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既是胜利者的历史,往往也是“政治正确”的历史。马来(西)亚的独立和建国,也不外如此。早在1968年11月那场文化辩论,时任民行党组织秘书的林吉祥先生揭露《马来前锋报》的七点融合计划甚至建议禁止“龙”的图腾。
延续这一种思潮,风起云涌的80年代,吉隆坡由谁开辟的历史论述,成为一个政治课题;1983年小学五年级检定考试历史试题,后来乃以鲜为人知的拉惹亚都拉取代叶亚来的地位。
林水豪、何启良、何国忠和赖观福联合主编的《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1998 年 3 月出版之后,遭到当权的政治人物出面横加干预而被腰斩,亦是本国历史书写的经典个案。
或因如此,那一本伉俪合著的马共领导陈平的传记,书名大字摆明的,正是玩味的《我方的历史》。既云我方,对应的正是对方;我方,对方,何者书明的历史为是?
不仅火红的左翼事迹如此,历经二战逾半个世纪的光景,诸国的军事档案先后解密,国家的历史场景,陆陆续续出现了不同的陈述。那些年五一三的刀光剑影,如今也有了有别官方定义的版本。
柯嘉逊博士新著,杨培根中译的《马来亚人民的独立斗争——爱国者与冒牌者》(吉隆坡:人民之声;2012)所论,正是这样的一本书,告诉我们这个国家历史的另一面。
是的,殖民政府秉持的定律,都把祖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论是英国,或是日本的南侵,都是一样。世界经济大萧条,工资被削,公司裁员,工潮四起;万一还是不行,则以血腥镇而压之。
二战之后,英军重返本邦,这一套旧方,一点不改。柯博士转述:“在英国军政统治下,贪污腐败,操纵物价和无能,使食粮更加缺乏。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反映在1947年7月的《工资委员会报告书》中。”
当是这样一种的时代背景,柯博士在书里的第一章里说:促成了军政、资方、种植业住和代理商互相勾结。“他们封闭左翼报章,并以煽动罪名把报章编辑投入监牢”。
推溯历史,反观时政,我们想起什么?柯博士一再抨击的“种族主义政治”的星火,至此不休。耐人寻味的,当然是“中华商会的华裔商人在反对英国殖民当局时,立场摇摆不定”。
柯博士追述,“他们一直在改变立场。又坚持自行同政府交涉,要求政府改变政策.....(1948年2月)接受委任成为联邦立法议会成员,他们为自己的行动提出辩解说,他们将在内部进行斗争。”
内部斗争?听起来何其相似“打入国阵,纠正国阵”,又像是华堂在林玉静时代当年遵奉的“协商”之道。所幸各个民族团结一致,组成了空前的“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
面向了这些压力,怀柔的族群联络委员会在1949年1月首次亮相,谋求一套“联盟方案”,奠定了治国的格局和结局。柯博士在〈帝国主义和紧急状态之间的利害关系〉援引资料论证:“委员会从来没采用真正的非族群态度,来处理马来亚所面对的问题。”
没错,正是这样。柯博士说:“联邦选举活动正式展开后,这个国家人民才真正尝到了种族主义政治的滋味。种族主义政治成了我国往后日子里的特征。当印度国大党加入了种族方案,联盟就已大功告成。”
但是,“联盟的三个成员党中,常有抗议声,只因认为自己的党,已向其他两党作出让步,又有党内领袖‘出卖民族’这类耳熟能详的指责”。时至今日,联盟扩大,结构不变。
推溯远因,敦拉萨之言,当是关键:“这个政府是基於巫统组成的,我為此权力赋予巫统,以使巫统来决定其形式──政府必须依随巫统的要求和愿望──它所执行的政策必须由巫统来决定。”
政策这般,历史之界定呢?诗云:“中道分离乱五行,降妖聚会合元明。神归心舍禅方定,六识祛降丹自成。”柯博士的书是一面降魔的明镜,映照了冒牌者的本来面目,犹如《西游记》里的那一只六耳猕猴。
附记:柯嘉逊博士新著,杨培根中译《马来亚人民独立斗争的真相——爱国者与冒牌者》,3月18日由李万千前辈莅临柔佛新山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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