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马来西亚印族 ——从困境走向觉醒（上）
作者：杨培根（2011-5-1）
内容简介
马來西亚印裔族群是我国三大族群中, 最受打压和剥削的一群. 从历史角度來看, 他们对马來西亚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但是, 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却得不到认可. 独立前, 英殖民主义者把他们引进我国, 让他们过着披荊斩棘暗无天日的生活. 可是, 在英国人退出我国政治舞台的时候, 却遗弃了这些饱受生活煎熬的印裔劳工 , 让他们自生自灭.
独立后, 联盟政府 [现为国阵政府] 仍然采用殖民义那一套 “分而治之” 的手段, 令印裔族群在各方面得不到应有的合理公平待遇. 他们的生活并沒得到应有的改善. 因此, 在政经文教各方面都陷入困境.
近年來, 为了争取他的合法权益, 印裔族群开始觉醒, 走上自救的道路. 这篇文章 敍述了印裔族群从南來马來亚开始, 经历了二战前的英殖民主义剥削和欺压的艰苦生活;日治时期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蹂躏; 独立后, 他们仍然过着难以温饱的悽慘生活. 近年來, 他们正设法从多年來的困境中, 摸索着前进的道路, 逐渐走向觉醒。
前言
公元6 世纪 - 印度人已到马來群岛
大约在公元一世纪, 一批印度商人就开始迁移到马來半岛和马來群岛來。 他们在这里经商, 进行物物交換的生意。 他们带來了布料、铁制工具、珠宝等。 他们需要的是本地产品, 如: 樟脑、木材、 砂金等。 跟随他们到來的是手工业者, 他们从事织布、建築和铸金属等工作。 后來, 这些人跟土著通婚, 逐渐在各地建立起城镇。 他们主要的居留地是吉打河畔的Merbok (Bujang Valley), 也就是《马來纪元》这本书所提到座落在马來亚北部和泰南的朗加苏卡(Langkasuka)。
大约在6 世纪, 印度探险家曾经到过这里。 13世纪, 阿拉伯回教徒和印度商人的到來, 带來了回教的影响。 15 世纪, 淡马锡统治者巴兰马苏哇拉 (Parameswara), 为了逃离暹罗统治者 (阿友达燕 Ayutthayan) 的追杀, 躲到了马六甲。 他就在马六甲建立起一个皇朝。 从此, 马六甲就发展成为一 个商业和回教中心。
从1410年起的百年间, 是马六甲马來文化的辉煌时期。 强大的皇朝已建立起來。 同时,也成为这个区域的商业中心。 1511年, 欧洲人以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打头阵, 入侵马六甲。 随后, 接踵而來的是荷兰和英国殖民主义者。 1867 年, 英国人控制了海峽殖民地(即:马六甲, 新加坡和梹城)。
1896年, 英国人为几个马來州属 (霹雳, 雪兰莪, 森美兰和彭亨州) 设立顾问。 到了19 世纪末, 英国人在这些州属, 加紧发展树胶园坵和运输系统。 为此, 英国人大量输入印度和华族劳工。
早期的印度移民 — 为生存而奋斗 (1786 — 1940)
1786年英国占领梹岛
对印度人移民來说, 1786年是个重要的年份。 在这一年, 英殖民主义者占领了梹岛。 从梹岛, 英国逐渐把他们的魔爪, 伸向整个马來半岛。 因此, 梹岛成了他们占领整个马來半岛的跳板。 1914年, 英国完成了他们的心愿, 把整个马來亚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
19世纪之前, 马來亚还是一片还未开发的原始森林。 只在沿海区域, 如: 马六甲、新加坡和吉打等, 才有一些发展。 英国決定逐步侵入马來半岛, 把原始森林开发成广阔的农耕地。 早期, 英国人依赖华族劳工拓荒。 这种情況, 延续到1880年代。 过后, 才进口印度劳工, 取代华族劳工。
值得注意的是, 早在11世纪, 英国人还未占领马來亚以前, 就有一些印度商人常到吉打、马六甲、北海、新加坡等地來从商。 他们由海路抵达马來亚东海岸和西海岸。 他们的目的只是做生意。 当时, 不存在剥削廉价印度劳工的现象。 但是, 英殖民主义者侵占马來亚后,一切都变了。
英国人以商人身份到马來亚來, 逐渐争取各州马來苏丹的信任。 他们向苏丹承诺, 如果有外人來侵犯, 他们肯定给予保护。 接着, 英国人在各苏丹之间, 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 他们利用适当时机, 毛遂自荐担当起苏丹的顾问。 他们和各苏丹谈商, 并订下条约, 让英国人管理政务。
英国人所提出的堂皇理由是, 他们要 “保护和促进马來统治者的自主权和人民的利益”。 事实并非如此。 原來, 在欧洲大陸, 英国的工业主导地位, 正面对其他国家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 由于英国需要大量资本, 來维持它在欧洲工业领域的称霸地位, 于是, 英国不惜走上帝国主义的侵略道路。 为了打击竞争者, 英国在寻找新领土, 以获取原料和农耕地。
起初, 英国人雇用华族劳工。 但是, 华族劳工并不是唯唯诺诺, 唯命是从的一群。 他们极其团结, 并且有组织, 不完全听命于英国主子。 他们不断要求提高工资。 英国人不得不另谋出路。 当时, 海峽殖民地总督建议雇用印度劳工, “因为印度人是一个爱好和平, 容易驾驭的族群”。
因此, 印度劳工迁移到马來亚來, 那是英国人精心策划的计谋。 印度移民都是赤贫如洗的一群, 他们都很乐意到国外求生。 他们成了任由英殖民主义者宰割的羔羊。 英国人宁愿雇用印度劳工到园坵工作, 因为他们听话, 不造反。 大部分印度劳工是淡米尔人和特鲁古人 (Telugus)。
印族契约劳工的辛酸史
我们有必要探讨, 早期來自南印度的劳工, 如何被输入马來亚。 英国人雇用的是 “契约劳工”。 那是一种半奴隶制度。 有位作家这样描述 “契约劳工”制度:
在这制度下, 雇主向劳工代理人预订要多少劳工。 代理人就派联络人到各村落去搜寻。 这些劳工得签署一份契约, 必须为雇主服务5 年。 在这5 年期间, 这些劳工不得更換雇主。 5年后, 他们可以续约。 他们的工资是在被雇用时就规定了, 不再增減。 运载劳工的费用由雇主负责, 但雇主在制订工资时, 就早已把这一点考虑在內。
这么聘请印度劳工, 本身就是一种不人道的安排。 贪婪的劳工招募人对印度劳工的保健问题莫不关心。 他们的目的就是, 为雇主物色他们所需要的劳工人数。 劳工召募人把马來亚的情況大事粉饰一番, 用虛假资讯误导劳工。 他们把马來亚描绘得像人间天堂。 实际情況是, 到處都是贫困和被剥削的现象。 有些年轻妇女常受侮辱。 有些妇女甚至被贩卖到马來亚当妓女。
在海运的旅途中, 劳工遭到非人的待遇, 死亡率特別高。 有的在马來亚登陸时, 因病情严重而不能工作。 由于他们是契约劳工, 他们不能因患病而选择离开。 他们得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工作。 忍受雇主残酷的剥削。
后來, 海峽殖民地政府不再通过中介人, 而直接从印度运载劳工到马來亚來。 这些劳工大部分來自淡米尔乃都 (Tamil Naidu); 有些來自旁遮普, 孟加拉等地。 其中有些是铁道技朮工人。 身强力壯的, 就被召募为保安人员。 契约工人的供应, 远远无法滿足需求。 马來亚当时对劳工的需求量特別大, 契约劳工的招募制度确实太慢了, 像蝸牛般一样慢。 (资料來源: Arasaratnam, S 著: Indian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ngapore 1979, p.15)
大约在1833年, 英人开始采用 “契约劳工” 制度。 他们从印度安特拉省 (Andhra) 招募淡米尔人和特乐古人 (Telegu) 到马來亚威省的蔗园工作。
到了20世纪,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 民族主义者认为, 契约劳工制度对他们国家和民族是一种侮辱。 于是, 他们展开运动, 要求政府禁止这种不合理的制度。 1910年, 印度政府不得不俯顺民意, 廢除了这个不人道的劳工招募制度。 他们采用了另一种较为人道的康卡尼(Kangani)制度。
新型的招工制度 - “康卡尼包工制度”
到了1910年, 契约劳工制度被廢除了。 原因是, 这种制度备受批评, 英政府通过立法廢除它, 由康卡尼包工制(Kangani) 取代。
在康卡尼包工制下, 包工头到印度南方去招募劳工。 他们前往印度的船费和其他费用, 全由马來亚的白人雇主负责。 每招募一名劳工, 就可抽取若干佣金。 招募到的新工船费, 也由白人雇主负责, 但是白人雇主不需要和新工签署合约。
由于付佣金给包工头比较合算, 白人雇主较愿意采用这样的包工制招募劳工。 招募到的劳工身体较健壯。 更重要的是, 包工头招募的劳工被当作自由劳工, 少受政府的控制和检查。
从1890年代开始,包工制迅速取代契约劳工制。 在20 年內, 包工制几乎取代了契约劳工制。包工制一直维持到1938年才被廢除。 那是因为当时印度政府开始禁止输出非技朮工人。
后來, 殖民地政府设立中央系统, 直接监督印度劳工输入。 1905年, 全世界对树胶有大量需求。 马來亚正式开始大批输入印度劳工。 80%的劳工都是文盲, 缺乏技朮知识。 他们一到马來亚, 就被白人的大园坵所吸收。 1938年, 招募印度劳工达到了顶峰。 1901年, 马來亚印裔人口达119,347人。 到了1921年, 印裔人口增加了3 倍, 多达470,181人。
1922年, 白人园坵已增加到1百23万依格。 这个时候, 马來亚树胶出口总值达马币7千4百万元, 等于半个地球的树胶需求量。 1884年, 印度胶工每日工资只有12仙。 工作滿一年后, 工资才增加到14仙。 妇女和21岁以下的胶工则更慘: 每天工资只有8仙, 工作滿1年每日工资只有10仙而已。 大家每天得工作9小时, 每周工作6天。 到了1922年, 才规定最低工资为50仙, 女工则只有40仙。 (资料來源: J.H. Drabble: Rubber in Malaya 1876-1922; The Genesis of Industry (K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cited in Michael Stenson, Class, Race and Colonialism in West Malaysia p.19)
印度人移居马來亚的历史
有人认为, 大约6000年前, 就有印度人移居到马來半岛。
印度人在这区域的影响, 远自公元6世纪。 当时, 有些是印度探险家到这区域活动。 大约在13世纪, 阿拉伯回教徒和印度商人的到來, 回教在这区域的影响才开始。
15世纪, 淡马锡统治者, 为了逃避暹罗统治者的追捕, 逃到马六甲避难。 他们在马六甲建立了一个王国。 从此, 马六甲发展成为一个商业中心和回教中心。 在这一段百年历史, 是马來文化的黃金时代。 因此, 有人把马六甲王国当作是一个强大的皇朝。 可是, 1511年, 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侵佔马六甲。 从此掀开了荷兰和英国殖民主义者两者相争入侵这个区域的序幕。
英殖民主义者势力的入侵
1786年是研究印度族群迁移到马來亚的重要起点。 这一年, 英殖民主义者占领了梹岛。 1867年, 英国人牢牢掌控了海峽直辖区。 (海峽直辖区由梹城, 马六甲和新加坡三个地区所组成) 。
1896年, 英国人派驻扎官到马來属邦, 当各州苏丹的顾问。 (马來属邦由霹、雪、森、彭四州所组成。) 19世纪, 英殖民主义者大事发展大园坵和沿海各州的运输系统。 为此, 他们鼓励來自印度和中国的劳工, 迁移到马來亚來。 当时中国劳工到马來半岛來当锡矿工人、小商人、手工艺者和普通劳工。 大批印度淡米尔人则到大园坵里工作。
來自不同国度的移民带來了各自的社会、宗教、和文化传统。 所以, 我国至今拥有各种宗教, 如: 兴都教、佛教、儒教、道教、基督、錫克教、和回教等。
反映19世纪印族劳工狀況的小说情节
一本描述印族劳工生活的小说里, 有一段对话如下。 它具体反映了印族劳工如何辛勤劳动, 为马來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如果不是我们, 马來亚不可能是目前这个样子…。”
“你们做了些什么?” 威迪天真地问道。
“问得好。 你注意一下。 英国人在19世纪末为了做生意, 引进了咖啡和甘蔗作为农业物。 他们引进了印度契约劳工, 以开发原始森林, 种植这些农作物。
“到了这个世纪 (20世纪), 英国人则用树胶园取代了咖啡和甘蔗园。 为此, 他们需要雇用更多的印度劳工, 因为有许多劳工在工作中患了虐疾或被毒蛇咬而丧命。
“英国人带來了更多劳工, 來建築道路、 铁路、政府建築物和桥梁。 吉隆坡火车站, 以及其他政府建築物, 是我们印度劳工建造的。 我们甚至为白人建起了座落在政府建築物对面的一个俱乐部, 叫雪兰莪俱乐部。 你到马來亚來, 就可看到这些东西。”
…“如果沒有道路、铁路、桥梁、和大园坵, 马來亚目前的现狀不知是什么样子。 它可能什么都不是, 只有一些渔村。 我们用血汗和泪水, 有很多时候用宝贵的生命, 开发了马來亚和新加坡。
“朋友, 你別误会。 当我提起 “我们”, 我指的是 “淡米尔人”, 不是其他的印度人。 錫克人來到这里当起警察、兵士或守门人。 北方印度人则到这里來从商做生意。 这些人, 尤其是商人和生意人, 并不像我们淡米尔人那样以血汗为这个国家作出牺牲。”
(资料來源: Bhattacharjee B.C. 著：The Immigrant, Academy Art and Printing Services Sdn Bhd, KL, 1989)
印度劳工过着奴隶般的悲慘生活
下面两段文字, 生动地描绘了印度劳工早期, 尤其在19 世纪, 到我国來过着披荊斩棘, 过着奴隶般的悲慘生活。
1、19世纪 - 奴隶般的悲慘生活
印度劳工在马來亚的情況悽慘。 1874年, 马來半岛北部的北海 (Prai), 一名大园坵经理马拉可夫 (Malakoff)说, 在他园坵里, 有100名印度人生病了。 两名政府医生和一名警长奉命进行调查此事。 调查结果, 他们报道说, “我们参观过的工人宿舍, 就建在一片空地的两旁。 宿舍破旧不堪, 又脏又乱。 宿舍前面的空地则是一堆烂泥, 滲杂着污秽, 正发出腐烂的臭味。”他们察觉到, 所谓医院周遭是一片沼泽地…医院只是一间较大的亚答屋。 屋內有一盞小灯发出微弱的灯光… 还发出难闻的气味。 温度高, 令人有一种闭塞的感觉。” 这所医院情況恶劣, 终于成了丑闻。 即使英国人民也了解了这种情況。 虽然如此, 但一切都沒有多大改变。
30年后, 《海峽殖民地1909年常年报告》指出, 那年, Malakoff 园坵的死亡率等于园坵苦力总人口 (568人)的8%。 有129人逃离园坵。 当新的一批劳工抵达时, 他们沒有住宿的地方, 所以很快就病倒了。
对长期有病痛的劳工, 有些种植园主采取的态度是, 置之不理, 病人只好听天由命。 1890年, 马來亚劳工部的任务之一是改善移民生活条件。 劳工部对园坵工人宿舍的恶劣情況, 作出严厉抨击。 他们揭露, 有些工人宿舍还勉强过得去, 但是大部分宿舍都是用亚答和泥土建起來的 “肮脏小屋”。
工人宿舍出现过于拥挤的现象。 一间21尺x 14尺的房屋, 挤滿了18人, 男女不分。 其实, 根据规定, 一间12尺x 12尺的房间, 只能住6名苦力。 (资料來源: Tinker, Hugh著 《新的奴隶制度: 向国外输出印度劳工》(A New System of Slavery: The Export of Indian Labou Overseas, 1830-192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74))
2、印度早期移民的悲慘生活
下面的一段文字, 取自一篇小说。 它反映了早期到马來亚來的印度移民所遭遇的悲慘生活:
“几乎大家都是无地农民。 有人骗我们说, 这里赚钱很容易。 于是, 我们接受他们所施加的一切条件。 我们在有关文件上打上手印, 接着就负债累累。 我们得付船费, 加上到达园坵的运输费, 更有很多你所想像不到的债务。 因此, 我们一生永远负债。 ”
这老人说,“我们是由工头或抽佣代理人招募來的。 他们是包工头, 每招募一个劳工, 他们就能获得一笔佣金。 他们利用我们赚了一大笔钱。 ”
“他们把我们几百人丟弃在霹雳州边远的一个地区。 他们只供给斧头和鋸子, 就叫我们开发大森林, 种植树胶苖子。 我们头上连一片屋瓦都沒有, 也沒有食水。 只能喝附近一条小溪的山水。 我们也沒有大小便的地方。 ”
老人转过头, 陷入沉寂中。 回想起当时的悲慘情景, 他双眼湿了。 他强忍着泪水, 搖了搖头, 继续说: “虽然我们的生活条件已那么艰难, 但是, 包工头还把我们当牛马一样, 赶着去耕田。 每天都有工人死亡, 因为患了虐疾、 泻肚子、 被毒蛇咬伤、或患上不知名的疾病等。
由于死亡率奇高, 所以经常很难找到劳工來填补空缺。 洋人经理常把我们排列起來, 然后把苦涩的奎宁, 强塞进我们的口中, 逼我们硬吞下去, 以预防疟疾。”…
“每天, 成群的蚊子在我们身上乱叮。 水蛭几乎把我们的血吸干。 茅草和爬籐割裂我们的皮肤,化浓的伤口久久不能癒合。 我们滿身都是疮疤。 我们的双手因不断使用斧头和锯子而起泡。 我们工作时赤脚, 脚底因而被树枝、石头、或其他又尖又利的东西刮破得很厉害。
我们被迫用双手搬动倒下的树桐、拔掉矮树丛、烧芭、清除芭场、准备种植橡胶树。 我曾受野猪攻击。 五条大汉,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那头野猪杀了…
“据说, 这个国家财富來自买卖树胶和锡米。 看看我的手… 我的身体。 这是建设我国财富的一双手。 我已衰老了, 也挺不起腰板了。 我和工友们分享过这些财富吗? 沒有。 我们比奴隶更不如。 我们的儿女也和奴隶差不了多少。 我们的子子孙孙也不比奴隶好到那里去。” (资料來源: Bhattacharjee B.C. 著: The Immigrant - 作者是马來西亚人。)
3、“以印制印” 分而治之的阴险手段
“我们几乎沒有食物, 更不必说药物。 好几年了, 我们只有身上的一件破烂衣服。 我们因船费和其他债务而欠下胶园主许多钱。 我们的妻儿也必须工作才能糊口。 听说, 比起我们这里的悲慘生活, 印度大小皇帝所豢养的奴仆们, 在宫庭里工作的生活, 还比我们的舒适得多。
”
“英国人沒雇用印度人当书记和管工吗? 他们不是可以帮你们改善工作环境吗?”
马林木都冷漠地回答说: “在园坵里, 英国人采用分而治之的手段, 來控制低下层的劳工。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雇用了其他印度人 (如: Telugus , Malayalees, Bengalis, Punjabis) 和锡兰淡米尔人來当书记、男护士、和管工。 这些人受指示, 不得和我们这些胶工所谓下等人 “鬼混”。
在这方面, 英国人做得很成功。 那些所谓 “印度人” 比起他们白人经理, 更是冷酷无情, 心狠手辣。 只要稍微心情不好, 他们就对胶工拳打脚踢, 完全不当一回事。”
“如果你认为白人对我们进行殘酷剥削, 是冷血动物, 那么, 你就只能把那些所谓 “印度人” 称为令人讨厌的癞狗。 他们为了讨好白人经理, 会在经理跟前乱踢我们。 其实, 他们不配叫 “印度人”。 (资料來源: Passage to Malaysia, Star 19 May 1996)
4、 印裔劳工被欺诈
“记账员又是另一批吸血鬼。 他们故意少算工资给我们。 简直是在光天化日下打抢。 起初, 我们沒怀疑他们。 有一段好长的时间了。 即便我们发觉他们舞弊, 我们也束手无策。。。 因为我们不会看英文, 也不会写英文。 他们用英文记账… 我们只能相信他们。 我们奈何不了他们。 ”
“他们欺诈我们时所耍的手段是这样的。 我割完树胶后, 拿了10磅胶水來。 记账员却只记下8磅。 如果他心情好的话, 可能会记下8磅半。 …沒记下來的胶水, 他们自己拿去卖, 赚到的钱就进入自己的腰包。 听说, 这些记账员会在他们之间分赃。 他们利用这些钱, 在本地或在印度购买土地和其他产业。 他们也把孩子送到英文大學去念书… 他们的孩子毕业回來后, 就成为合格的专业人士…” (资料來源: B C Bhattacharjee: The Immigrant )
1941-1945日治时期的印裔同胞
日本军国主义占领马來亚, 虽然为时不长 (只有3年8个月) 但是, 对马來亚有很大的震撼力。 一向來, 英国人势力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 但这个神话很快就被揭穿了。 日本军国主义入侵和迅速占领整个马來亚。 这个事实表明, 神气十足的英殖民主义者是不堪一击的。
英军离开后, 马來亚一片混乱, 民事服务几乎停顿。 印度商人和专业人士匆忙逃离马來亚, 回到印度避难。 不过, 大部分的印度人都留下來。
日治时期, 四分五裂, 有如一盘散沙的印度族群, 在印度本土参加反抗英殖民主义者 争取印度独立运动的斗争。 一些激进分子为避开英军的追捕, 离开印度逃离到其他国家 (包括马來亚) 以避风险。 在外国领土上, 印度人千方百计寻求途径, 争取他们祖国的独立。 在马來亚, 日军则制造梦幻, 有意提供机会让印度人参与争取印度独立的运动。 可是, 英国人却不愿让移民参与他国的政治活动。
在这方面, 日军却则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 他们允许印度人在他国组织协会。 其实, 那是为了协助日军攻打北印度。 日军则鼓励马來青年参加军事或半军事组织, 如 “捍卫祖国者” (Pembela Tanah Air - PETA) 等团体。 日军也喊出反欧洲人、反帝国主义、亲亚洲的宣传口号。 那是为了博取本土人士的支持。 日军野心勃勃要征服整个亚洲, 建立所谓 ‘大东亚共荣圈’。
在马來亚, 日本帝国主义受到了马來亚共产党的顽强反抗。 马共在全国展开游击战, 日军遭到了严重打击。 1941年, 日军入侵马來亚时, 英军不得不求助于马共, 取得他们的支持。 马共动员华人参加游击队, 反抗侵略者。
三大民族內部分化
此时, 马來亚三大民族內部也在分化。 华族不少商家或资本家和日军勾结, 但广大的人民群众则倾向马共和抗日军。 日军投降后, 这些商家和资本家被众人唾弃, 而马共则被视为抗日英雄。
印度族群也在分化。 印裔政府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士和日军勾结。 日军投降后, 他们受到大多数人民的唾弃。 但参加抗日的印族劳工则受到表扬。 即使土生土长的马來族群內部也在分化。二战接近尾声时, 那些走 “联日抗英” 路线的马來青年团 (KMM) 的马來青年, 曾遭到人民的鄙视。
印度军和日军合作
印度人当时想通过与日军合作, 以达到争取印度独立的目标。 日军还未攻占马來亚之前, 英军培养了一支驻扎在马來亚的印度军队。 可是, 当日军打进马來亚后, 这支印度军就向日军投降, 隨即就解散了。 日军后來又把这支印度军重组起來, 成为亲曰的 “印度国民军” (Indian National Army, 缩称 INA)。
亲日的印度国民军
1942年, 一名印度民族主义者比哈里(Rash Behari Bose) 被派到新加坡來成立政治和军事组织, 旨在解放印度。 这个政治组织命名为 “印度独立同盟”, 比哈里则成了当然领袖。 他所成立的军事组织就是 “印度国民军”, 其首领是莫汉星。 由于比哈里对日军唯命是从, 情況变得更加复杂, 他也不得人心。 身在马來亚的印族领袖, 都不想和他合作。 马來亚的印裔领袖, 较倾向于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路线。
“印度独立同盟” 与 “印度国民军” 之间有矛盾。 在另一方面, 日军和 “印度独立同盟” 也有矛盾。 马來亚的印度族群的领袖, 希望他们所展开的运动不受日军的干预。 他们要走自己解放祖国印度的道路。 这种混乱的局面僵持了一段时间。
另一名印裔领袖詹德拉(Chandra Boss)的出现, 改变了整个局面。 他带來了正面的局势发展。 1943年6月, 他在东京潜水艇上出现, 曾轰动一时, 令印度人对他非常关注。 在东京, 他和日军高级官员商讨政策和军事策略。 第2个月, 他抵达新加坡, 准备装置配备。
他決定不依赖日军, 而转向印度族群进行筹款。 起初, 有钱的印度人都很乐意慷慨解囊。 但是, 他们的热情很快就冷却了, 因为詹德拉提出不合理和过高的要求。 他利用权势逼迫印度族群捐献。 1944年, 日军节节败退, 詹德拉停止了逼迫献捐的高压手段。
40年代 - 印族在马來亚工运中起主导作用
1948年2月1日 , 马來亚联合邦成立时, 各民族大联盟和国大党极力反对。 党內人士退党风波事件又再重演。 最令人关注的是, 有9名印度国大党党员, 不顾党的決定, 擅自接受被委任为 “联邦立法议员”。 结果, 他们都被开除出党。 这导致国大党內部大分裂。
1944年初, “印度国民军” 进军缅甸仰光市, 在那里设立总部。 同年6月, “印度国民军”和日军遭受严重打击, 损失慘重。 他们不得不向英军投降。 8月, 日军全面溃败, 宣布向联军投降。 印度临时政府和 “印度国民军” 被迫解散。 英军跟着收复马來亚。
泰缅 “死亡铁路”
1942-1943年间, 大约有8万印度劳工自愿或者被迫参与建设 ‘死亡铁路’。 日军急需建设的 ‘死亡铁路’ 贯穿泰国和缅甸两国。 根据估计, 只有半数的印度劳工能生还回乡。 另一半印度劳工的尸骨则长埋在异乡 - 泰国。
自1972年起, 日本发表了42篇关于建设 ‘死亡铁路’ 的文告, 但却沒有一篇曾提及, 许多亚洲和印度劳工在修建铁路过程中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资料來源: Kalimuthu K。著Malaysian Indians Towards a New Paradigm p。 162)
死亡铁路
数以千计的印度人、马來人、英国人、澳洲人、和纽西兰人, 被日军运送到贯穿泰国和缅甸的铁路工作。 这条铁路干线是为运输日军和物资到前线, 为了进行侵略战争。 这些劳工大部分都因工作极度劳累、缺乏营养、或因疾病而慘死在森林里。 死后都被草草埋在不知何处的埋尸坑里。 他们为建设‘死亡铁路’ 而死在异乡。 这些事实, 见证了殘酷不人道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如何殘害人类。 根据统计, 有10万印度劳工被运送到 “死亡铁路” 工作, 但只有1万人生还。 这真是 ‘九死一生’ 的写照。 (资料來源: Bhartacharjee。 B.C., The Immigrant , 1989 p.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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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 (1945 -1957) 印度族群对我国职工会的影响
二战后 知识阶层的转化
二战前, 马來亚受过教育的阶层对政治漠不关心。 但是, 战争迫使他们改变态度。 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士, 积极参与 ‘印度独立同盟’ 的工作。 有的甚至成了同盟的优秀领导人。
虽然英军重新占领马來亚, 可是, 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士, 对殖民统治者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他们转而反对英帝国主义, 支持马來亚争取国家独立和自由的斗争。 他们的民族主义倾向成了社会主义者、工运领袖和共产主义者的温床。
日治时期, 马來亚的印度人在社会经济领域方面, 面对悲慘遭遇。 这个时期, 印度人口锐減。 当英军撤退马來亚时, 许多胶园经理级人员也跟着辞职, 离开马來亚。 虽然日军试图恢复树胶生产, 但却以失败告终。 同时, 欧洲树胶市场也把日军拒于门外。 结果, 树胶大大減产。 一路來以割胶为生的印度工人长期面临失业和饥饿。 园坵工人吃不起米粮, 转而以玉蜀黍和粟米为粮食。
日治时期, 印度人移民到马來亚的热潮, 已完全停止。 1946-1947年, 印度族群大约有2万人离境, 回到他们的家乡去。 其余留下來的印度人成了我国永久居民。 二战后, 印度族群陸续照常迁移到马來亚來, 但是在马來亚的印籍人口, 并未能恢复到战前的狀況。 这主要是因为印度政府不再允许输出印度劳工。
1945年8月, 日军投降后, 许多印度人无所适从。 他们之中, 有不少是 “印度国民军” 和其他亲日团体的活跃干部。 战后, 他们失去了政治方向。 在抗日时期, 有些印度人则参加马來亚人民抗日军和马來亚抗日同盟 (MPAJU), 为打退日本侵略者作出贡献。
总工会 (General Labour Union - GLU) 成立后, 这些印度工人就成了总工会的活跃分子, 扮演着重要角色。 举例说: A.Ｍ.Samy领导 ‘吉打印人职工会”, 印人职工会则由查忽理 (H K Choudry) 和那拉耶南(P.Ｐ.Narayanan) 领导。 不久, 这些职工会都加入了 ‘总工会’ (GLU)。 职工会变得越來越激进, 那是出于无奈。
日治时期和二战后, 绝大部分的劳工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他们为了家庭温饱而到處奔波, 在生活线上争扎。 其中有许多劳工得依赖马來亚人民抗日军和马來亚人民抗日同盟的救济过活。 总工会也在协助解決劳工的衣食住行。
当英国人返回马來亚, 延续其殖民统治时, 他们试图恢复战前的低工资水平。 这使到工人们极其愤慨。 尤其是因为英人在园坵里僱用的亚洲籍的员工, 趋炎附势, 态度傲慢。 这使情況变得更加恶劣。
自愿青年团 - 东达巴代 (Thondar Padai- Youth Volunteer Corps)
二战前, 印度民族主义者所进行的社会改良运动, 提高了印度劳动队伍的政治觉悟。 战争所带來的祸害与恶果, 也改变了印度劳工的思维。 他们不再是唯唯诺诺的一群。 他们更懂得如何争取他们的权利。
在许多园坵里, 多个印度青年组织 (自称为 “自愿青年团” (Youth Volunteer Corps)) 如雨后春筍般发展起來。 他们挻身而出, 领导罢工, 要求改善胶园生活条件, 争取较为合理的工资。
1947年3月, “雪兰莪园坵工会” 中央委员会, 为胶工提出一系列权利, 并要求资方改善胶园环境设施。 所提出的一系列要求, 包括: 加薪100%, 直趋华人的工资水平; 有如公务员和欧籍职员一样, 应獲得战争补偿金; 廢除24小时搬迁通知书的措施; 不分男女, 都能獲得有薪病假; 妇女享有2个月有薪产假等等。
东达巴代 (自愿青年团) (Thondar Padai, 即: Volunteer Youth Corps) 在吉打州活动, 由居林市Harward Estate园坵里的60岁小商人沙米 (A.M. Samy) 所领导。 沙米所作的一切, 原本受到 “印度国民军” 和印度民族主义的影响。 后來, 逐步滋生了淡米尔沙文主义思想, 同时也受到印度劳工阶级意识的影响。 他著重于社会改良运动, 采取的是克己中庸之道。
自愿青年团穿的制服是: 赤色短裤, 头戴运动帽, 还绑上红布条。 它是一个斗志昂扬的组织。 他们在园坵里设立非官方的法庭, 审理违纪行为, 并施以罚款。 他们组织罢工, 对付不讲理的经理。 早期, 自愿青年团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组织, 对趾高气扬的白人恨之入骨。
1947年初, 自愿青年团在文东 (Bedong) 举行集会, 抗议椰花酒店的设立。 (注: 当时盛行喝椰花酒。 这有如吸鸦片一样, 使印度劳工醉生梦死, 毫无斗志)
后來, 自愿青年团由全国职工联合会 (PMFTU)锻炼成一个纪律严明的队伍, 并把他们反洋人的情绪, 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 最后, 他们蛻变昇华成为一个谋求工人控制胶园的组织。
总工会和印族职工会
印族职工会和总工会, 在争取更好的教育条件方面, 作出了巨大贡献。 尤其是在梹城和新加坡, 他们争取建立更完善的學校。 他们为印度劳工的子弟们建立了多间淡米尔學校。 他们所提出的要求有了成效。 1945-1946年间, 总工会为工人争取到了加薪, 虽然加薪幅度还未能达到战前的合理水平。
许多印度族会员被选入总工会的领导班子。 此时, 总工会已改称 “泛马职工联合会” (PMFTU)。 雪兰莪职工会主席姆迪 (CVSK Moorthy) 被选为泛马职工联合会助理秘书。 海港局职工会秘书 威拉圣南 (P Veerasenan) 被选为总工会秘书长。(资料來源: M.R. Stenson, Industrial Conflict in Malaya: Prelude to the Communist Revolt of 194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ch 6)
印度国民军溃不成军
1944年6月, “印度国民军” (Indian National Army (INA)) 在缅甸战役中溃不成军。 1945年8月, 日军向联军投降。 局势的发展导致 “印度独立同盟” (Indian Independence League) 急速崩溃。 日治时期, 这个同盟的众多领袖与日军为伍。 当英军返回马來亚时, 这些领袖被控与日军合作和勾结的罪名。 不过, 经审讯后, 却无罪释放。
刚独立的印度政府, 承认这些印裔领袖对印度独立运动所作的贡献, 所以分配给他们印度高级外交官的职位。 大马印度族群因而失去了这批具有领导素质的人。 不过, 经过战争的洗礼, 工人队伍中锻炼出一批优秀的领导人才。 曾经加入印度国民军参加战争的年轻劳工, 具有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激进思想。 战后, 这一伙人成了走非种族路线的 “泛马职工联合会” (PMFTU)成员。
其他一些前印度国民军, 则在各地(如: 森美兰, 吉打, 霹雳, 柔佛等各州) 组织了印度单一族群的印族职工会。 这些印族职工会后來联合起來, 组成 “全国种植工友联合会” (NUPW)。
另一批前印度国民军成员在组织 “东达巴岱” 自愿青年团, 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些自愿青年团致力于争取改善园坵工友的生活与工作条件, 并敢于抗拒白人的欺压。 白人千方百计阻碍园坵工人的政治觉醒。 这些青年所采取的则是激烈行动。
这些前印度国民军的组织, 参与了争取马來亚独立的运动。 他们的活动后來促使其中一些较为突出的成员参加了马共, 如: 甘纳巴迪和威拉圣南等。 即使是较保守, 非激进的印度国大党, 也受到反殖意识的沖击。 这些现象, 和战前的印度政治精英的思维, 成了强烈的对比。 (资料來源: Ampalavanar Rajeswary : The Indian Minor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Malaya, p.8)
职工领袖1 - 甘纳巴迪(S.A. Ganapathy)
甘纳巴迪 (S.A. Ganapathy) 出生于1925年。 日治时期, 他在新加坡一所军校(Azad Hind Military School) 当教官。 1947年1月, 他被委为 “泛马职工联合会” (PMFTU) 主席。 当时, 他主编马共所资助的一份印文报Munani。
1948年6月, 他参加了 “马來亚民族解放军”。 第二年, 他被英军逮捕, 理由是他携带武噐, 与游击队为伍。 1949年5月4日 , 他被處绞刑。 据说, 他设法除掉一名园坵錫兰籍文书。 当时, 有些印度劳工写了几份对这文书的告狀信。 (资料來源: Ampalavanar Rajeswary : The Indian Minor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Malaya 1945-195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uala Lumpur 1981, pp。214-215)
马共主席阿都拉C.D. 在他《回忆录》中, 对甘纳巴迪有颇为详尽的描述。 大约在1946年, 他在新加坡工会和甘纳巴迪会面, 然后一起到新山 “抗日军退伍同志会” 出席会议, 讨论成立泛马职工总会 (泛马职总 PMFTU)的事。 在成立后的泛马职总, 他担任主席, 兰瑞和阿都拉C.D. 当副主席。
1947年, 他出席了亚洲国家会议。 在印度, 他受到人民和高官非常热烈的欢迎。 报刊和广播电台等媒体, 大量报道他到访的消息和他的斗争事迹。
甘纳巴迪原是印度共产党的干部。 印共派他到马來亚來组织印度工人。 他积极投身于马來亚的工人运动。 后來, 马來亚共产党接受他为党员。 二战期间, 他担任印度国民军秘书。这支军队当时和日军合作, 以争取印度独立。 日本投降前夕, 他的马共党员身份暴露, 遭日本法西斯逮捕, 被判處死刑。 不过, 日本突然宣布投降, 甘纳巴迪因而幸免于难。
当英殖民主义者颁布紧急狀态时, 他就参加抗英武裝斗争。 可惜, 他患了瘫瘓病, 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俘, 英政府判他死刑。 当得知他將面对绞刑时, 印族群众举行示威游行, 表示强烈抗议。 印度政府和人民, 也向英国表示抗议。 但是, 不得要领, 甘纳巴迪最终仍被處绞刑。 (资料來源: 2008年出版的《马共主席阿都拉C.D.回忆录(中)集,页146-148》)。
1949年 - 关于甘纳巴迪的新闻报道
大约60 年前(1949年5月4日 ), 新加坡 《海峽时报》 报道了一则印度职工领袖被英殖民主义者杀害的新闻:
“甘纳巴迪 (Ganapathy)于1949年3月1日 被英军逮捕。 隔了14 天, 就被提控上法庭而被判死刑。 1949年5月4日 , 在半山芭监狱被吊死。 这一切都在3个月內发生。 甘纳巴迪被逮捕后, 威拉圣南(P. Veerasenan) 取而代之, 担当起 “泛马工友联合会”主席。
“1949年5月3日 , 星期二, 也就是在甘纳巴迪行刑的前一天, 威拉圣南在森美兰州日拉务县的小镇 Pertang, 中了第1/7团辜加兵的埋伏, 而不幸中弹身亡。 (Pertang小鎮离开芙蓉镇只有1小时的路程)”
1949《海峽时报>:“被击毙的淡米尔人是泛马职工联合会领袖”
以下是大约60 年前(1949年5月6日 ) 新加坡《海峽时报》一篇文章的摘录。 文章标题是: <被枪杀的淡米尔人是泛马工友联合会领袖>:
“(吉隆坡本报记者星期四讯) 今天, 警察总部宣布 , 星期二, 第1/7团辜加兵在森美兰州突袭一个匪徒大营寨时, 击毙一名淡米尔人。 这人被认出是泛马工友联合会主席威拉圣南。 森美兰英军发言人扬言, 那个大营寨是 “马來亚民族解族军” 第一支队的总部。 警方发言人指出, 当时, 威拉圣南身上, 被发现有支萊福枪和一 个背包。 背包內有淡米尔文件。 当辜加兵搜索前进时, 这名淡米尔人和一些华人在逃窜。 发言人说, 当他停下來拿背包时, 被击中了。
英雇佣军遭到反击
“在辜加兵突袭中, 一名华籍匪徒也中枪身亡。 当辜加兵在检查营寨时,他们遭到匪徒反攻, 但辜加兵成功击退他们。 去年4月, 威拉圣南刚取代甘纳巴迪为泛马工友联合会主席。 昨天早上, 甘纳巴迪因非法拥有武噐和军火, 在吉隆坡被處以绞刑。 威拉圣南, 年约30歲, 是前 “泛马工友联合会” 兼 “新加坡海港局工友联合会” 主席。 作为“新加坡海港局工友联合会” 主席, 他是负责多宗新加坡海港局工友工潮的领袖之一。
“据说, 辜加兵突袭时, 在甘纳巴迪身边, 共有70 人左右。 可以想像, 这场运动的声势浩大, 并具有号召力。
这些详情, 跟我们从历史书中所學到的, 完全相反。 书中说, 我们的国家从英人手中解放出來, 是沒经过武裝斗争的。
职工领袖2 - 威拉圣南 (P. Veerasenan)
威拉圣南是 “新加坡海港局职工会” 主席。 后來, 他当上了 “新加坡职工联合会” 副主席, 接着成为 “雪兰莪职工联合会” 执委。 这个时候, 他公然和游击队为伍。 1948年, 英军颁布紧急狀态时, 他就上山打游击, 在瓜拉雪兰莪县一带活动。 1949年5月3日 , 他和一批朋友(Mani, Gunasegeran, Kaliaperumal, Karupiah, Ramasamy, Kuppusamy, A Rajagopal, Veerasimman, Mailravanan, and Puratchi Pithan) 大约有10人, 遭僱佣军 (辜加兵) 所击毙。 这是一批优秀的年轻共产党员。)
有人说, 威拉圣南在抗英战争中牺牲时, 只有22 歲。 当时,他是为了想取回他的细软, 尤其是他的日记。 他在日记中, 记录了各种活动的资讯和范围。 他最后设法把所有文件销廢, 希望他流出的鲜血能把他的日记浸透, 使英军无法阅读。 他对他的信仰和运动是那么执著!
甘纳巴迪和威拉圣南是当时名声响当当的职工领袖, 现在已被人遗忘了。 在我国职工运动中, 他们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 “总工会” 活动时, 他们站在马來亚职工运动的最前线, 领导印度劳工斗争, 一点也不遜色于其他群族的职工运动。(资料來源: Ampalavanar Rajeswary : The Indian Minor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Malaya 1945-195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uala Lumpur 1981, pp.214-215)
马共主席阿都拉 C D在他的《回忆录》中, 发表了他对威拉圣南的看法：
在争取马來亚独立的长期和曲折的斗争中, 被英殖民主义者的部队所杀害的许多所谓 “匪徒” 和 “恐怖分子”, 其中一位就是P. 威拉圣南。 他是二战前泛马工友联合会 (PMFTU) 的副主席。 1949年5月3日 , 他在森美兰州壯烈牲牺。 当时, 他只有22 岁。
1946年, 阿都拉C.D.在新加坡认识了威拉圣南烈士。 他们一同在新加坡工会工作。 威拉圣南是马共的一名工会干部。 他是一名富有经验的职工领袖, 在工人群众中, 有很高的威信。他也是新加坡总工会 (SGLU) 的执委会主席, 也是新加坡工会联合会 (SWUF) 的主席。 (资料來源: 《马共主席阿都拉 C. D. 回忆录》(中)集, 页148)
职工领袖3 - 巴兰 (RG Balan)
巴兰出生于霹雳州安顺市。 他原先是一个园坵的书记。 后來当了教师。 抗日时期, 他参加了 “马來亚人民抗日军”。 1945年, 日军投降后, 他成了一名马共党员。 他和阿都拉 C.D. 一起在吡叻宣传队服务。 负责印族部分的宣传, 走遍吡叻州的大小城镇。 1947年, 他当上了 “霹雳州树胶工友职工会”主席。 同时, 他也被选为马共中央委员会成员。 同年, 他和拉昔。迈丁和伍天旺出席伦敦英联邦国家共产党会议。 (资料來源: 《马共主席阿都拉C.D. 回忆录》(中)集)
巴兰积极参与1948年所展开的众多罢工行动。 1948年, 英政府颁布紧急狀态时, 他还來不及进入森林打游击, 就被逮捕了。 1955年, 当时他还在扣留营里, 却被马共选为马共副主席。 1961年, 被释放。 过后, 他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在內政部检查印文刊物和书报。 (资料來源: Ampalavanar Rajeswary : The Indian Minor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Malaya 1945-1957)
1946 - 英政府修改《职工会法令》
1946年英殖民统治者宣布紧急狀态后不久, 就重组园坵树胶的生产。 同时, 他们开始通过各项法令。 他们修改了 《职工会法令》, 所有职工会都必须注冊。 英政府成立了为统治集团服务的 “黄色工会”。 为此, 他们雇用了英国铁道局前职工会职员, 约翰。布拉西尔 (John Brazier) 作为职工会顾问。 这名顾问从白领阶级和印度工人着手, 改造马來亚职工会。
有一批职工接受了他 "比较中庸" 的观点。 于是, 他委任 “总工会” (GLU)中几名较为温和的领袖, 如: 那拉耶南 (PP Narayanan), 梅能 (VMN Menon), 拉惹固巴(M。R。 Rajagopal), 进入 "职工顾问理事会" 和其他官方组织。 在这方面, 他得到社团注冊官的协助。 1946年8月, 当新的法律规定, 职工会必须注冊时, 注冊官拒绝注冊那些敢于斗争, 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职工会。 例如: 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职工联合会 (The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 FTU) 就不能注冊。 1948年6月13日 , 这个职工联合会被宣布非法。
英国当局也利用警察部队, 协助资方解決劳资纠纷。 被认为是 ‘滋事者’ 的职工领袖一一被开除。 马共察觉到, 政府利用巴兰(前马共副主席ＲＧ Balan) 组织一个职工会, 和其他职工会分庭抗礼。这就导致工人队伍內部分裂。
两名杰出的印籍职工领袖威拉圣南和甘纳巴迪, 在森林游击战中牺牲了。 从此, 马共无法吸收印籍劳工进入他们的队伍。 威拉圣南是在一次和英军驳火中牺牲, 而甘纳巴迪则被俘后, 處以绞刑。
40年代 - 印族在马來亚工运中起主导作用
显而易见, 1946-1947年间, 具有影响力的泛马职工联合会 (PMFTU) 是由印裔主导的。 当时, 莫汉 (S MOHAN) 是雪兰莪职工联合会的副主席, 而威拉圣南 (P Veerasenan) 则担任新加坡职工联合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 SFTU) 副主席。 1947年1月, 当时, 年仅22岁的甘纳巴迪 (ＳＡGanapathy) 被委以重任, 担当泛马职工联合会 (PMFTU) 主席。 二战前, 甘纳巴迪曾经参加在马來亚展开的 “印度共产主义运动”。 这项运动, 基本上, 是不附属于马來亚共产党而独立的活动。 (资料來源: Ampalavanar, Rajeswary，The Indian Minor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Malaya 19454-195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uala Lumpur, 1981, p.48)
印度人的政治倾向
二战时期, 许多印度人和日军合作。 战争结束后, 他们首当其沖, 得面对英军的追捕。 其中有些则因有通敌之嫌, 遭控上法庭, 被判有罪后身陷囹圄。 根据英国官方记录, 有97名印籍平民, 752名 “印度国民军” 成员被捕, 并遭到英军审查。 审讯在印度进行。 在审讯过程中, 印度政府为许多 “印度国民军” 將领辩护。
扣留犯中, 有不少是专业人士。 战前, 这些人在马來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他们被扣留, 意味着印度族群的政治运动受阻挠。 因此, 有一个时期, 在马來亚政坛上, 印度族群保持低调, 不参与政治活动, 几乎静若寒蝉。
1946年3月, 当印度总理尼赫鲁走访马來亚, 情況才起了戏剧性的变化。 印度族群心态产生变化。 虽然起了一些积极作用, 但是, 印度人不善于搞团结工作, 所以无法在马來亚组成一个统一阵线。
日治时期, 兴都教徒占主导地位, 印籍回教徒为此感到厌恶。 錫兰人热中于炫燿他们的身份, 自鸣清高, 不屑于参与印度族群的活动, 也不愿意融入他们的生活。 放高利贷者则和其他印族同胞 “划清界线”。 这些思想分歧的人群, 常为蔴小事而争吵, 闹得四分五裂。
英国人乘机利用印度族群的內部矛盾, 为他们私自的议程服务。 英国重新引进立法议会委任制。 印度族群中各派系争相成立不同的组织, 希望在议会中, 能为自己捞到一官半职。
印度国大党 [Malayan Indian Congress (MIC)]的成立
在尼赫鲁斡旋拉拢下, 印度族群总算成立了一个政治组织 – 马來亚印度国大党。 国大党的代表來自不同帮派、区域、语言、与社会阶层。 不论个人政治倾向, 也不论代表人数多寡, 都可以参加。 因此, 印度职工会虽然人数特別多，政治上也极其活跃, 但是, 所分配到的代表人数却很少, 完全不成比例。
迪威 (John Thivy) 是印度 “波瑟临时政府” (Boss Provisional Government )前部长。 曾被英军逮捕并关入监牢。 在尼赫鲁交涉下, 被释放。 迪威原是一名道道地地的印度民族主义者。 在他还沒有涉及马來亚印度国大党活动时, 他长期住在一间印度庙里, 一心一意搞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在印度族群中占人数最多的是淡米尔人。 他们不落人后。 淡米尔文日报《Murasu》编辑沙兰卡巴尼, 专心搞淡米尔文化与政治觉醒。 了解到淡米尔人不可能单独形成一股政治势力, 他鼓励大批淡米尔人加入国大党, 以展示力量。 他严厉抨击英国人, 指责他们在委任议员时, 特別优先照顾非淡米尔人。
印度国大党遭到总工会 (GLU)和其他团体的反对, 几乎无法招架。 国大党未能争取到淡米尔人的支持。 绝大多数的淡米尔人是大园坵里的胶工。 国大党的成员主要來自受英文教育的精英分子。 国大党较倾向于印度民族主义。 它积极参与民主的宪制运动, 并致力于印度劳工的解放事业。
1947 - 国大党转化为左倾政党
当国大党的努力遭到來自英国人和资方的阻挠时, 国大党就转化为一个左倾政党。 这时, 迪威已辞去主席职, 由一名社会主义者巴特星(Budh Singh) 接任主席职。 在巴特星任职期间 (1947-1950), 国大党的左倾色彩更为浓厚。 然而, 国大党向左转, 并未能吸引到更多工人加入国大党。
国大党与 “人民力量中心 — 全马行动理事会” 合作, 争取民主宪制的进展。 国大党参与杯葛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 这个举措激怒了党內的专业人士和商家, 其中许多退出国大党。 有些人认为, 这种举措可能会危害到新加坡印度族群的利益。
印度社团联合会 [Federation of Indian Organisations (FIO)]
一批印籍专业人士、商人、和职工领袖试图成立一个印度社团的联合组织, 称为印度社团联合会 [Federation of Indian Organisations (FIO)]。 国大党不同意这个举措, 并表示抗议。 这个联合会终究还是注冊了。 然而, 这个组织无法生根发芽, 茁壮成长。 印度族群是由不同阶级所组成。 他们因阶级等因素而未能团结一致。
1950 - 国大党向右转
原本情归印度的马來亚印度国大党, 到了1950年, 对马來亚才有归属感。 全马高利贷商会秘书 拉马那旦(K Ramanathan) 当选为囯大党主席。 他出生于南印度, 毕业于马德拉斯大學法學系。 他取代左倾的巴特星为第3任党主席。 从此以后, 国大党向右转, 不再抗拒英殖民义者, 而是对他们采取合作的态度。
国大党开始和巫统与马华公会以及 “锡兰人联合会” 与 “欧亚混种人协会” 合作。 后來, 北印度籍律师迪华沙 (KL Devaser) 取代拉马那旦, 成为第4任党主席 (1950-1951)。 不过, 党政策一如既往, 沒有什么改变。 在这段期间, 国大党和印度社团联合会 (FIO) 互相争夺印度族群的领导权。 结果FIO败北, MIC占了上风。
当拿督翁退出巫统成立多元民族的 “马來亚独立党” (Independence of Malaya Party) 时, 迪华沙是全力支持拿督翁的。 所以马來亚独立党的支持者大部分是印度人和华人。 由于出师不利, 1954年, 拿督翁解散独立党, 成立单元种族的 “国家党”。
1953年12月, 英殖民政府邀请国大党提名候选人当官委立法议员, 结果前主席拉马那旦中选。 这是国大党历史的转折点, 即英殖民政府正式把国大党视为印度族群的代表。 1955年, 国大党, 马华和巫统三合一, 组成 “联盟党”。 后來, 组成了联盟政府 (国阵政府的前身)。 拉马那旦利用淡米尔园坵工人的集体力量, 爬上那个 ‘宝座’。
三班旦召募园坵工友加入国大党。 印族中下层控制了党, 疏远了专业人士、商团、知识分子、以及上层人士。 《紧急法令》和新的《职工会法令》促使职工会领导权, 由华人转到城市印度人手中。 在三班旦的领导下, 国大党党员绝大多数是淡米尔人。 它是联盟三党中最弱势的政党。 (资料來源: Extracted from Brij V. Lal,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Indian Diaspora。 Editions Didier Millet 2006, p.165)
1956年, 三班旦受到党员批评, 指责他未能坚持联盟呈给 “雷特宪制委员会”备忘录中, 所提到的出生地义和多元教育政策。 虽然他屡次受迪华沙派系的挑战, 但是, 他仍稳操主席的职位。
相关链接：
马来西亚印族 ——从困境走向觉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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