债累累，而最大的、最根本的债主其实正是那些金融寡头们。

多年来，美国一直依靠房地产贷款、汽车贷款、学生助学贷款、信用卡透支等方式来刺激经济。比如，美国广大民众买不起住房，美国的金融家们便创造出次级贷款和以住房为抵押品的次级贷款债券市场，让低收入的美国民众可以非常容易获得大量贷款以购买住房，于是房地产购买市场投机盛行，房地产泡沫和建立在住房价格上涨预期上的次级债泡沫都迅速膨胀。当住房价格和居民收入的差距扩大到实在离谱的时候，投机者必然会择机套现，房地产价格下调，房地产泡沫和次级债泡沫破 裂，这成为触发此次金融危机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这波经济危机的结果，第一是金融行业的垄断集中程度加剧，比如华尔街五大投行仅剩高盛一家。第二是大量美国中小企业破产，美国民众大量失业。第三是对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的金融机构购买了巨量美国次级债券及两房债券）的变相剥削。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危机的罪魁——华尔街的金融寡头们必然会成为美国底层民众及全世界民众的众矢之的。

我们来看看，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美国是如何劫贫济富的。小布什政府曾于2001年和2003年两次推行针对富人的减税计划，并且大力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私有化和市场化，竭力维护富人及大公司的利益。2004年，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统计数字，美国1%的人年收入超过120万美元，这些人受益于布什的减税计划，2003年单年减税2300亿美元， 平均每人近8万美元。金融危机爆发后，布什于2008年1月再次推行以减税为重要内容的经济刺激计划。布什第二届任期内每年的政府财政预案几乎都是大规模增加军费、大规模削减福利。奥巴马上台前忽悠美国穷人投他的票，但是他上台后，却继续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2010年12月份，奥巴马全面延长了布什的减税法案，2011年4月，在与共和党人谈判的财政预算中，奥巴马再次将布什减税法案继续延迟至2013年。2011年8月，美国债务危机爆发，美国两党在债务上限谈判时，奥巴马又一次将增税排除在了削减赤字计划之外。奥巴马本来打算对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富人和大企业提高税收，以增加政府收 入，减少联邦预算赤字，但是他最终放弃了这项计划，这导致了民主党选民对奥巴马的极度不满。

最后，连美国“股神”巴菲特也不好意思了，他在《纽约时报》撰写评论文章称：“我和我的朋友们都被这个偏爱富豪的国会溺爱太久了。现在，政府该认真考虑如何让大家共度时艰。”巴菲特称，他2010年缴纳的联邦税金仅为其应税收入的17.4%，这一比例比他办公室其他20人中的任何人都低，他们负担的税率平均为36%。

随着经济泡沫的破裂和经济危机的深入发展，美国失业率和贫困人口迅速增加。2011年11月3日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贫困线以下人口为4620万（美国贫困线标准是四口之家的年收入22300美元以下），其中极度贫困中的美国人大约为2050万（极度贫困标准是四口之家的年收入11157美元以下），有近4620万美国人接受政府补助来购买食品。2010年，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为4990万。在美国有2/3的大学生一毕业就背负沉重债务，平均每个大毕业学生负债8万美元——金融危机以来，政府推动削减赤字计划，公立大学费用涨幅超过15%。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潮迅速扩散，于是有了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爆发与新自由主义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拜新自由主义政策所赐，美国深陷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而金融自由化、资本全球化进一步使美国出现经济虚拟化和产业空心化特征，大量的实业资本要么投入金融业投机，要么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美国社会的财富进一步向华尔街金融寡头集中。据统计，2010年12月31日，仅美国排名前五家的金融公司的市值总和就高达8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20。2008年美国国会批准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后，仅两个多月，3500亿美元救市资金就发到了各大银行。这些援助很大一部分进入了华尔街高管的私人口袋。在金融泡沫破裂之后，所有被掩盖的资本主义体制性矛盾都爆发出来，愤怒的民众自然将斗争矛头指向华尔街。可以说，美国民众广泛参与和支持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直接反抗。

三、“占领华尔街”运动将对美元霸权造成冲击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泡沫经济从本质上看，是美国延缓和转嫁自身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的一种手段，但同时又加重了美国自身的经济社会危机。这10年的金融泡沫带动了美国居民消费的增长，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美国的阶级矛盾，但这只是将社会矛盾的爆发期向后推迟。美国在这10年里抓紧推行全球地缘政治战略，以进一步稳固美元霸权。

总的来看，美国的新世纪10年与里根时期类似，在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同时扩大军费开支。在这10年里，美国社会的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被大面积削减，而国防开支预算则步步攀升，到2010年高达近7000亿美元，和2001年相比增长了81%，占全球国防开支总额的四成多。在这10年中，美国竭尽全力用军事手段在全世界巩固霸主地位：入侵阿富汗、入侵伊拉克、颠覆利比亚、威胁伊朗、 围堵中国和俄罗斯……美国全球战略的根本目的 是利用其超强的军事优势和地缘战略优势，在美元大泛滥、大贬值的同时仍然确保美元与石油交易的挂钩，确保美元国际头号储备货币地位，确保美元霸权，确保美国垄断资本的统治地位。

在产业层面，美国实业虽然出现了空心化，但是转移到海外的规模庞大的资本仍然会每年为美国汲取巨额的利润。以中国为例，中国入世10年以来，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累计汇出利润2617亿美元，年均增长30%。只要美元保持霸权地位，其他国家将会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及其他债券，美国就能继续以借债的方式剥削其他国家。因此，用军事手段确保石油交易以美元结算，并以此维持美元的霸权地位，这是华尔街的核心秘密。

一定意义上讲，美国政府在替富豪减税后，必然要继续削减社会福利，否则日益高企的政府赤字，以及不断膨胀的美国国债，将会使其他国家丧失对美元的信心、停止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这终将严重危及美元霸权。因此，“占领华尔街”运动既是美元霸权遭受挑战的结果，同时也是对美元霸权的严重冲击：美国政府面临两难，如果要增加社会福利，只能增加政府赤字或者削减军费开支，这些选项最终都会危及美元霸权。

四、“占领华尔街”运动冲击美国政治制度和文化霸权

当然，为了缓解国内阶级矛盾，除了采用上述对外剥削手段外，美国还会采用对内暴力镇压的方式。

针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CNN、福克斯新闻台等主流媒体先是失声沉默。在占领运动开始的头十天，美国所有的有线新闻台平均每天才播发一条相关的消息。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发现，在2011年9月25日—10月2日的关于经济报道的新闻版面和新闻编排中，关于“占领华尔街”的报道仅占12%。试图舆论封杀遭到失败后，这些主流媒体又开始对占领运动进行无端攻击和冷嘲热讽，想彻底将抗议者妖魔化为别有用心的乌合之众、白痴和精神病，想尽一切手段遏制占领运动的发展。而美国政府出动大批防暴警察，用橡皮子弹、辣椒水、警棍对付抗议群众，短短的两周时间就抓捕上千人。

可与之形成对比和参照的是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茶党运动，看起来似乎都是民众自发的游行抗议运动，他们都把联邦政府援助华尔街大亨看做抗议的焦点。但具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茶党运动，却把抗议的焦点指向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而不是华尔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对劳动者有利的干预，比如给富人征税、建设福利社会。另一种是对资本寡头有利的干预，比如扶植军工企业，救助金融公司等等。“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反对第二种干预，主张第一种干预。而茶党运动则是借公众对第二种干预的愤怒，主张废除第一种干预。茶党运动主张限制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主张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显然，大多数美国民众对茶党这支共和党内极右势力很反感，据《时代》周刊的调查显示，茶党在民众中的支持率只有27%，而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支持率却高达54%。茶党运动不仅没有遭受像“占领华尔街”运动那样严厉的镇压，反而得到福克斯公司等主流媒体的大力宣传及美国政治精英和资本财团的鼎力支持，因此其表面声势看起来比“占领华尔街”运动更加浩大。

可见，美国的统治阶级非常善于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右翼运动，是阶级内部矛盾；而像“占领华尔街”运动，显然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因此，此运动一出现，美国专政机构对他们的镇压远远比对待一般群众运动更加残酷。

“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展接近两个月之时，“占领”活动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称，示威者计划在2011年11月15日早上7时包围纽约证交所，让证交所人员无法进入工作，瘫痪纽约证券交易所，瘫痪股市，“令1%的人永生难忘”。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先发制人、紧急行动，命令警察于11月15日凌晨对“占领华尔街”抗议者自9月17日起安营寨扎的祖科蒂公园突然强行清场，没收抗议者的帐篷和露营用品，一些抗议者因拒绝离开而与警方发生肢体冲突，约200人被捕。

尽管调查显示，51%的受访者对布隆伯格处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方式表示反对。但是纽约法官仍然站在行政当局一边，支持警方清场行为。有意思的是，过去纽约市许多公园经常发生各种犯罪案件，强奸、抢劫层出不穷，很多公园夜间被犯罪分子占领，普通人不敢进入，但是从未见纽约市长花那么大的力气去清理这些占领公园的罪犯。也许在华尔街寡头眼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群众比罪犯们更可怕。显而易见，“占领华尔街”运动大本营被清场、参与人员大面积被捕，仅仅是因为这场运动的政治倾向带有鲜明的反资本主义性质。

以上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从来不存在超阶级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美国的国家机器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暴力工具。如果民众的示威游行并没有危及资本寡头的根本利益，这种自由是存在的。但是正如美国历史上不断发生的一样，群众运动或者组织如果带有鲜明的左翼和反资本主义倾向，必然遭受专政机器的残酷镇压。

“占领华尔街”运动及美国统治阶级对该运动的反应，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判断——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100多年过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美国历届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财长等高级官员与军工、石油、金融财团关系密切，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美国国会也基本是富人的天下。美国“响应政治研究中心”根据2009年国会议员财产申报资料指出，46%的美国联邦参、众议员拥有过百万资产，国会山充斥着“肥猫”。美国所谓的“三权分立”，其实是三权勾结为资本寡头服务。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内部反资本主义运动似乎销声匿迹了，政府对民众的大规模暴力镇压似乎也减少了。因此，美国操纵全球舆论媒体将美国塑造成体现自由、人权、 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的典范。但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彻底将美国这张画皮撕掉了。美国统治阶级在全世界人民的目光注视下，对和平示威的人民大肆镇压，将自己的所谓文化软实力彻底耗尽，遭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在美国，没有真正的民主、人权和自由，有的只是“金主”、“金权”和资本自由，有的只是资本寡头对选举的操纵。美国200多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美国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本质就是资本寡头对人民大众进行剥削、专制和洗脑的工具。

“占领华尔街”运动仅仅是一个开始，可以预计，未来几年里，在美国底层民众强大而广泛的抗议运动下，美国长达30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将遭遇某种程度的遏制，美国的社会福利也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如果美国的中东战略和亚洲战略得以顺利实施，那么美国在未来30年里仍然可以保证其美元霸权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当然，另一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另一个世界也是可以憧憬的，那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众更多地实现文化觉醒和紧密团结，彻底阻止美国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侵略和剥削，由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国家的民众和体系中心国家的民众将产生共振与合力，最终让全世界劳动人民，彻底而真正地终结美元霸权，让人民大众永远地“占领华尔街”。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39期，摘自2012年第3期《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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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者的历史是一面明镜 --《爱国者与冒牌者》书评之二

爱国者的历史是一面明镜


--《爱国者与冒牌者》书评之二

作者：杨善勇

历史既是胜利者的历史，往往也是“政治正确”的历史。马来（西）亚的独立和建国，也不外如此。早在1968年11月那场文化辩论，时任民行党组织秘书的林吉祥先生揭露《马来前锋报》的七点融合计划甚至建议禁止“龙”的图腾。

延续这一种思潮，风起云涌的80年代，吉隆坡由谁开辟的历史论述，成为一个政治课题；1983年小学五年级检定考试历史试题，后来乃以鲜为人知的拉惹亚都拉取代叶亚来的地位。

林水豪、何启良、何国忠和赖观福联合主编的《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1998 年 3 月出版之后，遭到当权的政治人物出面横加干预而被腰斩，亦是本国历史书写的经典个案。

此事不是唯一的案例。前不久马华总会长蔡细歷医生甚至别出心裁地解释，1991年12月29日凌晨柔佛古庙山门和风雨亭失守，不是被拆，而是后移；高调问政，此之谓乎？

或因如此，那一本伉俪合著的马共领导陈平的传记，书名大字摆明的，正是玩味的《我方的历史》。既云我方，对应的正是对方；我方，对方，何者书明的历史为是？

不仅火红的左翼事迹如此，历经二战逾半个世纪的光景，诸国的军事档案先后解密，国家的历史场景，陆陆续续出现了不同的陈述。那些年五一三的刀光剑影，如今也有了有别官方定义的版本。

柯嘉逊博士新著，杨培根中译的《马来亚人民的独立斗争——爱国者与冒牌者》（吉隆坡：人民之声；2012）所论，正是这样的一本书，告诉我们这个国家历史的另一面。

是的，殖民政府秉持的定律，都把祖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论是英国，或是日本的南侵，都是一样。世界经济大萧条，工资被削，公司裁员，工潮四起；万一还是不行，则以血腥镇而压之。

二战之后，英军重返本邦，这一套旧方，一点不改。柯博士转述：“在英国军政统治下，贪污腐败，操纵物价和无能，使食粮更加缺乏。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反映在1947年7月的《工资委员会报告书》中。”

当是这样一种的时代背景，柯博士在书里的第一章里说：促成了军政、资方、种植业住和代理商互相勾结。“他们封闭左翼报章，并以煽动罪名把报章编辑投入监牢”。

推溯历史，反观时政，我们想起什么？柯博士一再抨击的“种族主义政治”的星火，至此不休。耐人寻味的，当然是“中华商会的华裔商人在反对英国殖民当局时，立场摇摆不定”。

柯博士追述，“他们一直在改变立场。又坚持自行同政府交涉，要求政府改变政策.....（1948年2月）接受委任成为联邦立法议会成员，他们为自己的行动提出辩解说，他们将在内部进行斗争。”

内部斗争？听起来何其相似“打入国阵，纠正国阵”，又像是华堂在林玉静时代当年遵奉的“协商”之道。所幸各个民族团结一致，组成了空前的“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

面向了这些压力，怀柔的族群联络委员会在1949年1月首次亮相，谋求一套“联盟方案”，奠定了治国的格局和结局。柯博士在〈帝国主义和紧急状态之间的利害关系〉援引资料论证：“委员会从来没采用真正的非族群态度，来处理马来亚所面对的问题。”

没错，正是这样。柯博士说：“联邦选举活动正式展开后，这个国家人民才真正尝到了种族主义政治的滋味。种族主义政治成了我国往后日子里的特征。当印度国大党加入了种族方案，联盟就已大功告成。”

但是，“联盟的三个成员党中，常有抗议声，只因认为自己的党，已向其他两党作出让步，又有党内领袖‘出卖民族’这类耳熟能详的指责”。时至今日，联盟扩大，结构不变。

推溯远因，敦拉萨之言，当是关键：“这个政府是基於巫统组成的，我為此权力赋予巫统，以使巫统来决定其形式──政府必须依随巫统的要求和愿望──它所执行的政策必须由巫统来决定。”

政策这般，历史之界定呢？诗云：“中道分离乱五行，降妖聚会合元明。神归心舍禅方定，六识祛降丹自成。”柯博士的书是一面降魔的明镜，映照了冒牌者的本来面目，犹如《西游记》里的那一只六耳猕猴。

附记：柯嘉逊博士新著，杨培根中译《马来亚人民独立斗争的真相——爱国者与冒牌者》，3月18日由李万千前辈莅临柔佛新山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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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实现的诺言：马来西亚宪法 与 多元文化主义 / Broken Promises: The Malaysian Constitu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未 实 现 的 诺 言：  

马来西亚宪法 与 多元文化主义

Broken Promises: The Malaysian Constitu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华文译者：朱信杰、洪佩珊、蔡尚彬

作者：阿茲米•沙隆博士（Dr. Azmi Sharom）

【编者按语】阿茲米•沙隆博士是一名在国内知识界颇有名气的马来学者。他已接受邀请，在本月18日（星期日）下午二时至六时由柔佛州3个非政府组织联合举办的“探讨《联邦宪法》153条文与各民族平等权利问题”讲座会，作为其中一名主讲人，发表题为“153条文的神话与现实”的演讲。

本文是阿茲米•沙隆博士提供的他早些时候所发表的一篇英文论文。他将根据其中的主要论点发表即席演讲。为了让受华文教育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阿茲米•沙隆博士在有关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特此将它翻译为华文，印制成文件，在现场分发，并在本部落格张贴，作为研究上述议题的一份参考材料。

以下是全文内容。小标题是编者所加的。

前言

1835年，马来人占马来亚人口的90%；1947年，则占了近50%。因此，当马来亚人民政治意识在提高的时候，很难说，所有人民的政治觉悟水平是一样的。（注：1946年，英国人推行“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计划时，实际上，英国人把整个马來半岛置于他们的直接统治下。这种局势把当时的马來亚左翼和现有统治精英的先辈们结合在一起。）

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宪法》反映了国家性质的变化。在过去和现在，我国就是一个奇异的组合：它是自由民主的理想和种族性优惠待遇，这两者相结合的产物。它也含有宗教元素（例如：穆斯林个人法律，是根据以伊斯兰经文为根基的伊斯兰法律所制定的）。这些看來是和宪法第4条相抵触的。宪法第4条內容如下：

“宪法是联邦最高法律，任何在独立日以后通过的法律，如果和宪法不一致，其违宪的部分是无效的。”

种族和宗教的元素，在宪法文件內容中，到處可见。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在提倡“不同人应接受不同待遇”的举措。这种情形就发生在德国纳粹暴行后仅仅12年，也就是通过《世界人权宣言》9年后，那似乎是不符合时代精神的（注：《世界人权宣言》作为一份联合国文件，理应受到马来西亚的尊重，因为马來西亚是潜在的联合国新成员）。

然而，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可以理解，这类性质的宪法可当作是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妥协。这是因为，当时土著感觉到，在经済和人口方面，存在着被淹沒的可能性。

然而，如果对宪法进行全面研究，并且，研究这种看似矛盾的宪法性质背后的社会历史，就可以发现，国家 “最高法律” 的核心，以及开国元勋的内心，存在着创造一个多元和平等社会的愿望。

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是，究竟哪里出了差错？有沒有可能修复损坏的地方？

从种族和宗教两个方面来探讨

本文将从两点，即种族和宗教方面，探讨有关课题。笔者相信，这两点是马来西亚所面对的多元问题症结所在。

宗教课题

宪法第3条写道：“伊斯兰教是联邦的宗教，但其他宗教仍可在联邦任何地区，和平及安宁地信奉。”

这句话是否意味着，马来亚是一个伊斯兰国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我们必须看看《雷特宪制委员会报告书》的內容。报告书指出，联盟（注：这是当时组成马来亚政府的三个政党，即巫统、印度国大党和马华公会的联盟）研究了宪法草案后，说：

“遵守这个原则…并非意味着，这国家不是一个世俗国” [《马来亚联合邦宪制委员会报告书》第73页] 。

因此，非常清楚，马来亚并非要成为伊斯兰国。这不是由雷特宪制委员会所作出的断言，而这个断言是出自于即将出任新兴独立国家的政府领导人。这个断言和宪法第4条（注：这条文规定，我国所有法律必须服从于宪法总原则）结合起來，意味着：宣称马来亚原本就是神权国的任何说法，都是虚伪的。

最高法院在1988年Che Omar Che Soh一案中的裁定，进一步加强了马来亚是一个世俗国的论点。（注：最高法院是我国的最高法院，现在已改称为“联邦法院”）。最高法院裁决：世俗法管辖的是整个国家，而伊斯兰法只是局限在穆斯林的个人法。

按照宪法第3条，在官方礼仪方面，必须采用伊斯兰教的形式和仪式。

宗教自由

关于宗教自由，宪法第11条是明确的：“人人都有权信仰和奉行自己的宗教，并在第4条款限制下，有权宣传其宗教。”第4条款授权州政府控制对穆斯林进行的宗教宣传活动。（联邦政府则控制联邦自辖区。）控制并不局限于非穆斯林对穆斯林的传教活动，也包括穆斯林对穆斯林的传教活动。

法学家哈定（Harding）认为：“......对于改教的限制，关系到维护公共秩序，多于宣播宗教的优先权” [见《马来西亚法律、政府和宪法》第201页] 。他的立论是，即使在没有把伊斯兰教列为官方宗教的州属（如槟城），都有限制对穆斯林传教的法律。因此，不可假设伊斯兰教比其宗教优越。如果我们在这个前提下推论，这种规定，不论限制性有多大，似乎不能阻止任何宗教信仰者，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

这点，从1989年最高法院在内政部长提控Jamaluddin Othman一案中的裁决，可以看出来。在这案件中，一名改教的穆斯林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其实，只能为了国家安全，才可进行这类扣留。实际上他改教，并不违反国家安全。此外，这项扣留违反宪法第11条保障下的自由选择宗教的权利。因此，虽然宪法对穆斯林传教有所限制，穆斯林选择宗教的自由，似乎是没有受到限制的。

种族：马来人、沙巴和砂拉越原住民的特权

宪法第153（1）条款规定：“最高元首有责任维护马来人以及沙巴和砂拉越原住民的特殊地位，以及其他族群依据这项条款的合法利益。”

在这里应该指出，元首只能根据政府的忠告来行使他的权力。在马来西亚宪法的范畴内，“根据忠告”的意思是，元首必须按照政府的忠告行使权力。因此，这类扶弱行动的责任，不能全交由君主本身承担。

为了保护马來人和沙巴与砂拉越土著的“特殊地位”（Special Position），必须在下列领域保留合理的名额，即：公共服务职位、奖學金、教育特权、商业/贸易准证或执照等（请注意：马來半岛的原住民——这个国家的真正土著，不享有“特殊地位”。）

马来民族主义者与宗教狂热分子视《联邦宪法》第153条如他们的圣经。但实际上，我们必须考虑与了解《联邦宪法》的其他条文，才能正确地理解第153条。《联邦宪法》第8条虽然规定，平等权利的理想标准（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人人都得到法律的保护），但它不是绝对的，因为这条文又允许偏离这些基本原则。

对第8条的任何限制，都得由宪法清楚阐明。我们也应该注意第136条所提及的“所有在联邦政府服务的、同等级的人（不论来自哪个族群），都应该根据他们受聘的条件，得到平等的对待。”

除此之外，如果我们再次细读“雷特宪制委员会”的报告，我们会发现，当时的联盟政府曾说过：“…在独立的马来亚，所有人民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获得平等的待遇和机会，不应该有种族或宗教歧视…”。

马来人享有特殊地位，只是权宜之计

由于当时的马来人在经济上处于劣势，所以享有诸多优惠条件，那只是帮助他们的权宜之计。（婆罗州的土著到了1963年，马来亚、沙巴、砂拉越和新加坡组成马来西亚后，才享有这类优惠条件。）当时统治者的言论可以证明这一点。统治者说，他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在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生活领域，有可能消灭种族主义势力”。[《马来亚联邦宪制委员会报告》，第71页]。

此外，写作人黄基明也说过，建国之父之一，敦依斯迈医生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把马来人的特别待遇比喻为高尔夫球比赛中，让给弱者的分数。不过，一旦不再需要这拐杖时，弱者必须放弃享有这种礼让。[见《非心甘情愿的的政治家》]。由此可见，我国当时的政治精英及传统统治者并没打算让“特权”永久存在。他们也没打算让它变为某种特殊的权利。有鉴于此，把这种 “特权”视作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那是完全錯误的。

我认为，《联邦宪法》的宗旨是为了维持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则。宪法承认，1957年的马来亚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同时，又确认马来人（指皇室和宗教）传统价值观应放在特别的位置上。统治者只是立宪君主，具有强烈的象征性，但只拥有有限度的实权。伊斯兰教具有特别的象征性地位，同时，对穆斯林个人法，拥有实权。这并不影响世俗、多元民族的施政制度。在这制度下，宪法和当今领袖的目标应是：注重基本自由，尤其是平等的理念。我们是如何走到目前的悲慘境地的？为什么多元文化政策变成了截然不同的异域概念？而实施马来霸权却成了准则？

究竟哪里出了差错？

马来西亚从世俗国走向伊斯兰化

过去30年，马来西亚越来越伊斯兰化。这始于穆斯林世界迷恋上伊朗的革命，并体现在个人的转变上，如：衣著、说话的方式、和不断变化的价值观。没多久，伊斯兰教也开始在政治与国家的施政上，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

宣称伊斯兰教从来没有在政治上扮演过任何角色，那是愚蠢的。例如，自上世纪50年代就存在的伊斯兰党（PAS）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尤其在东海岸的州属。直到第4任首相，我国领导人都在强调，马來西亚是世俗国的立场。

但是，这一切却在1980年代起了变化。马哈迪开始意识到，伊斯兰党给巫统所带来的挑战。于是，他邀请马來西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宠儿—安华•依不拉欣，加入巫统，目的是为了增强穆斯林教徒对巫统的信心。伊斯兰“价值观”开始滲透治理国家的事务，政府同时开办了国际伊斯兰大学。不久，巫统就具有能力，跟伊斯兰党在其地盘上一争高低；双方互相竞争，看谁更加伊斯兰化。

马哈迪独自宣布“马来西亚是伊斯兰国”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马哈迪单方面宣布，马来西亚是伊斯兰国。这使双方之间的较量达致了最高峰。其实，这在许多层面上都是非常错误的。首先，从我国世俗宪法的角度來看，从宪法的內容，从起草宪法的筹备工作，以及法庭判词等來看，这是错误的。宪法是世俗的。第二点，一个人无论势力有多大，都没有权力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一个国家的宪法性质。

马哈迪这项行动（加上巴达威的伊斯兰教观点（Islam Hadhari）和纳吉所宣称的我国从來就不是世俗国的笨拙观点）加强了对伊斯兰教和与伊斯兰教一切事务的日益重视。这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壮了胆。我们可以看出，法庭如何被这看不见的手所慑服。

近年来，非穆斯林丈夫改信伊斯兰教后，向伊斯兰法庭申请离婚（其实，伊斯兰法庭对非穆斯林伴侣是没有司法权限的）；刚改信伊斯兰教的丈夫单方面为孩子改教；脱离伊斯兰教者被惩罚，甚至被冠以叛教的“罪行”而得坐牢；禁止非穆斯林使用“阿拉”一词；圣经在关卡被没收等等，诸如此类的不公正事件不胜枚举。

各种现象发生让非穆斯林极不舒服

这类事件反映了日益严重的不能包容他人的现象，和日益膨胀的宗教优越感。这些现象让非穆斯林，甚至不少穆斯林，感觉极其不舒服。这对于一个多元民族、多元宗教的世俗国，不是一个好预兆。而且，如前面所提到的，法庭在面对改教（如：Lina Joy 一案）、离婚、孩子的监护权（如：Subashini一案）等宪法课题上，迫不及待來个“金盆洗手”，胆小如鼠地宣称，这些课题属于伊斯兰法庭的管辖权限。

我认为，对于宪法与宪政史的极度无知，是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从马哈迪开始的各届首相，已忘记了他们对崇拜的以往的伟人所留下的遗志。法庭则表现出他们对重大的宪制原则的无知。这些现象，甚至连在籍的大學生都表示关注。

马来西亚的世俗性，已谈过，不再赘述。但是，我们在这阶段，更深一层探讨法庭的“本丢彼拉多”型（Pontius Pilate）的行为，也许会有好處。（注：Pontius Pilate一词，用來形容：在道义上，立场不够坚定，不能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的人）他们的借口是《联邦宪法》第121A条，在伊斯兰法庭和民事法庭间划清了界线。这是真的。但是这项法律规定的用意，是为了确保由伊斯兰法庭审理的案件，不会在民事法庭提出上诉。实际上，这种借口，对伊斯兰法庭不利，有损于它原有事务管理权的权威。

问题的核心是：到底回教法庭的司法权限涵盖了哪些事项？宪法中《列表9》已罗列了这些事项。《列表9》胪列了国会能制定立法的领域，也胪列了州立法议会能制定立法的领域。由于伊斯兰教事务属于各州的权限，回教法庭的司法权与审理范围，是由州议会根据《列表9》立法決定的。

这个《列表9》相当特殊：州议会有权制定涉及家庭事务与财产事务的伊斯兰法。不过，列表有项一般性的条文说明，各州立法议会可制定法律，惩罚抵触伊斯兰“戒律”（Precepts）的犯罪行为。这条文似乎赋予的权力，广泛而又不明确。相信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可能不是当初草拟宪法者的原意，因为所有法律都必须受制于宪法所设定的原则。因此，如果脫离伊斯兰教是一项可判刑的犯罪行为，这显然完全抵触了宪法第11条，那是不容许的。

《列表9》清楚阐明，回教法庭的司法权限只限于“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士”。这就是说，涉及非穆斯林的案件，都必须由民事法庭审理，因为回教法庭对这类案件完全沒有司法权。虽然第121A条划清了两类法庭的司法权，但是，这不等于说，只要涉及伊斯兰教的案件，都得由回教法庭审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案件还含有宪法成分在內，唯一能审理这类案件的机构，就是民事法庭。这是因为，《列表9》没授权回教法庭，审理这类含有宪法成分的案件。

问题的症结追溯到“新经济政策”的推行

特权的概念被扭曲，而有关的宪法条文被滥用。可以说，问题的症结可追溯到“新经济政策”的推行。“新经济政策”是在1969年，513种骚乱事件发生过后才实施的。在这政策下，推行來势凶猛的扶弱政策，表面上是为了消除贫穷，但实际上，主要是为了贯彻增加马来人财富的计划。在“新经济政策” 的幌子下所进行的活动是广泛得舖天盖地，影响深远。

其中一些活动和做法很可能是不符合宪法的，因为宪法第8条阐明，任何含有歧视成分的措施，必须是宪法所特别通融的。但是，宪法却没有这类条文，清楚说明，在屋价方面，马来人可获得优待；也没有特別条文规定，马来人在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可获得特别待遇。恰恰相反，宪法第136条清楚说明，这类特別优待的措施，是禁止的。

“新经济政策”塑造了“享有权利”的文化。马来人认为，他们享有获得提升、政府补助，及其他形式援助的权利。另一方面，其他族群的权利长期受到侵蚀，不但完全违反了第153条（这条文阐明，最高元首也必须保护非马来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还给非马来人社群制造了疏离感，导致人才外流。这些人觉得不受欢迎，所以被迫离开他们的出生地。他们生于此，长于此的祖国。这导致国家体制分崩离析，缺乏有才能的人。

暂时性的措施却变成了永久性的政策

如前面已提到过的，这些措施本来就是暂时性的。因此，有必要定期检讨这些措施, 确定是否已达到原有的目标。其实，“新经济政策”实施了20年后，原本应该在1991年就结束。恰恰相反，由另一个“国家宏愿政策” [National Vision Policy（NVP）] 取而代之。这些政策，看來不会在“不久的將來”结束。政策的终结似乎遥遥无期。

任何对“新经济政策”或“国家宏愿政策”的检讨，都被当作是对马来霸权及权利的挑战，从來不把检讨当作是为了确定政策是否成功，还是失败。2006年，来自“亚洲策略与领导机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ASLI）的著名经济學者林德义，发表了一份报告显示，马来人所拥有的股权已经超过30%的目标，逼近45%。因此，是结束“新经济政策”与“国家宏愿政策”的时候了。

政府对于这份报告的反应却是加以否定的，并宣称这份报告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有毛病的。对这份报告的结果与研究方法，从來没进行广泛、公开的讨论。相反的，政府以“敏感”为借口，把这件事掩盖起來。一些政府高官对林德义作出诸多指责，说他有偏见，只因为他是华裔。

政府为了自私政治议程扭曲了宪法

在大马政治中，普遍的观念是，马来‘特权’是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并且不得加以质疑。然而，只要随便翻看一下宪法，就能明白：任何扶弱政策必须加以合理地实施。为了对“合理”一词下定义，如果不通过公开讨论，那是不行的。当今政府及其支持者不但不维护宪法精神和遵循先辈们的愿望，反而为了私自的政治议程而扭曲了宪法。

巫统不断的种族主义叫嚣使情况更加恶化。现任内政部长希桑慕丁，在发表关于“马来主权”的激昂演说时，偏爱挥舞马来短剑，这是展示挑衅的作法。1980年代，纳吉担任巫青团长。巫青团当时召集一场大集会，在集会上高举“以华人的鲜血浸洗马来短剑”的煽动种族情绪的布条。即使到了今天，巫统国会议员和州议员也经常发表言论，宣称非马来人是外来移民，应该离开我国，回到他们祖先的原地。

马来人“权利”的所谓“捍卫者”，以及所谓“伊斯兰捍卫者”，常诉诸于这类流氓行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组成暴民，以伊斯兰教受侮辱为借口，破坏和平举行的讲座会，只因讲座会讨论的主题是宪法权利与家庭法。但是，他们却不会因为这些流氓行为而受到法律的制裁。更荒谬的是，一名记者只因如实报导了一名槟城政客充滿仇恨的言论，却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莫名其妙的是，那名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的罪犯却逍遥法外。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一个虚有其表的民主、世俗与多元的国家还能存在，那是个奇迹。

可以重建祖国，但必须具备若干条件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认为，《联邦宪法》有条文确保平等和公正，为建设一个世俗的、多元民主社会而奠下了必要的基础。但是，宪法产生后的52年内，执政党却为了私自的政治利益，而扭曲和滥用了宪法所致力达到的理想与精神。不过，现在仍然有可能根据当年所设计的建国宏愿，來重建我们的祖国，但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  要有一个真正独立的司法机构；
  •  要有一个了解宪法和立宪主义（遵崇宪法）的政府；
  •  人民必须挺身而出，维护他们在宪法中得以保障的权利；
  •  如果缺乏上述任何条件，宪法及其理想和希望將成为泡影。

（2012年3月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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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draf Chair Waytha Moorthy's rep to speak at the Forum co-organised by 3 Johor NGOs

Hindraf Chair Waytha Moorthy's rep  
to speak at the Forum 

co-organised by 3 Johor NGOs

The 2nd Media Statement

12th March 2012

Photo of Fang Pei Fen (right), representative of the Organising Committee, with Waytha Moorthy after a discussion in Strand Hotel, Singapore.

The 3 NGOs, namely, Friends of Suaram (FOS) Working Committee Johor, Hindraf Johor and Persahabatan Semparuthi Johor will hold a forum on 18 March 2012 (Sunday) from 2:00pm to 6:00pm at Jotic Auditorium, Johor Bahru, on the issues of "Article 153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and the equality of ethnic communities", and also a book launch regarding a new book written by Dr. Kua Kia Soong and translated by Mr. Yang Pei Keng: Patriots and Pretenders - The Malayan Peoples' Independence Struggle.

Dr Kua and Dr Azmi Sharom have agreed to be the speakers at the Forum. Their papers will be made available at the Forum.

Mr. Waytha Moorthy, Hindraf's Chairman, acceded to the joint request of FOS representative Ms Fang and Hindraf Johor chairman, Mr. Y.Mohan, that Hindraf National Advisor Mr. N. Ganesan would deliver a speech on his behalf. Apart from that, Waytha Moorthy will present a short paper, to be read by his another appointed representative at the forum.

Mr. Waytha Moorthy is now in exile because of his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Hindraf, an organization of the Indian community in putting up resistance against BN/UMNO government.

After receiving the invitation from the co-organisers of the forum, and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of being present in Singapore via India, he made an appointment to meet the organising committee of the forum at 8:00pm on 3 March 2012 in Strand Hotel, Singapore. They had a cordial and friendly conversation.

When the Organising Committee requested Waytha Moorthy through email on 9 March 2012, to have a direct dialogue with the audience via the internet video, he expressed his gratitude for such invitation.  He felt that it would be better for him to speak directly to the audience when he returns to Malaysia on the 5th anniversary of Hindraf rally on 25 November this year.

Ganesan, Azmi Sharom, and Kua Kia Soong as speakers

The main theme of the forum is: Article 153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and the equality of all ethnic communities. Although various scholars and social workers have offered incisive opinions and appropriate solutions, their opinions and proposals have never been accorded fair treatment by those in power.

Ever since Hindraf raised in recent time their core demand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openly waged an unyielding struggle against the UMNO-dominated Barisan government, a number of issues have come to the fore.

Whether Article 153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 institutional racism in our country; how to deal with such root cause, which has brought about untold sufferings among the various communities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have become serious problem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or circumvented by the various strata of all ethnic groups. Such problems or issues must be given top priority and due consideration.

We have invited three renowned scholars and experts to present their views on the relevant issue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y are:

•

National Adviser Ganesan. The title of his speech is "Institutionalised Racism".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Law studies of Universiti Malaya Dr. Azmi Sharom. The title of his speech is "Article 153 Myth and Reality".

•

Director of SUARAM Dr Kua Kia Soong. The title of his speech is "Malaysian Patriots and Pretenders".

The forum will be conducted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audience is from different language groups, and for ease of comprehension among the audience, a short summary in Chinese, Tamil or English will be provided if a speaker uses a different language.

Chinese Rendition of Kua's Book by Yang Pei Keng;

Book Launch by Lee Ban Chen

FOS Working Committee Johor will also hold a book launch of the Chinese rendition by Mr. Yang Pei Keng of Dr. Kua's book Patriots and Pretenders - The Malayan Peoples' Independence Struggle. The book launch will be by the renowned bi-lingual columnist Mr. Lee Ban Chen.

In addition, FOS Johor has also invited a new-generation columnist Yong Sun Yong to write 2 reviews (in Chinese) on Kua's new book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The first review: Authoring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independence by a patriot, and the second review: History of the patriots as a mirror will be made available on 11 March 2012 and 17 March 2012 respectively, in suaramjb1.blogspot.com (FOS Working Committee Johor's blog).

We sincerely invite members of all ethnic communitie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who are concerned with the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our country to attend the forum. Admission is free. For further details, please contact:

  1.  FOS Johor / Ms Fang Pei Fen (016-7782707);
  2.  HINDRAF Johor / Mr Y. Mohan (019-7102895);
  3.  Persahabatan Semparuthi Johor / Mr E.Silvarajah (016-7334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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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州3个非政府组织联合举办讲座 兴权会主席瓦达慕迪委派代表发言

柔州 3 个非政府组织联合举办讲座

兴权会主席瓦达慕迪委派代表发言

2012年3月12日（第二次）文告

方佩芬（右）代表座谈会工委会在新加坡STRAND酒店与瓦达慕迪会谈后的合照

柔佛州3非政府组织——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柔佛州兴权会及柔佛州大红花之友，铁定于2012年3月18日（星期日）下午2时至6时假位于新山市中心的柔佛州旅游咨询局（JOTIC）举办“探讨《联邦宪法》第153条文及各族人民平等权利问题”讲座会暨柯嘉逊著、杨培根译《马来亚人民独立斗争的真相：爱国者与冒牌者》推介会。

柯嘉逊博士及阿兹米沙隆博士分别已经接受了我们的邀请，答应亲临主讲并提供论文。因领导兴权会代表印裔族群向巫统国阵政府进行抗争而被迫流亡海外的瓦达慕迪，在接到工委会的这项邀请之后，也趁这次从印度飞抵新加坡之便，约见组织此次讲座的工委会代表。2012年3月3日晚上8时，双方在新加坡STRAND 酒店，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瓦达慕迪已经答应柔州人民之友工委会代表方佩芬与柔佛州兴权会主席Y.莫翰的请求：他（瓦达慕迪）除了特别派出兴权会全国顾问甘尼申代表他现场演讲之外，本身也将提供简要的讲词，由他另外指定人员代为宣读。

在回复工委会请求他可否（在座谈会当天）通过网络视频与会众进行直接交流，瓦达慕迪在3月9日的电邮中表示，他对这项盛情请求十分感激。他还这样表示，最好是在回返马来西亚之时直接与会众面对面说话；这种情况不久之后就会实现，因为他已宣布，将在今年11月25日兴权会大集会五周年纪念日，回返马来西亚。

甘尼申、阿兹米沙隆、柯嘉逊主讲

这次讲座会的主题是“探讨《联邦宪法》第153条文及各族人民平等权利问题”。关于《联邦宪法》153条文的对我国各族人民的平等权利的关系问题，曾经有不少的学者和社会工作者发表过精辟的见解和公正主张，却从来没有受到当权者的合理对待。直到最近兴权会被迫在国内外提出了他们的核心诉求，旗帜鲜明地向巫统主导的国阵政府进行抗死求生的斗争，《联邦宪法》153条文是不是我国制度性种族主义的祸根？如何对待这个给各族人民带来无限灾难和痛苦的祸根？这些议题已经成为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不可忽视或回避，而必须高度重视、认真思考的严重课题。我们邀请的3名专人学者，将从他们的不同的视角，对有关议题发表各自的见解，以供国人参考——

   •   兴都权利行动委员会全国顾问甘尼申，其演讲题目是：马来西亚的制度性种族主义。
   •   马大法律系副教授阿兹米沙隆博士，其演讲题目是：153条文的神话与现实。
   •   马来西亚人民之声董事柯嘉逊博士，其演讲题目是：马来西亚的爱国者与冒牌者。

讲座会将以华语及英语进行。由于考虑到出席者将是不同的语言族群，为使出席者更好地了解各主讲人的演讲内容，若主讲人以英语演讲，将有华语及淡米尔语的扼要译述配合，若主讲人以华语发言，将有英语及淡米尔语的扼要译述配合。

柯嘉逊著、杨培根译新书，由李万千推介

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也将在当天首先举行由杨培根翻译成华文的柯嘉逊新著《马来亚人民的独立斗争的真相 ——爱国者与冒牌者》一书的推介会，由资深的双语评论员李万千推介。此外，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也邀请另一名新生的评论健笔杨善勇为这本新书撰写了2篇华文短评。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将分别在2012年3月11日上载其第一篇短评《爱国者书写国家独立历史》及在2012年3月17日上载其第二篇短评《爱国者的历史是一片明镜》至工委会部落格（suaramjb1.blogspot.com）。

我们敬邀关心与推动我国民主人权运动的各民族、各阶层人士踊跃参与。入场免费。欲知详情，请联络以下人士——

   •   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 方佩芬（016-7782707）；
   •   柔佛州兴都权利行动委员会/ Y.莫翰（019-7102895）；
   •   柔佛州大红花之友/ E. 西瓦拉惹（016- 7334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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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者书写国家独立历史 -- 《爱国者与冒牌者》书评之一

爱国者书写国家独立历史


--《爱国者与冒牌者》书评之一

作者：杨善勇

这个国家独立的历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政治正确的课本论述，和实际发生的场景，确是存有相当的落差。参读柯嘉逊博士新著，杨培根中译的《马来亚人民独立斗争的真相——爱国者与冒牌者》（吉隆坡：人民之声；2012）所载，自可明白。

兹举Lew Hee Men等合著的《Sejarah PMR》(莎安南：Oxford-Fajah；2010）初中三字里行间的说辞，我们读到的，都是“马来主权”(Ketuanan Melayu)和马来人万岁（Hidup Melayu）的主体思想。

长话短说，总而言之，恰如柯著所言：每年 “独立日” 所提起的另一个神话是: 这个国家的独立是巫统争取來的。实际上呢，柯博士所问确是：是谁极力反抗英殖民统治者?

不仅这样，所谓的“社会契约”，柯博士在书里解释，至少经历了三次的转变过程：独立后, 1969年 “513 事件” 发生以前的局面；1969年后的马來西亚社会 以及从1980年代开始, 把 “马來主权” 合理化的时期。

柯博士在第四章里，援引了材料佐证了联盟的“委员会从来没采用真正非族群态度，来处理马来亚所面对的问题”，以致“种族主义政治成了我国往后日子里的特征”。

此说非虚。叶韵翠在博士论文《国族论述下的新加坡华人聚落变迁》（台北：师范大学；2010）的分类，也把马来西亚的巫-华族群政治发展，归类为三：1957-1970年度相对温和开明；1971年-1990年的马来人至上以及1991年以来的松绑。（页33-26）

这里所谓的“松绑”，当然纯属表面之一时假相。513事发之后，这些年月，一党独大，众所共鉴。如我前引，谢诗坚博士著《巫统政治风暴》 提及敦拉萨当年之言，把政治的肠，都全部画出来：

“这个政府是基於巫统组成的，我為此权力赋予巫统，以使巫统来决定其形式──政府必须依随巫统的要求和愿望──它所执行的政策必须由巫统来决定。”

为何这个国家的运作模式如斯；官方的历史笔录，也是如是？2000年5月1日，首次落败国会的林吉祥先生远到澳洲国立大学的南方华裔研究中心（CSCSD）演讲〈华人或马来西亚人认同：课题与挑战〉表达了不少国人共有的困惑：

“在1970至1980年代，国族建构政策倾向以同化，而不是全民融合为主，例如‘一个语文，一个文化’政策，不准舞狮等文化（之）自由表达，不准自由使用、教导及学习各自的母语，设定长远目标关闭华小与淡米尔文小学。”

时隔十年有余，纳西尔医生为柯书所作的序言，仍然写得沉沉痛痛：“只是为了替政府宣传，把非马来人形容为共产党、凶残的恐怖分子、反宗教，企图把这个国家变成共和国。”

追溯远因，恐怕正是与同一套国有的封闭思维息息相关。殊为不幸，似是马来西亚两岸偏在建国的转型时刻发现了油田，改变了内阁旧有的运作和理财模式。从那刻起，三头马车的政府如今不再仰赖那些财力其实有限的华人头家。

柯博士翻出了日愈增加的公共发展开支，明确地论证了这一点：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6-1960) 的开支是10亿； 第二个五年计划 (1961-1965)就增加到26亿； 第三个五年计划 (1966-1970) 则增加到36亿。

可是，从1971年到2000年， 公共发展开支超过了 3,000亿。柯博士说： 他们通过发现和开采岸外油田來支付新经济政策的开支。1985年, 岸外油田收入占了政府总收入的26%。

直此，一切都在悄然改变。教育人才的大专院校，也逐步朝向了 “固打制”。绩效如何？高等教育部长卡立诺丁前不久透露，全国210所活跃的私立学院里，只有三所学院或占总数1.4%的学院，达到六星级水平。

纵然高教部尝试借助限定教授年度论文发表的篇额，提高教育水平；讲师则以“一人书写，九人联名”的gotong royong方式，增加各自的产量。实质而言，没错，每一个人仅交出一篇论文。

到了好大喜功的马哈迪医生接班，局面犹是一发不可收拾。奉私营化之名，柯博士说：“与巫统有关连的公司, 专门挑选他们的朋党作为公司的主管。 这些朋党则从引起争议的私营化工程中得到利益。”

是的，权力运作的本相，经年累月，一直不变：经济的甜头左右了政治的领导，政治的领导影响了社会的结构，社会的结果再分割了经济的甜头。从殖民到独立，这一套游戏规则，贯彻始终。

就是面向瞬息万变的环球化，领导墨守成规，国家不思改变。 “土著威权组织” 的冒起，明确地说明这一点。可是，因为冒牌者的兴风作浪，真正的爱国者往往因此被边缘化了。

谦谦君子的柯博士乃是爱国者，自不待言。青壮之年，留英回国，近卅载了，他一直在为马来西亚的建构用心，也一再付诸文字，把见解和发现广达天下。细读《马来亚人民独立斗争的真相——爱国者与冒牌者》，自当深切同意这一点。

附记：柯嘉逊博士新著，杨培根中译《马来亚人民独立斗争的真相——爱国者与冒牌者》，3月18日由李万千前辈莅临柔佛新山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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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州3非政府组织联合举办 “探讨《联邦宪法》153条文与各族人民平等权利问题”讲座会暨 柯嘉逊著《马来亚人民的独立斗争：爱国者与冒牌者》推介会 缘起

柔州3非政府组织联合举办

“探讨《联邦宪法》153条文与各族人民平等权利问题”讲座会暨

柯嘉逊著《马来亚人民的独立斗争：爱国者与冒牌者》推介会

缘起

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

柔佛州兴权会

柔佛州大红花之友

2012年3月3日联合发布

鉴于自国家独立50多年以来巫统主导的执政集团继承了英殖民政府的”分而治之”统治策略，不断实施制度性的种族主义政策，导致国内少数民族（以及统治民族中被压迫阶级和阶层）继续被分化、被隔离、被歧视、被欺凌、被压迫，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而各个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和阶层无法逃避日益严重的灾难，除了奋起抗死求生，没有其他出路。

鉴于国内广大的各民族劳动群众，遭遇统治集团的残酷镇压和黄色工会（即由政府培养的所谓“工人领袖”所被控制的工会）的麻醉欺骗，虽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却难有很大作为，而近几年来国内的一个主要少数民族——印度（淡米尔）族群（尤其是这个族群中的劳动阶层）已经从残酷经历与痛苦教训中觉醒起来，开始丢掉对执政集团存有的幻想，在英明的族群领袖领导下，提出了核心诉求，进行着英勇斗争。

鉴于目前国阵统治集团所实施的对国内各民族特别是劳动人民的压迫，实质上是阶级压迫，但却以民族压迫的形式出现，因此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误导性；单一民族提出的诉求，应该与其他民族提出的诉求，互相适应、紧密配合，才能引起处在同样地位的所有被压迫民族的共鸣，从而形成一股强大无比的团结力量，铲除制度性的种族主义祸根，埋葬反人民的种族主义霸权。

我们，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柔佛州兴都权利行动委员会与柔佛州大红花之友，谨此庄严宣布：原定在柔佛新山、由单一组织主办的“探讨《联邦宪法》153条文与各族人民平等权利问题”讲座会暨柯嘉逊著《马来亚人民的独立斗争：爱国者与冒牌者》推介会，将由上述的非政府组织按照原定计划联合举办。

因此，此前由单一组织发出的关于举办上述活动的《缘起》，有必要做些调适以配合新的发展情况。由上述非政府组织共同认可并签署的有关《缘起》如下——

自2007年11月25日 兴都权益行动力量（缩称兴权会）大集会以来，处在我国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印族人民普遍觉醒起来，在先进领袖的领导下，开始探索他们的族群（尤其是劳动人民） 长期陷于困境的根源，并行动起来，勇敢发出要求平等权利的呼声。兴权会运动因此遭遇国阵政府的残酷镇压，兴权会主席瓦达慕迪（Waytha Moorthy）被迫流亡国外继续领导国内斗争，并不断寻求国际支援。

2011年底，瓦达慕迪以马来西亚人权基金( The Human Rights Foundation Malaysia)领导人的身份，向美国外交事务国会委员会和Tom Lantos人权委员会提呈了《马来西亚的制度性种族主义和宗教自由》报告。兴权会最近也展开了一项全球电子请愿(global e-petition)，要求马来西亚政府废除《联邦宪法》153条文、废除所有种族主义政策和法律条文，并平等对待所有人民。兴权会的正义行动，就意味着印裔族群将全国各族人民要求平等权利的诉求，主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目前，除了2012年1月17日在隆雪中华大会堂楼上会议厅举办了一场“马来西亚的制度性的种族主义”论坛外，至今还不见其他党团，甚至宣称准备取代国阵政府的国会反对党，对兴权会代表印度族群提出上述核心诉求，表达应有的关注和支持。

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针对上述的发展局面，经过几次会议详细讨论之后，决定在来临的三月份举办一场 “探讨《联邦宪法》153条文与各族人民平等权利问题”讲座会，让专人学者现身说法，希望引起共鸣。这项决定和行动，立即获得柔佛州兴都权利行动委员会与柔佛州大红花之友的积极回响，并愿意联合举办这项意义重大的活动。

这场讲座会除了邀请兴权会主席瓦达慕迪（Waytha Moorthy）通过网络视频亲自发表讲话或委派代表莅临会场宣读其讲稿，还邀请了马大法律学系副教授阿兹米沙隆博士（Dr.Azmi Sharom）与大马人民之声的董事柯嘉逊博士作为主讲人。我们希望三位分别来自印巫华三大族群社会、研究国家和民族政治、熟悉各自族群社会问题的专人学者，各自发表对讲座会议题（即上述主题）的真知灼见，让国人参考。

此外，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也会在当天主持推介由杨培根律师翻译成华文的柯嘉逊博士新著《马来亚人民的独立斗争 —— 爱国者与冒牌者》一书（原书为英文版本，已于去年底出版，并在吉隆坡推介；华文译本则刚刚出版，将在下述时日与地点推介）。柯嘉逊在该书说明了所谓的“社会契约”和“马来主权”的由来和发展，并表达了他对有关课题的明确立场和精辟见解。这可作为探索和思考我国当前阶段弱势族群被打压及其抗争课题的参考，尤其是对理解兴权会最近分别在国内外所提出的撤销《联邦宪法》第153条文、立即废除所有的种族主义政策和法律条文、平等对待全体马来西亚人的诉求，更有启示作用。

当天新书的推介人是资深的双语评论人李万千，他将以华语发表讲话。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也邀请到一位新生的评论健笔杨善勇为此撰新书写一篇华文书评。

我们将在活动当天现场分发主讲人的文章与推介人的书评，同时也将把它们上载至主办单位各自的部落格或网页（Suaramjb1.blogspot.com/www.hindraf.org/ www.semparuthi.com），并寄给媒体，以便广泛宣传他们的见解。

这场“探讨《联邦宪法》153条文与各族人民平等权利问题”讲座会暨《马来亚人民的独立斗争 —— 爱国者与冒牌者》新书推介礼的活动详情如下：

·         日期：2012年3月18日（星期日）

·         时间：下午2时正

·         地点：柔佛州旅游咨询局（JOTIC）(新山高庭隔壁）

我们敬邀关心与推动我国民主人权运动的各民族、各阶层人士踊跃参与。入场免费。欲知详情，请联络以下人士——

1.    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 方佩芬（016-7782707）；

2.    柔佛州兴都权利行动委员会/ Y.莫翰 ( 019-7102895)；

3.    柔佛州大红花之友/ E. 西瓦拉惹 （016- 7334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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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 on “Article 153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and the Equality of Ethnic communities” cum the launching of Kua Kia Soong’s New Book “Patriots and Pretenders - The Malayan Peoples’ Independence Struggle” jointly organised by 3 Johor NGOs - Friends of SUARAM (FOS) Working Committee Johor, HINDRAF Johor and Persahabatan Semparuthi Johor.

Forum on “Article 153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and the Equality of Ethnic communities”

cum

the launching of Kua Kia Soong’s New Book “Patriots and Pretenders - The Malayan Peoples’ Independence Struggle”

jointly organised by 3 Johor NGOs -

Friends of SUARAM (FOS) Working Committee Johor,

HINDRAF Johor and Persahabatan Semparuthi Johor.

3^rd March 2012

For the past 50 years or so, since Independence, the UMNO dominated ruling clique has adopted the “divide and rule”strategy used by the 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Since then, it has been practising institutional racism as a state policy. This has led to the minority ethnic communities (together with the oppressed class and strata of society within the ruling ethnic group) being ethnically polarized, segregated, discriminated against, bullied and suppressed to an intolerable extent. The oppressed ethnic groups and oppressed class and strata of society find it impossible to ward off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disaster. They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but to wage a struggle for survival.

The broad labouring masses of all ethnic communities have been subjected to the ruthless repression by the Barisan ruling clique, and have been deceived by the chicanery practised by the yellow unions (i.e. pro-establishment trade unions).  They live in misery and hardship. In recent years, the Indian community as a minority group (particularly its labouring class), has a rude awakening. It is now extremely disillusioned with the ruling clique. Following from that, under the brilliant leadership of its leaders, it has courageously presented its core demands.

The current oppression of the labouring masses of all ethnic communities by the Barisan ruling clique, is, in actual fact, of a class nature, but it has taken the form of national oppression of each ethnic community. As such, the phenomenon is rather misleading and deceptive. The demands put forth by any ethnic community, and the demands raised by other ethnic communities should complement each other, so that all oppressed communities should act in unison, ultimately turning into a formidable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Only then can the root of institutional racism be eliminated, and the unpopular racist hegemony be done away with.

We, FOS Johor, HINDRAF Johor and Persahabatan Samparuthi Johor, as co-organisers, solemnly declare as follows: the Forum cum book launch initially organised solely by FOS Johor, will from now on be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NGOs mentioned above.

In the circumstances, the statement issued by FOS Johor regarding the Forum and the book launch is to be modified accordingly. The co-organisers, namely the NGOs mentioned above, herely confirm and endorse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Since the Hindu Rights Action Force (Hindraf) rally held on 25 November 2007, the majority members of the Indian community who are at the bottom level of our society have generally become more aware of their poor state of condition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ir progressive leaders, Hindraf has begun to delve into the causes of the dilemma hitherto faced by the Indian community (particularly the laboring masses).

Hindraf has resorted to action by way of courageously voicing their demands for equality. As a consequence, Hindraf suffered brutal suppression by the BN government. Waytha Moorthy, the Chairperson of Hindraf, was forced to go into exile. But, he persists in leading the Hindraf struggle from abroad. 

In the meantime, he is seeking international support. In his capacity as the leader of an organization, Human Rights Foundation Malaysia, he submitted a Report entitled “Institutionalised Racism and Religious Freedom in Malaysia” to the US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and Tom Lantos Human Rights Committee towards the end of last year [2011].

Of late, Hindraf has also launched a global e-petition, demanding for the repeal of Article 153 of the Malaysian Constitution; for the removal of all racist and religious supremacist policies; and for the fair treatment of all communities. The just action on the part of Hindraf, shows that the Indian community has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put forward its demands for equality on behalf of all ethnic communities as an urgent agenda.

Currently, apart from a forum on “Institutionalised Racism in Malaysia” held in Kuala Lumpur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KLSCAH) on 17 January 2012, no other political parties or organisations (even the Parliamentary opposition parties who claimed to be well prepared to topple the BN government), have yet to show the necessary concern and support for the core demands raised by the Indian community represented by Hindraf. 

Friends of Suaram Working Committee Johor (FOS Johor) has decided to organise a forum on “Article 153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and the Equality of all communities” in March this year. We intend to invite some experts and scholars to present their views. Such decision was made after some thorough discussions, and after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bovementioned circumstances. It is hoped that the forum will arouse the interest of the audience in these important issues. This decision and action received an immediate positive response from HINDRAF Johor and Persahabatan Semparuthi Johor. They have decided to co-organise this meaningful event.

The Forum has invited Mr Waytha Moorthy, Hindraf’s chairperson to be one of the speakers. He may deliver his speech either via teleconferencing or through his representative. The Forum has also invited Dr Azmi Sharom, Associate Professor of Law studies of Universiti Malaya, as well as Dr Kua Kia Soong, director of Suaram as speakers. These speakers from the three main ethnic communities are well-known experts and scholars for their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ional and social issues. Their insight into such issues will serve as in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public at large.

In addition, FOS Johor will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conduct the book launch of the Chinese rendition of Dr. Kua’s recent publication, Patriots and Pretenders - The Malayan Peoples’ Independence Struggle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is book is in English. It was published and launched in Kuala Lumpur towards the end of last year. The Chinese rendition was just published and will be launched as scheduled below). In the book, Dr. Kua expresses his clear-cut stand and critical views regarding the origins of the so-called “social contract” and “Malay dominance”. The book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 and material for exploring the current issue of repression suffered by the ethnic minorities as well as the struggle and resistance put up by them. It is particularly an instructive book on the campaign launched by Hindraf to repeal Article 153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and all racist policies and legislation, and to advocate equality for all Malaysians irrespective of race.

The new book will be launched by the veteran bilingual columnist Lee Ban Chen, who will speak in Mandarin. FOS Johor has also invited a columnist Yong Sun Yong to have a review of the book, to be written in Chinese.

The speeches by the speakers and the book review will be made available at the forum. They will also appear in the blog or website of the organisers (Suaramjb1.blogspot.com /www.hindraf.org / www.semparuthi.com). They will also be forwarded to the media for publication.

The particulars of the Forum and the book launch are as follows:

·         Date    : 18 March 2012 (Sunday)

·         Time   : 2pm

·        Venue : Johor Tourism Information Centre (JOTIC) (Next to High Court Johor Bahru )

We welcome the attendance of all citizen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who are concerned with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our country. Admission is free. For further inquiry, please contact:

1. FOS Johor / Ms Fang Pei Fen (016-7782707);

2. HINDRAF Johor / Mr Y. Mohan (019-7102895);

3. Persahabatan Semparuthi Johor / Mr E.Silvarajah (016-7334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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