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华教有利可图时
作者 / 来源：黄集初 /《当今大马中文版》2013年3月26日刊登
上一篇 《宽中拆楼事件的剖析》实是华教有利可图时的普遍现象，绝不是孤立的案例，只是对于其他学校发生的事件，不便多加评述。本篇则是深入分析何以华教会有利可图，及因应之道。
在深入分析之前，先阐明我的基本立场，即华教的核心是教育问题，所以从事华教工作是以办好教育为第一要义，而不是筹款或工程。所以，当本末倒置时，其实已经不是在从事华教工作了，虽然还挂著华教之名。
经济考量不能伤害教育
华教何以有利可图？首先就从学校规模讲起。在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规模经济，即指扩大生产规模引起经济效益增加的现象。运用到教育领域，则为教育规模经济，即指学生人数增加的比例大于单位学生成本增加的比例。
在教育经济学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探讨的是在保证一定教育质量的前提下，多大的学校规模才能使学校资源获得充分和适当的使用。要注意，教育领域的规模经济和经济学上的规模经济的概念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即只要教育功能受到损害，就算单位学生成本减少，也不能叫做教育的规模经济。一些具体的讨论可参阅另两篇文章：《财务负担Vs组织使命：论独中的道德困境》及《独中对学生人数的迷思》。以上是从成本的角度来讨论，但在对逐利之夫而言，更多是从获利的角发来看学校的规模。
这里举一些亲身体验的例子。我曾在雪隆区某独中担任过数学科主任，通常年尾时，总会有不少书商或其代理上门介绍他们的教科书，不管是选书还是购书都很方便。到了担任校长的两所独中时，由于学生人数都不超过500人，结果很多时候是老师自行到书局去选书，或者千呼万唤，才把书送来，甚至有时还要亲自出马，到书局把课本运回学校。所谓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生意没人做。所以，深深体会到学校不够“肥”，书商是不太要做你生意的。而学校要够“肥”，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学生人数要够多；二是家长要有钱。学生人数要多到什么程度，才算够“肥”，以经验来论，500以下是规模不经济，1000以上有规模经济的效应，500至1000之间，就不是很清楚了。
食堂也是如此。以我担任校长的两所独中为例，根本不会有人来竞标，反而要求现有的承包者继续做下去，甚至租金都可以再“商量”。所谓的公开、公平、透明化的ISO标准竞标程序，根本就是多余的。我还曾到过一些微型华小去招生，发觉他们的食堂都是马来餐，因为实在是赚不了几分钱，根本不会有华人来承包。反之，规模经济的学校就大不同。以宽柔中学为例，食堂的档口就很多样化，各种各样的食品任君选择。隆中华的食堂也不相上下，许多大型华小也莫不如此。
正如，多年以来的华小校长涉贪争议，其中有论者曰：“本邦有1288所华小，绝大部份是中型与小型华小。全国有三万余名华小教师，校长职位却甚少人问津。千人以上的大型（A）与三千人的特大型华数目不多，约数十所而已。……出任大型（华小）校长可以获取台底的巨大利润，与学生人数成正比，人数越多获利越高，这就是为何华小高级督学没人要做，个个争做A型校长的主因。”（水中莲，2006：167）
在教育经济学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探讨的是在保证一定教育质量的前提下，多大的学校规模才能使学校资源获得充分和适当的使用。要注意，教育领域的规模经济和经济学上的规模经济的概念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即只要教育功能受到损害，就算单位学生成本减少，也不能叫做教育的规模经济。一些具体的讨论可参阅另两篇文章：《财务负担Vs组织使命：论独中的道德困境》及《独中对学生人数的迷思》。以上是从成本的角度来讨论，但在对逐利之夫而言，更多是从获利的角发来看学校的规模。
这里举一些亲身体验的例子。我曾在雪隆区某独中担任过数学科主任，通常年尾时，总会有不少书商或其代理上门介绍他们的教科书，不管是选书还是购书都很方便。到了担任校长的两所独中时，由于学生人数都不超过500人，结果很多时候是老师自行到书局去选书，或者千呼万唤，才把书送来，甚至有时还要亲自出马，到书局把课本运回学校。所谓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生意没人做。所以，深深体会到学校不够“肥”，书商是不太要做你生意的。而学校要够“肥”，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学生人数要够多；二是家长要有钱。学生人数要多到什么程度，才算够“肥”，以经验来论，500以下是规模不经济，1000以上有规模经济的效应，500至1000之间，就不是很清楚了。
食堂也是如此。以我担任校长的两所独中为例，根本不会有人来竞标，反而要求现有的承包者继续做下去，甚至租金都可以再“商量”。所谓的公开、公平、透明化的ISO标准竞标程序，根本就是多余的。我还曾到过一些微型华小去招生，发觉他们的食堂都是马来餐，因为实在是赚不了几分钱，根本不会有华人来承包。反之，规模经济的学校就大不同。以宽柔中学为例，食堂的档口就很多样化，各种各样的食品任君选择。隆中华的食堂也不相上下，许多大型华小也莫不如此。
正如，多年以来的华小校长涉贪争议，其中有论者曰：“本邦有1288所华小，绝大部份是中型与小型华小。全国有三万余名华小教师，校长职位却甚少人问津。千人以上的大型（A）与三千人的特大型华数目不多，约数十所而已。……出任大型（华小）校长可以获取台底的巨大利润，与学生人数成正比，人数越多获利越高，这就是为何华小高级督学没人要做，个个争做A型校长的主因。”（水中莲，2006：167）
单元政策助长寡头垄断
显然，学校的规模是问题的所在，学生人数越多，规模经济的效应就越强，反之，就越弱，甚至是规模不经济。只有规模经济效应强的学校，才会有涉贪、图利他人或利益交换的可能。那为何华校的规模可以变这么大呢？这就和政治扯上关系了。众所周知，在国阵政府的单语教育政策底下，华小和独中，甚至包括国民型中学的数量是只能减不能增，除非在大选前给予足够的政治压力，使得国阵政府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
试想下，如果华小可以按照社区需求的原则增减，华小会可能出现超大型的学校吗？规模小了，获利空间也会跟著缩小，涉贪的机率自然降低，不论是校长，还是董事会或家协都一样。试想下，如果独中可以自由地申办，新山东北区的华社就可自行申办一所位于当地的独中，既不必劳车舟顿地往新山的校本部挤，也不必受宽中董事会的私心所制约。况且在这种情况下，宽中董事会拿什么理由来拆楼重建。由此，在政治上，我们可以推论宽中董事会是不希望政党轮替的。
其实，很多“华教”的既得利益者也多多少少有这种心态。因为，华校的数量受限制，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反而是使华校，特别是独中，处于寡占市场的位置。因此，在人口密集及经济发达的地区，当华校供不应求时，学校规模就会越来越大，学校越大，获利空间也就跟著越大。而且又因为是寡占市场，顾客（家长）没有太多的选择，所以，几乎可以无视于顾客（家长）的投诉及抗议。所以，从利益的角度来说，这些“华教”的逐利之夫当然希望永远处于寡占市场的位置，而不平等及不开放的单语教育政策正好提供了形成寡占市场的有利因素。
其次，造成华教有利可图的另一因素是华社的心态。所谓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这是华社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所以，现今以华教之名来筹款，几乎是无往而不利，与80年代之前的处境相比，仿如天渊之别。那个时候的董事的确是不容易，向人筹款须要费尽口舌。
前几年，有和在地的校友聊天，就提到现在宽中要筹款，不用董事会带头捐一大笔，当地华社就会主动捐款，而且常常超额完成。当时，我就说：这种情况不是好兆头，迟早出问题。当时那位校友不太能接受我的观点。
道理也很简单，试想下，如果筹款不必然是董事的责任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小型又没有名气的学校就算了，但以宽中这种规模且名气又大的学校为例的话，那当然是大把人抢著要做董事。何以如此？有工程不用讲，获利空间当然大，就算没有工程，学校的文具谁赚？印刷呢？我还耳闻各种离谱的获利手段，这里就不谈。就算这些统统都不考虑，名气本身就是资源。
试想下，如果华小可以按照社区需求的原则增减，华小会可能出现超大型的学校吗？规模小了，获利空间也会跟著缩小，涉贪的机率自然降低，不论是校长，还是董事会或家协都一样。试想下，如果独中可以自由地申办，新山东北区的华社就可自行申办一所位于当地的独中，既不必劳车舟顿地往新山的校本部挤，也不必受宽中董事会的私心所制约。况且在这种情况下，宽中董事会拿什么理由来拆楼重建。由此，在政治上，我们可以推论宽中董事会是不希望政党轮替的。
其实，很多“华教”的既得利益者也多多少少有这种心态。因为，华校的数量受限制，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反而是使华校，特别是独中，处于寡占市场的位置。因此，在人口密集及经济发达的地区，当华校供不应求时，学校规模就会越来越大，学校越大，获利空间也就跟著越大。而且又因为是寡占市场，顾客（家长）没有太多的选择，所以，几乎可以无视于顾客（家长）的投诉及抗议。所以，从利益的角度来说，这些“华教”的逐利之夫当然希望永远处于寡占市场的位置，而不平等及不开放的单语教育政策正好提供了形成寡占市场的有利因素。
其次，造成华教有利可图的另一因素是华社的心态。所谓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这是华社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所以，现今以华教之名来筹款，几乎是无往而不利，与80年代之前的处境相比，仿如天渊之别。那个时候的董事的确是不容易，向人筹款须要费尽口舌。
前几年，有和在地的校友聊天，就提到现在宽中要筹款，不用董事会带头捐一大笔，当地华社就会主动捐款，而且常常超额完成。当时，我就说：这种情况不是好兆头，迟早出问题。当时那位校友不太能接受我的观点。
道理也很简单，试想下，如果筹款不必然是董事的责任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小型又没有名气的学校就算了，但以宽中这种规模且名气又大的学校为例的话，那当然是大把人抢著要做董事。何以如此？有工程不用讲，获利空间当然大，就算没有工程，学校的文具谁赚？印刷呢？我还耳闻各种离谱的获利手段，这里就不谈。就算这些统统都不考虑，名气本身就是资源。
逐利之夫担任学校董事
总之，当做董事的成本小于获利空间时，许多逐利之夫就会跑进来，然后敢敢担任重要职务，甚至当上董事长。反之，做董事的成本大于获利空间，逐利之夫自然就跑掉，剩下的，基本上就是有心要把学校办好的董事。所以，筹款怎么可以不是做董事的当然责任呢？
可是，现今的情况是筹款慢慢变成师生的责任，学生不达标，就似乎是不爱校；老师不“积极”带动学生筹款，似乎就是“教学不好”，教师评估上的分数就会下降很多。家长也很多就自掏腰包，协助孩子达标。学生没吵，教师不敢有异议，家长也不出声，华社自然也不觉得怎样。于是乎，华社就变相成为这些逐利之夫的提款机。
如有人有意见，董事会通常会搬两大理由，一是政府没有津贴我们，二是学校是大家的。这两大理由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诚意有多少。当有人对学校的某一措施，或董事会的某一计划有意见，有诚意的就会集思广益，从善如流；没诚意且又说不过人，就会说这是学校的主权或者是董事会主权，请不要过问。简言之，出钱时，华教是大家的；要分享决策时，就说这是董事会主权。
最近某独中因买树事件，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就有论者如是说：“没必要闹事，这些树都是学校的，董事本来就是有权做决定。这些树是几十年前捐助的，我们也没付出分毫。这就是社区工作常见的事，不管做什么，人家总是有话说。难道老师的工作不是向学生乃至社会传播积极的讯息吗？”（原文是英文）
当要老师牺牲奉献时，就会说学校是大家的；反之，当老师发出不平之鸣，就会说学校不属于你的。这正应了一句老话：“共患难易，共富贵难”。
在这里，我不是反对捐钱，也不是反对向华社筹款，而是要强调，筹款一定是董事会的当然责任。如果董事会是逐利之夫当道，那根本一分钱就不用捐给他们。这个道理虽然浅显，但还是不容易的，这好比强奸案，社会通常指责被强奸者多过指责强奸者。像我这样子“鼓励”信不过就不要捐，很容易被扣上“破坏华教”的罪名。就算对一些个人操守没问题的董事来讲，也是面子大过天。
可是，现今的情况是筹款慢慢变成师生的责任，学生不达标，就似乎是不爱校；老师不“积极”带动学生筹款，似乎就是“教学不好”，教师评估上的分数就会下降很多。家长也很多就自掏腰包，协助孩子达标。学生没吵，教师不敢有异议，家长也不出声，华社自然也不觉得怎样。于是乎，华社就变相成为这些逐利之夫的提款机。
如有人有意见，董事会通常会搬两大理由，一是政府没有津贴我们，二是学校是大家的。这两大理由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诚意有多少。当有人对学校的某一措施，或董事会的某一计划有意见，有诚意的就会集思广益，从善如流；没诚意且又说不过人，就会说这是学校的主权或者是董事会主权，请不要过问。简言之，出钱时，华教是大家的；要分享决策时，就说这是董事会主权。
最近某独中因买树事件，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就有论者如是说：“没必要闹事，这些树都是学校的，董事本来就是有权做决定。这些树是几十年前捐助的，我们也没付出分毫。这就是社区工作常见的事，不管做什么，人家总是有话说。难道老师的工作不是向学生乃至社会传播积极的讯息吗？”（原文是英文）
当要老师牺牲奉献时，就会说学校是大家的；反之，当老师发出不平之鸣，就会说学校不属于你的。这正应了一句老话：“共患难易，共富贵难”。
在这里，我不是反对捐钱，也不是反对向华社筹款，而是要强调，筹款一定是董事会的当然责任。如果董事会是逐利之夫当道，那根本一分钱就不用捐给他们。这个道理虽然浅显，但还是不容易的，这好比强奸案，社会通常指责被强奸者多过指责强奸者。像我这样子“鼓励”信不过就不要捐，很容易被扣上“破坏华教”的罪名。就算对一些个人操守没问题的董事来讲，也是面子大过天。
难以从组织机制上改善
有的人或许会说，我们可以从改善董事会的组织机制或学校机构的财政管理机制著手，总好过采过如此“激烈”的手段。当然，如果能够从组织机制上把这些逐利之夫挡在外面，当然是好事，但不容易，特别是董事会已经是由一群逐利之夫当道时，简直是不可能，他们更可能修章让组织更容易“私有化”。
像2009年宽中召开特大修章，除了通过授权董事会可以动用600万现金做投资事宜，还修章不让教师成为会员，理由是有利益冲突，应予回避。当时，很多人接受这个理由，也为董事会辩护。其实这个理由根本就不成立，因为，在教师不掌决策权的情况下，却可以利益冲突的理由而不能成为会员，那这些发展商、建筑商及五金商又凭什么理由可以成为董事，甚至担任重要职务，包括董事长一职。
从今天看回去，根本就是为某些人可以擅权，进而可以拆楼重建而铺路。《论语》中就有那么一句，子日：“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逐利之夫通常也是奸诈之徒，想把他们挡出组织之外，不是说不可能，我只能说不容易，特别是形成利益共同体时。更重要的是，华社还有不少乡愿之士。没有这些乡愿之士，那些逐利之夫只能小恶，不能成为大恶。
据悉，宽柔百年校庆纪念章买出了96套，即筹到96万了。我就想除了一些人是因情面难却的情况下认购，难道新山的华社真有那么多有钱的乡愿之士吗？事情已经搞到这么大了，还这么踊跃认购？细看名单，74套个人认购，22套公司行号认购，其中有不少是发展商和建筑商。另，8月3日的联欢晚宴的订席有405桌；又悉，宽中董事会准备在6月初召开特大，准备翻案，通过拆楼重建的工程。
显然，董事会的布局是要好好利用这个联欢晚宴。到时，我们就看看有多少人出小钱，多少人出大钱。出小钱者肯定是应酬，出大钱者大概就是受感情左右的乡愿之士，要不然就是有所图，或者情面难却？不过，那些众多出席者肯定是给人利用来造势，所以，给我建议，我是宁愿出席5月18日由宽柔校友会主办的谢师恩晚宴。
总而言之就是两点结论，一是政党轮替，提供改变单语教育政策的可能，进而缩小超大型华校的规模，让教育可以回到正常的轨道上，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但我也不否定改善组织机制的必要及可能；二是筹款绝对是董事会的当然责任，绝不是师生的责任，华社绝不应该成为华教的“自动”提款机，家长更不应该沉默。
参考文献：
水中莲，“华教要止血”，载于林武聪等编，《掀开华小的地毯——校长涉贪争议集》，燧人氏事业出版，2006。
像2009年宽中召开特大修章，除了通过授权董事会可以动用600万现金做投资事宜，还修章不让教师成为会员，理由是有利益冲突，应予回避。当时，很多人接受这个理由，也为董事会辩护。其实这个理由根本就不成立，因为，在教师不掌决策权的情况下，却可以利益冲突的理由而不能成为会员，那这些发展商、建筑商及五金商又凭什么理由可以成为董事，甚至担任重要职务，包括董事长一职。
从今天看回去，根本就是为某些人可以擅权，进而可以拆楼重建而铺路。《论语》中就有那么一句，子日：“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逐利之夫通常也是奸诈之徒，想把他们挡出组织之外，不是说不可能，我只能说不容易，特别是形成利益共同体时。更重要的是，华社还有不少乡愿之士。没有这些乡愿之士，那些逐利之夫只能小恶，不能成为大恶。
据悉，宽柔百年校庆纪念章买出了96套，即筹到96万了。我就想除了一些人是因情面难却的情况下认购，难道新山的华社真有那么多有钱的乡愿之士吗？事情已经搞到这么大了，还这么踊跃认购？细看名单，74套个人认购，22套公司行号认购，其中有不少是发展商和建筑商。另，8月3日的联欢晚宴的订席有405桌；又悉，宽中董事会准备在6月初召开特大，准备翻案，通过拆楼重建的工程。
显然，董事会的布局是要好好利用这个联欢晚宴。到时，我们就看看有多少人出小钱，多少人出大钱。出小钱者肯定是应酬，出大钱者大概就是受感情左右的乡愿之士，要不然就是有所图，或者情面难却？不过，那些众多出席者肯定是给人利用来造势，所以，给我建议，我是宁愿出席5月18日由宽柔校友会主办的谢师恩晚宴。
总而言之就是两点结论，一是政党轮替，提供改变单语教育政策的可能，进而缩小超大型华校的规模，让教育可以回到正常的轨道上，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但我也不否定改善组织机制的必要及可能；二是筹款绝对是董事会的当然责任，绝不是师生的责任，华社绝不应该成为华教的“自动”提款机，家长更不应该沉默。
参考文献：
水中莲，“华教要止血”，载于林武聪等编，《掀开华小的地毯——校长涉贪争议集》，燧人氏事业出版，2006。
黄集初毕业于台大历史系，取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曾服务于独中17年，现在华研担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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