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马来西亚印族 ——从困境走向觉醒（下）
作者：杨培根（2011-5-1）
1957-1970: 独立后印裔的社会地位
印度族群在马來亚的政治势力, 原先是掌控在非淡米尔人——锡兰人手中。 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是受英文教育者, 他们不会讲淡米尔语。 1946年, 国大党成立时, 非淡米尔人仍占据着政治主导地位。 那些重视淡米尔语言和文化的政治人物, 开始为贫穷的淡米尔胶工, 进行社会改革。
淡米尔人对他们的文化与语言的觉醒, 促使各阶层淡米尔人团结起來, 凝集成一股政治力量, 为淡米尔民族主义而斗争。 淡米尔主流报章《Tamil Nesan》强调, 淡米尔人的团结, 应成为整个印度族群达致团结的基础。 因此, 他们开展各种运动, 推广淡米尔文化。
在政治领域, 这项文化运动起了一定的影响。 非淡米尔政治团体的领导层, 受到质疑和挑战。 淡米尔人强调, 在马來亚, 印籍人口的80% 是淡米尔人。 所以, 淡米尔人应该在政治领域, 发挥主导作用。 1954年, 代表印度族群的国大党, 开始淡米尔化。 淡米尔人逐渐站在政治运动的最前线。 三班旦当上了国大党主席。 次年, 联邦內阁宣布, 委任他为劳工部长。
国大党未为印族争取权益
1957年, 马來亚取得独立, 国大党就成了联盟的一个伙伴。 不过, 国大党候选人一直都得依赖联盟整体的力量, 才能在选举中取得胜利。 所以, 有人认为,印度领袖在印度族群中实际的影响力, 是值得怀疑而难以确定的。 由于国大党必须依赖联盟中的其他友党支持, 才能取胜, 所以在维护印度族群利益方面, 其势力显得异常薄弱。 (其实, 联盟成员的巫统, 长期遵循种族主义路线, 不采取公平对待友党的政策, 才是问题的关鍵。)
结果, 每当印度族群面对一些课题时, 国大党所采取的态度是: 和巫统进行闭门会议, 这样的不透明方式來解決问题。 这种类似 “黑箱操作”的解決办法, 自然无法滿足印度族群的合理要求。 直到今天, 国大党还是延续着这种不透明方式處理、解決问题。
一党坐大的巫统把印度族群对联盟(或国阵)的支持, 是固若金汤, 不会动搖的。 印度族群所面对的问题, 从來就沒有得到巫统的真正重视; 巫统只是一味采取敷衍的手段。 历届的首相总是说, 囯大党从來不给巫统添麻烦。 三班旦只懂得一味讨好巫统。 当印度族群提出合乎情理的要求 但不受理时, 三班旦作为族群的领袖, 从不提出抗议。在內阁, 他只热中于做一个不闹事的忠实伙伴。
为此, 东姑对三班旦作出这样的评语: “… 首相屡次宣布, 国大党丝毫沒给他添过什么麻烦。 国大党领袖对少数民族权利, 从來未发出怨言。” (见 《新马的印度人》, Indian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31)
由于国大党领袖对一系列问题三缄其口, 印度族群在各领域都吃亏。 两名反对党政治人物， D.R. 西尼华沙甘 (D.R. Seenivasagam) 和V大卫 (V. David) 曾严厉抨击三班旦所采取的趋炎附势的态度。
《1955年拉萨报告书》 所推行的教育政策, 会使淡米尔小學变质。 可是, 三班旦却无动于衷, 不设法向政府争取办淡米尔小學的权利, 以及为淡米尔小學争取足够的资助。
主流历史书籍或许会把三班旦吹捧为印度族群的救星。 其实, 专业人士、 商家和教育家, 一路來都和他保持一段距离。 他自己认为, 印裔胶工是他的主要支柱, 因而忽略了争取印度族群中受过教育, 有文化阶层的支持。
国大党未阻止分割大园坵事
独立前后, 英国资本家准备把资金撤出马來亚, 许多大园坵被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 转卖给本地商家。 我国印裔绝大多数的人口 (约80%) 都以割胶为生。 大园坵被大事分割的结果, 不计其数的印裔胶工面临失业, 其中有许多成了城市边缘的非法木屋居民。
联盟政府对这些严重问题, 只是袖手旁观, 三班旦则无能为力。 在內阁, 他无法阻止大园坵分割为众多小胶园的事件发生。 面临失业而无助的印裔胶工, 三班旦无法伸出援手。 他不但沒尽量在內阁争取停止分割大园坵, 反而建议, 展开成立 “全国土地融资合作社” (The National Land Finance Co-operative Society (NLFCS)) 的运动。
在这计划下, 他劝请全国园坵工人每人每月捐出10元, 筹足资本收购胶园。 他从许多胶工身上筹到了数以千万元的资金。
“全国园坵工友联合会” (NUPW) 初期对这项计划表示欢迎, 并答应合作。 但是, 后來又決定退出, 不参与。 理由是, 职工会这么做將产生利益沖突, 对工友不利。
“全国土地融资合作社” 是三班旦的 “产儿”。 他一心想把它搞起來。 但是, 他却忽略了印度族群所面对的其他问题。 拉马沙米教授 (P. Ramasamy) 在他一本著作中, 对园坵分割的课题, 作了以下的敘述:
“1950年代末期, “全国园坵工友联合会” (NUPW) 涉及了大园坵分割的课题。 大园坵分割事件, 由50年代末开始,主要发生在马來半岛的西海岸。 到了1967年, 事态发展到了最高峰; 数以千计的工人及其家庭面临失业。
投机商以高价收购这些大园坵, 然后把大园坵分割为小片胶园來出售。 每片只有4-5依格的小胶园, 出售时可获取丰厚的利润,可高达原价的4-5倍。
1957-1960年间, 300多个大园坵, 佔地20万依格, 分割成了许多小胶园。 到了1967年, 分割的园坵面积, 竟多达32万4千依格。 有好多年, 政府沒采取任何行动 阻止这类土地分割事件的发生。 政府不采取行动, 那是因为政府认为, 这类土地分割基本上, 把外国大园坵重新分配给本国小生产者(小园主)。 政府看來, 这项措施也可使国家经济趋于稳定, 所以值得鼓励。
然而, 马來亚大學翁姑阿兹教授的一份报告表明, 分割大园坵能为我国造就一批小有产者 (拥有土地的农民阶级) 的说法, 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迷思。 他认为, 分割大园坵只能培养出一批拥有土地, 但不事耕种的胶园主, 这对经济发展不利。 同时, 园坵工人, 尤其是印度胶工, 將遭受苦难。 分割大园坵导致失业浪潮, 有许多印度胶工被迫回故里。 辛辛苦苦建设起來的设施, 如:医院、配药部门、托儿所、學校等， 都將关门大吉。
胶工不再是“全国园坵工友联合会”的会员。 劳资双方所达致协议的胶工工资和服务条件等, 將不再适用。胶园一出售, 將给印度胶工带來灾难。
“全国园坵工友联合会” 屡次要求政府, 阻止这只惠及产业投机商的分割大园坵的举措。 他们也要求政府, 立法管制100依格以上园坵的分割事宜。 他们恳求政府, 效法锡兰政府那样通过立法 (1958年茶与胶园(管制分割)法令) 禁止分割大片土地。(见Arasaratnam 1957,157) 但是, 政府却充耳不闻。 一直到了1969年, 政府都还沒管制大园坵分割事。
“全国园坵工友联合会” 后來在大园坵分割问题上, 和三班旦所推行的 “全国土地融资合作社” 产生了矛盾。 融资合作社是由三班旦倡导的。 这项合作社运动旨在鼓励园坵工人通过买股票, 累积基金购买胶园。 每位社员得购买100元股票, 每个月只需摊还10元。 在响应三班旦的号召下, 有1万5千工人成为社员, 筹足资金超过100万元。
“全国园坵工友联合会” 本身沒采取任何具体措施, 以解決大园坵分割事。 他们起初讥讽合作社运动行不通。当运动受到热烈欢迎，他们开始担忧起來。”
(资料來源: 拉马沙米教授著: Plantation Labour, Unions, Capital and the State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107-108) P.124)
国大党不重视园坵分割事
从50年代开始, 大园坵分割事件就发生了。 外国公司开始出售大园坵。 投机商利用这个机会, 买下大园坵, 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 然后出售, 以赚取丰厚的利润。 这导致许多大园坵的印度胶工失业。 国大党沒设法劝告政府, 中止这类土地分割。
根据1963年翁姑阿兹报告书, 290个大园坵, 占地231,850依格遭分割。 这是1961年3 - 5月间调查报告的结果。 当时, 分割大园坵的事件还在继续发生。 一名作家斯添生(Stenson) 估计, 总共有28,363名割胶工人直接或间接受影响。
根据政府报告, “…毫无疑问, 大园坵分割事件损害了马來亚经济… 大园坵分割事件不利于国家发展, 有损国家利益。 对农民和胶工, 甚至国家土地资源, 也有不良的影响。 乡村地区贫富悬殊的现象越趋严重, 同时, 助长了城市居民收购更多的农耕地。” (Aziz, 1963:190)
据说, 为了保护工人的福利和就业机会, 国大党也参与收购分割了的园坵。 1964年, 国大党向园坵工人筹足了100万元资金。 第一年就收购了吉打州的Bukit Sidim Estate 大园坵。 过后,又收购了好几个园坵。 1985年, 它的资产累积了马币3亿5千万元。(Jayasankaran 1985:9) 这是大马印度族群所拥有的最大资产。 成立 “全国土地融资合作社” 的, 是国大党当时最大的成就。 这或许是因为国大党在许多其他课题上沒作出什么贡献的原故。 (资料來源: S. Ramachandran, Indian Plantation Labour in Malaysia, INSAN, Kuala Lumpur, 1994, p.305)
“5.13” 对园坵印族工人的影响
1969年 “513 种族骚乱” 发生过后, 政府颁布紧急狀态, 成立国家行动委员会 (NOC), 并宣布, 从此以后, 就业机会得留给大马公民, 外国人必须领取工作准证。 数以万计的园坵工人失业, 因为他们沒有公民权。 14万工人中, 有6万來自大园坵的印度胶工, 等于印度劳工总人口的21%。 他们其实是可申请公民权的, 但是因为他们是文盲、 文件详情有误、沒有结婚证书、政府官僚的阻挠、不了解公民权的重要性而沒申请公民权等 (Stenson, 1989 : 206)
结果, 有大批大园坵印度胶工接受大马政府的安排, 在1969-1970年间, 被遣返印度。 其他印度胶工离开园坵, 到城市找工作。 总的來说, 工作准证制度大大影响了园坵工人。 国大党领袖对这些问题甚少关注, 沒给这些失业的园坵工人应有的援助。 倒是 “僱主协会” (MAPA) 说服政府, 停止把园坵印度工人遣送回国, 并要求政府延长他们的工作准证期限, 不然僱主可能被迫停止生产树胶。 政府不得不滿足僱主的要求, 因为当时, 树胶是国家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延长工作准证期限, 有助于印度胶工申请公民权。
在这艰难时期, 国大党几乎沒协助他们获取公民权。 党领袖只口头上谈起, 要协助印度劳工申请公民权, 但实际上并沒认真處理。 因此, 只有20%的印度人拥有公民权, 而绝大多数 (80%) 沒有公民权, 即使他们已在马來亚生活了数十年。 (资料來源: S。 Ramachandran, Indian Plantation Labour in Malaysia, INSAN, Kuala Lumpur, 1994, p。304)
我国印族思想意识成长的过程
从 1930年开始, 阶级意识才开始在印度移民脑海中浮现, 尤其是在1945-1948间, 也就是二战日军投降后, 马來亚相对和平而民族运动风起云湧的时期。 印度国大党在1946年成立。 它反映了城市文员、零售商和商人提高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 但它沒能促进印度族群內部的团结。印度工人阶级当时则支持左翼职工会, 后來选择了较为激进的左翼政党 (如50-60年代的劳工党)。 国大党从來都无法得到50%印度族群的支持。
1970—1990: 新经济政策 对印族的影响
1970年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 政府宣称, 这是“不分种族, 消除贫穷” 的政策。 但是, 印度胶工的困境, 丝毫沒有改善。 园坵里, 印度胶工沒能享有基本设施, 卫生设备几乎不存在, 园坵周边的學校和托儿所管理不当, 胶工工资少得可怜。
1960年代, 由于大园坵分割成小片胶园, 许多印度劳工都失业了。 政府只是袖手旁观, 不加以干涉。 政府所提出的脆弱理由是: 这些大园坵是私人财产, 政府不便干预。 因此, 印度胶工得不到适合的赔偿, 他们沒有适当的住所, 只好居住在小寮屋里。 政府也未设法为他们物色其他职业。
在这艰苦时期, 政府只是袖手旁观。 政府原本可通过立法, 使这些生活陷入困境的胶工获得合理的赔偿。 这些年來, 印度劳工对国家经济作出了不少贡献, 但政府却置若妄闻。 独立前后, 我国经济主要仰赖大量生产树胶。 在这方面, 百年以來, 印度劳工在胶园的辛勤劳动, 为国家带來了无比丰厚的收入。 正当印度族群迫切需要援助的时刻, 政府却未认真伸出援手, 那是说不过去的。
从1970年代开始, 沒有公民权就必须申请工作准证。 政府实施工作准证制后, 有14万6千人申请工作准证, 其中印度劳工就占了5万9千人, 等于拥有工作准证者每10人中, 就有4人是印度劳工。
土地和房屋拥有权
政府推动 “联邦土地发展计划” (FELDA计划) 时, 印裔族群仅仅分配到1% 的土地。 以整个马來西亚來说, 印裔只拥有2%的农业地。 政府推展廉价屋计划时, 虽然绝大多数的印裔人口都生活在贫穷线下, 可是, 他们只分配到少之又少的廉价屋。 1973年, 政府宣布为胶工和矿工建设廉价屋。 但是, 在全国, 政府只在园坵里建了1,608间廉价屋而已。 可是, 当时, 园坵工人总人口就有25万人, 真是杯水车薪, 少得可怜。 1983年, 梹城统计数字显示, 只有4% 印裔人口拥有住屋。
非法木屋区
在我国, 非法木屋居民绝大多数是印裔。 他们居住的木屋, 不是建在自己的土地上, 土地并不属于他们。 这些非法木屋区就在大城市或乡镇的边缘。目前, 仍然还有很多印裔非法木屋居民, 生活在马來亚火车轨道两旁的空地上。
印裔就业情況
印裔同胞主要在政府部门、私人企业和种植业中赚取生活。 其中10%是专业人士 (如: 医生、牙医、兽医、律师等)。 大约有20% 是入息中等的阶层 (如: 经理、教师、书记等)。 绝大多数 (近70%) 是干粗活而入息低微的劳工。 他们主要生活在胶园里、或大城市和和乡镇边缘。
印裔园坵工人工资低微
印裔园坵工人, 通常都在他们工人宿舍周围几英里的范围內活动和生活。 对于他们贫困的生活, 甚至连一个园坵种植人也感叹地说: “… 令人无法想像, 在这种艰苦情況下, 他们怎能像普通人那样, 过着最起码的生活。”
诚然, 他们移居到马來亚來, 确实能过上相对自由的生活, 摆脫了印度世袭传统的奴隶和极端贫困的生活, 也解脫了种姓等级制度下非人的悲慘生活。 但是, 他们并未完全获得真正的自由。
不过, 园坵工人的生活并不是完全停滞不前。 二战后职工会迅速发展起來,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工资提高了, 医药条件和居住环境也得到改善。 然而, 只有大坵园的胶工生活, 才能得到一些改善。 那些从大园坵分割出來的小园坵, 园主是亚洲人。 他们雇用的胶工, 沒有工会组织, 所以生活仍然沒得到改善。
在工会谈判争取下, 印度胶工生活得到一些改善。 他们的日薪是7。90元。 算起來, 每月平均工资280元。 加上妻子当杂工, 或当工厂女工, 所赚取的工资, 一个家庭所得约550 - 660 元。 但是, 他们得养活一家5 口到 8口人。 生活拮据, 不在话下。 他们根本享受不到年功加俸、年终花红等其他福利。
那些沒有工会组织的胶工, 占了园坵工人总人口的40%。 他们沒有条件和雇主争取应有的权利。生活条件恶劣, 可想而知。 他们割胶一天, 才有一天的工资, 以日薪计算。 雨天就沒得工作, 也就沒有工资。 如果园坵減产的话, 他们的收入自然跟着減少。
1980年, 我国贫穷线是以乡村家庭收入500元为准, 城市家庭收入则以700元为准。 过了15年,生活费已提高了, 乡村家庭贫穷线也提升到700元。 据统计, 80%的印裔乡村家庭, 生活在贫穷线下。
印族频繁的自杀现象
由于印度族群中许多人得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问题, 因而衍生出其他问题。 例如: 自杀、家庭纠纷、犯罪、酗酒、虐待儿童等, 常在印度族群中发生。 生活在园坵和城市的印裔同胞, 往往是我国社会最低下的阶层。 工资低微、文盲、缺乏自信、自卑心理等, 一直都在困扰着印度族群, 令他们过着淒慘和压郁的生活。
他们感到前途茫茫。 为了解決经济困境, 他们向高利贷借钱。 这使他们在债务方面, 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 这就导致他们走向自杀的道路。 曾发生过, 一名印裔单亲妈妈带着儿女, 企图在火车轨道上自杀。 根据统计, 在我国所有族群中, 印度族群的自杀率是最高的。
70-80年代 慘无人道的“奴隶营”
70-80年代, 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期间, 我国还有印裔同胞过着非人的奴隶生活。 这类不可思议、不人道的悲剧发生在Selanchar Ampat 胶园。 在这个胶园里, 发现有 “奴隶营” 的存在。 为此, 举国哗然。 原來, 政府为了发展一大片原始森林, 把开垦大片荒地的工作, 以合约形式, 交给数个土地开发公司负责。 这些公司则以包工制聘请了一批契约劳工, 來进行开垦工作。 这些包工头却把他们当作奴隶來使喚。 包工头剥夺他们的工资, 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 如果不听使喚, 就严惩他们, 不给他们食物吃, 导致他们營养不良。
他们的住所, 令人想起二战时期的德国纳粹分子在波兰建立集中营。 纳粹党慘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 Selanchar Ampat胶园的 “奴隶营” 唯一不同的地方是, 营里所有的劳工都是印裔同胞, 不是犹太人。
这些印裔劳工, 原本想靠劳力赚取生活, 养家糊口。 然而, 包工头及其狗腿竟把他们不当人看。 妇女受威胁, 甚至遭到狗腿的性侵犯。 如果工人不听命令, 就可能遭到毒打。 有些被关在鸡寮里, 几天不给饭吃。 他们不得离开胶园, 24 小时都有人看守着。 幸巧有一名胆大的妇女, 偷偷逃出胶园求助, 希望当局采取行动。
万万沒料到, 有关当局为了息事宁人, 避免影响声誉, 竟用一把火把奴隶营烧了, 使一切罪据消失得无影无踪。 事后, 政府只控告包工头违反聘请契约劳工的法律, 就草草了事。 至于发生在胶园里的劳工奴隶式的悲慘生活, 竟然只字不提。 事情真相全被掩盖了。
新经済政策能铲除印族的贫穷吗?
园坵工人属于贫穷阶层。 可是, 新经済政策虽实施了20年, 却对园坵工人的社会经済情況, 并沒有显著的提高。 政府对铲除园坵工人的贫穷现象沒有多大兴趣。 1977年, 政府对搞农业的家庭曾经做过全国性的调查。 但奇怪的是, 虽然印族胶工在开垦土地发展农业方面, 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他们却不在调查的范围內。
1980年以前, 政府从來沒对园坵工人的社会经済情況, 做过任何调查。 在1981年做调查时, 才发觉到园坵工人所过的的悲慘生活情況。 近25% 园坵沒有基本设施; 20% 园坵工人是文盲; 几乎85% 淡米尔學校是建立在园坵內。 这些學校沒有基本建设, 缺乏监管, 逃學率非常高, 家长能力把孩子送到园坵外较好的學校去。 几乎每个家庭都把收入花在生活费上, 沒有积蓄。 举办婚礼或丧事,都靠贷款解決。
在城鎮, 大多数印族都居住在非法木屋, 主要在火车轨道两旁的空地上。 博士Dr Susan Oorjitham 在这方面作了一些研究。 她发觉到, 在80年代, 印族非法木屋居民面对经済困难, 入息低, 每月收入只有马币196 元 (华族213元, 马來族175元), 寻找就业机会渺茫。 只有8%的印族置身于我国生活主流, 另60%还生活在乡村地区。 (见1984.11.2011 《新海峽时报》)
1989年6月22日, 《远东经済评论》 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政府的 ‘经済策划小组’从來不透露所谓贫穷线的入息, 也不说明他们如何达致结论。 经常提起的贫穷线上的一家5口的月入为380令吉, 完全不考虑区分城乡之间生活水准的差距。 或许乡村居民自己有种植食糧, 水费较低等因素, 足够应付生活。 但是, 区区380 令吉, 城市非法木屋居民肯定是不够糊口的。
这篇文章下结论: 印族是三大族群中, 最受忽略的族群。 除了少数在印裔族群金字塔顶端, 收入丰厚的专业人士以外, 在底层的园坵工人广大群体, 每个家庭月入只有260令吉日薪。 他们几乎完全沒有希望提升自己。印族在我国1,058万总人口中,所占有的巴仙率, 从10% (1960年) 減至8% (1989年)。 印族因而在我国现有的种族政治体系中被边缘化, 那是在所难免的事。
园坵的基本设施糟透了
1915年以前, 园坵的基本设施是根据英殖民主义主子所制订的劳工法所提供的。 1966年, 虽然我国在国会通过了 《1966年工人（住屋最低标准）法令》, 这法令并未能大幅度改善园坵工人的生活。 因此, 他们普遍感到不滿。
2000年, ‘梹城消费人协会’, ‘马來西亚医药协会’ ,’马新社’ 对园坵工人生活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他们发觉, 园坵管理层完全沒有兴趣为工人提供福利措施。 (只有 ‘马來西亚种植协会’ 的成员, 才遵守有关法律)。 他们利用法律漏洞來达致他们剥削劳工的目的。 他们雇用新工时, 采用包工制, 而不直接雇用劳工。 在这种情況下, 园坵业主不是雇主 (包工头或工人自己才是 ‘老板’) 。 这些工人不必在园坵內工作; 雇主大量減少在园坵內工作的劳工人数。)
1. 梹城消费人协会调查报告
‘梹城消费人协会’ 在25个园坵进行了调查工作。 调查报告显示: 在园坵內的住屋, 超过一半 (56%) 是战前的建築物; 5 - 9人共用一间房屋; 每间个房屋只有 1 – 2 个房间; 在3个园坵中, 屋內沒有睡房; 20 – 30 家把水桶当作粪盆。平均每家有6口, 但22人共用一个厕所。
在食水方面, 其中9 个园坵里, 使用池塘里的水。 7个园坵, 使用河水。 8个园坵, 使用人造 “井”。 在92个园坵, 有4 家共用水管引來的水。
电流供应: 9 个园坵沒有电流供应。 许多园坵只提供数小时的电流供应。
医疗设备: 76% 的园坵, 未提供适合的医疗服务。 24% 的园坵里, 每星期医生只到访一次。 8% 的园坵, 医生每2 星期到访一次。 12个园坵里, 医生每个月到访一次。 32个园坵里, 完全沒有医生到访。
托儿所: 68% 的园坵, 托儿所破旧 不堪。 许多托儿所, 维修工作奇差。 许多托儿所屋顶破漏, 墙壁从沒粉刷, 沒有食水供应。 48% 托儿所的儿童沒奶粉吃。
2. 马來西亚医药协会调查报告
马來西亚医药协会花了2年时间走访整个马來半岛的园坵, 选择了67个囩坵作为研究对象。 他们调查园坵医疗服务和提供药物的情況。 他们的报告书引起众人哗然。 有些人甚至不寒而栗。
他们调查结果显示: 只有一个园坵, 雇用了全职合格医生。 所有园坵內, 找不到一个全职护士或卫生检查员, 也找不到一个非全职的医药服务员。 只有12 个园坵, 设有医院, 但沒有化验室, 血库或X光仪噐。 许多园坵工人都患有痢疾、肺炎、高血压、胆病、儿童体內有蛔虫等。 有许多工人都不知道自己有病痛。
3. 联合国儿童基金调查报告
1983年, ‘联合国儿童基金’ 和我国福利部对我国183个园坵联合进行一项调查工作, 调查: 园坵托儿所的情況。调查结果, 他们发现, 比起其他国家, 我国园坵內的托儿所情況差得太远了。 有85%的托儿所沒有基本设施; 沒有厕所, 睡房, 清洁的食水供应, 沒有足够玩的场地, 沒有电流供应, 沒有玩具。 年齡不足4 岁的幼儿沒得到特別照顾。 许多儿童营养不良, 心理受影响等
他们所得的结论是: 90%的托儿所是不行的。 96% 沒有玩具。 12% 沒有厕所 (在旷地如厕) 。10% 沒有清洁食水。 30% 托儿所肮脏不堪 (廚房和厕所连在一起。)
79% 沒有肥皂、刷子、抺布等。 40% 沒有干浄的地方, 供存放食物。 15% 有老鼠。 89%有蟑螂, 蚊子等其他昆虫。
1990年, 政府通过了新的《住房最低标准法令》取代旧法令。 可是 园坵里两个最大的难题: 托儿所和医疗照顾两项, 政府仍然沒着手處理。 有关部门把这些问题束之高阁, 不闻不问。 显然, 印裔族群仍受歧视。
到了1992年, 根据淡米尔报章报道, 园坵里托儿所的可悲情況沒什么改变。 根据1988年我国教育部的调查, 全国共有10,381所幼儿园。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我国700个园坵, 竟然沒有一所幼儿园。 这主要是因为家长的无知和经済拮据。 1997年梹城州政府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 淡米尔小學學生有35%是沒有受过幼儿园教育的。 心理學专家指出, 这些幼齡儿童应到幼儿园去, 學会和其他儿童交流。 同时, 處在这个年齡, 他们最能吸收知识。
1960年代分割大园坵的不良后果
1960年代分割大园坵的举措对园坵工人來说, 是件伤心事。 但是, 对园坵业主來说, 却发了一大笔横财。 许多园坵工人失去了生计, 同时也无家可归。 数以千计的园坵工人被迫为新雇主打工, 在更恶劣的工作条件下赚取生活。 他们离开园坵就无法找到其他工作。 新雇主无情地剥削他们。 居住环境更恶劣。
1980年代, 这些分割出來的胶园其中有许多变成了村落。 园坵工人买了沒有地契房屋。 地主只收地租。 这些地方沒有路灯, 卫生设备等。 管理层不愿为胶工提供基本设施。如果要解雇坵工人, 本应按照雇佣法令赔偿他们。 可是, 政府并未严格实施相关法令。 结果, 吃亏的还是劳工。 一名园坵工人工作了25年, 可能只得到 5,000令吉的赔偿。 这笔款项买不起一间房屋。 如果胶园业主把胶园卖给私人发展商, 他可获得数以百万计的利润。
例子: 发展布城 如何影响园坵工人生活
举例说, 布城(Putrajaya)的发展, 严重影响园坵工人的生活。 布城发展计划剥夺了园坵工人的生计。 Prang Besar 园坵和另3个园坵被规划为联邦政府行政中心(布城) 的地址。 这项计划从1980年开始实施。 1993年, 政府批准了这个计划。 那是前首相马哈迪医生的梦想。 1995年, 他进行了动土仪式。 布城占地面积4,580公顷。 受影响的有4 个园坵: Prang Besar, Medengkili, Sidgili 和Calloway。 联邦政府建築物占地面积 38万方尺。 可悲的是, 这项计划完全沒考虑到被逼搬迁的园坵工人的生活。 他们被移殖到远离这发展区的地方。
园坵业主发出裁员通知书给所有工人。 为此, 工人要求赔偿和搬迁费。 业主竟指责他们是 “捣乱分子”。 在政治人物斡旋下, 业主承诺为工人建造廉价屋, 庙宇, 淡米尔小學, 和商店。 结果, 他们被移殖到400间廉价组屋去, 只占地4.3依格。 这些胶工有受骗的感觉。 绝大多数的工人拒绝出席移交组屋钥匙仪式。 400个家庭中只有42人出席。 执政党的领袖竟责怪缺席者 “反对发展”。 其实, 那些政客本身已违背了先前对工人所作出的承诺, 进而达到了他们的政治目的。
1999年7月, 因建设布城而受影响的4个园坵的胶工, 被移殖到4座廉价组屋去。 直到今天, 他们仍面对许多社会问题。 这些廉价组屋受到泥崩的影响, 组屋的根基已陷地3尺。 一下大雨, 这个地区就淹水。 污水和泥漿沖到组屋的人行道上。 屋组附近的地面到處都是窟窿。组屋墙壁多處出现裂痕。 居民都在担心, 有一天, 组屋根基可能会倒塌。
化粪池太滿未清理而溢出粪便。 邻近的组屋大约80 个家庭, 受到粪便臭味所影响, 不能煮饭, 晚上也难安眠。 许多居民因而生病, 感到头晕, 头痛,发高烧等。 孩子们每天上學时, 都得经过这些肮脏地方。 他们的校服, 鞋子和书包常会弄脏而发出臭味。 由于环境不卫生, 他们常患皮肤病。 居民联名向有关当局和州务大臣基多忧 (Khir Toyo) 申诉, 但不得要领。 当局未采取任何行动。 因生活不如意而酗酒闹事, 经常发生。 (资料來源: 2001.2.22 Tamil Nesan 日报)
数以百计的园坵工人到州务大臣办公厅前示威。 全国种植工友联合会(NUPW) 像着无牙老虎, 只会劝说工人接受部长从來不实现的空洞承诺。
全国种植工友联合会(NUPW) 未能维护园坵工人的利益
全国种植工友联合会 (NUPW) 主要的角色就是, 维护其会员的利益, 也就是种植工友的利益。 绝大多数的种植工友都是印裔劳工。
NUPW 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职工会。 它的历史是和园坵工人的斗争,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NUPW 原是园坵工人寄托希望的最后堡垒。 可惜的是, 它的领导层令园坵工友极度失望。 他们醉心于名和利。 当园坵工人在期望NUPW 为他们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时, 他们屡屡感到失望。 最令工友感到痛心的是, 在處理劳工纠纷的时候, NUPW 从不能采取坚決的态度。 这是工友们所不能接受的。 工会不能起带头作用, 为工友争取权益, 反而把这领导权拱手让给政客们。
NUPW -- 英殖民政府扶植成立的黄色工会
为了进一步了解NUPW 软弱无能的领导作用, 我们可看看它的历史根源。
1948年, 英殖民政府无法控制园坵里发生的工潮。 当时, 职工会都是由敢于斗争的左派工会领袖领导。 有时, 这些工运领袖甚至以马列主义作为他们的主导思想。 英国人和园坵业主对职工会所采取的敢于斗争的态度, 感到束手无策。 他们只好通过宣布职工会非法, 拘捕工会领袖, 來摧毁当时蓬勃发展的职工运动。
英国人还从英国本土带來了一名职工运动者, 约翰。布拉西尔 (John Brazier)，決定在马來亚成立黃色工会, 破坏我国职工运动。黃色工会领袖对英殖民政府唯命是从。 约翰先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 委员会成员之一, 是森美兰州一个园坵的书记, 名字叫那拉耶南 (P. P. Narayanan)。 这名反共的那拉耶南, 成了英殖民政府的宠儿。
在抗英战争中, 那拉耶南成了英殖民主义者的忠实奴仆。 首先, 他成立了 “森美兰职工会”。 (这是个亲政府的职工会。) 他当上了总秘书。 英政府全力支持他成立这个工会。 敢于斗争的左翼职工领袖, 也申请注冊职工会, 但被拒绝了。
在南北韩战争时期, 国际市场树胶价格直线上升。 就在这个时候, 那拉耶南计划组织全国园坵工友职工会的联合会。 这个计划得到英政府的大力支持。 1954年11月2日, 350名所谓职工领袖,代表5个园坵工友联合会, 在吉隆坡 Sentul Chettiar Hall 召开一次会议, 成立了 “全国园坵工友联合会” (National Union of Plantation Workers (NUPW))。 这是那拉耶南对我国职工运动致命的最后一击。
NUPW — 颟顸无能的组织
在NUPW 的整个历史当中, 从來沒向资方或政府采取过对抗的坚定立场。 它对资方和有关当局总是百依百顺。 这些年來, NUPW 从未对有关当局采取坚定的立场, 为保护其会员的切身利益。 NUPW 颟顸无能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多年來, 为工友争取最低工资方面, 一无所成。 资方只同意付给最低工资350令吉, 这只能是个笑话。 即使在我国第8 个大马计划下, 大马一家五口工资只有450令吉, 他们就算是生活在贫穷线下。 2007年NUPW所争取到的最低工资, 也只是区区350 令吉。
1963年, 一批工友, 对NUPW失去信心。 他们脫离NUPW, 另起炉灶, 组织了另一个职工会 – “马來亚园坵工友职工会” (Malayan Estate Workers Union (MEWU))。 这个工会刚成立不久, 就在马六甲的亚沙汉胶园领导一场闻全国的罢工。 过了约4年 (1967年) 这个工会注冊就被吊銷了。
NUPW 原可积极改变园坵工友的生活条件, 但是却不能做到这一点, 因而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看來, 历史必须会宣判, NUPW 这个职工联合会將以失败告终。NUPW 不但对园坵工友要求改善园坵基本设施充耳不闻, 而且还百般阻挠其他个人或团体为支援园坵工友, 争取利益。 NUPW 还把这些人和团体称为爱管闲事者。 NUPW 从來不亲自解決园坵工友的问题, 总是要嫁手于人, 求助于外來势力, 因而破坏了职工会作为劳工代表的良好形象。 外人总是把NUPW 视为一个颟顸无能的组织。
NUPW成立初期, 其会员绝大多数是印度人, 后來才加入了数量不少的华人和马來人。 NUPＷ领导层一路來求助于统治集团內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党: 巫统和马华, 以解決园坵工友悬而未決的问题。 他们热中于和印度国大党 (执政党成员之一) 争论不休。 一些非政府组织设法进入园坵, 协助工友谋福利。 但是, NUPW 却和他们过意不去, 打击他们。
往年, 园坵工会执委会领导人都來自劳工阶级。 为争取工友权利, 他们敢怒敢言。 现在情況已起了很大的变化: 园坵工会执委已由包工头和管工所填补。 他们较倾向于维护资方的利益, 而不再为工人利益而奋斗。
NUPW 领导层过着贵族工人生活
1989年4月29日《星报》报道, NUPW 总秘书那拉耶南向《星报》记者透露, NUPW执委和180名员工的薪金, 占据了工友年捐总额的75%。 执行秘书年薪马币7万7千。 副执行秘书6万, 财政6万。 主席 (由各支会主席每3 年轮替一次) 是委任的, 年薪3万6千。 报道指出, NUPW 会员共7万5千人。 1989年工友所缴付的年捐是马币4百50万。 执委和员工的薪金、津贴和费用等就占了马币3百20万。
NUPW 每3 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工会账目由工会所聘请的合格会计师审核。 会员们很少质疑这些账目。 那是因为会员文化水平低; 大部分只能阅读和书写基本的淡米尔文。 那些敢于提出疑问的与会代表, 都被当作是 “不良分子”, 以后可能就不再被选为与会代表。
1984年 9月, NUPW 账目曾被工会注冊官查问过。 注冊官追查工会借给45名工会执委和员工的一笔贷款, 共马币20万 (其实, 工会条规禁止贷款给会员。), 其中6万是借给总秘书那拉耶南和另3 名重要执委的。 不过, 我国统治集团享有既得利益: 希望NUPW保持现狀, 不愿意削弱他们在园坵领域的势力。
NUPW 的一些重要领导人从來沒从事过体力劳动。 他们來自中产阶级。 因此, 他们的态度和观点和工人的相差甚远。 所以, 这些年來, 他们和工人尽量保持一段距离。 他们把工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尽情享受高薪和津贴, 常到外国旅行, 甚至出入都有车夫为他们服务。
NUPW领导层 (如: 那拉耶南, 马里亚苏塞(Mariasoosai)等) 长期霸占其职位达40年之久。 1974年, 时任主席 SPS Nathan质疑总秘书的职权, 因而被革职。 那拉耶南乘机修改工会章程, 使全国主席一职, 由各支会主席每3年轮替一次。 许多高层领导都占据其职位长达30年之久。 (资料來源: “Plantation labour, unions, capital, and the state in Peninsular Malaysia” by P。 Ramasamy, published b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城市边缘的印族家庭 - 生活穷困
政府鲜少研究城市边缘乡村和非法木屋居民的真实情況。 他们任由居民自生自灭。 根据2009年研究报告, 全国有59万人居住在城市边缘的乡村, 其中有10万人是外国偷渡來的非法移民。 居住在城市边缘乡村的华人, 大部分集中在吉隆坡附近的蕉赖和增江地区。 许多马來人则居住在 Lembah Pantai 和 Bandar Tun Perak。
有份研究报告指出, 全国范围內, 座落在城市边缘的共有37 个马來乡村, 26个华族乡村和9个印族乡村。
雪兰莪州政府统计数据表明, 在州內有38,000个赤贫家庭, 其中30,000个家庭居住在城市边缘的乡村。 这些乡村大部分在雪州的 Balakong、蒲种、拉旺、安邦再也、Gombak、苏邦再也。 在吉隆坡的有: 增江北、Setapak、蕉赖等。 这些赤贫家庭大多数是印族。 在苏邦再也市议会范围內, 非法木屋居民绝大多数來自印裔赤贫家庭。 大约有7,282个印族同胞居住在这个地区, 其中非法木屋居民占了50%。
这些乡村与非法木屋居民沒有能力购买房屋, 他们也沒拥有土地可供他们建屋。 他们只好占据政府的荒地, 采用木板和鋅片粗制滥造地建起临时木屋。 这些木屋连水电供应等基本设施都沒有。
这些人沒有能力购买房屋或可供建屋的土地。 他们不得不在州政府地上用木板和鋅片建起陃屋, 供棲身。 当政府要发展这些地区时, 这些居民就得搬到临时建起的长屋。 原本这些长屋只是临时措施, 可是, 在许多地方, 这些长屋却变成了他们永久的棲身之所。 原本只供3年使用的长屋, 使用期却延长到14年!
原本发生在非法木屋区的各种社会问题, 也在这些临时长屋发生了。 这些社会问题包括: 离婚率上升、虐待儿童事件、自杀事件、酗酒闹事、吸毒、妓女问题等, 成了普遍现象。 更糟的是, 暴力刑事案 (如:谋杀、持械打抢、勒索等案件), 在非法木屋或临时长屋的印裔居民, 比例居高不下。
乡村众多印裔生活拮据
在这些乡村, 有37.9% (29,230人)的家庭月入只有马币2,000元。 如果根据政府规定的贫穷线 - 马币465元, 那么, 这里有3.3%的人口是生活在贫穷线下。 在城市边缘的乡村, 华族和印族月入是马币2,500, 马來人则只赚取1,200。
在雪兰莪州, 有5% (38,500人) 是生活在马币400 的贫穷线下。 其实, 印人的经济情況恶劣。 虽然他们家庭月入达马币 2,500 (和华人家庭相比, 似乎不分上下) 但是, 印人占了城市边缘乡村总人口的25%, 而他们都是干粗重工作的体力劳动者, 工作条件恶劣。
根据雪兰莪州政府透露的统计数据, 在雪州內, 有38,000戶赤贫家庭。 其中, 有3万戶赤贫家庭居住在城市边缘乡村里。 这些乡村村民很快就会被逼迁。 作为临时措施, 他们將被迫搬迁到一些临时长屋居住, 等待着廉价屋的兴建。
据估计, 在雪兰莪州和吉隆坡市区, 大约有50,000名印族非法木屋居民。 在其他大城市的情況如何, 则不得而知。 所知道的是, 在梹州的北赖市, 有数量很大的印族非法木屋居民。
逼迁行动常引起沖突
为了所谓发展, 这些非法木屋居民常被逼迁。 在赶搬的过程中, 他们经常和逼迁者起沖突。 下面是几个特出的例子:
1. 1994 年Kampung Taman City 逼迁事件
在古晋街大道收费站附近, 有个非法木屋区, 称为Taman City。 这些木屋已有40年的历史。 为了阻止赶搬, 居民示威, 随即和警察发生沖突, 13人被捕。
2. 1995年 Kampung Selayang Bahagia 非法木屋区
有30年历史的 Kampung Selayang Bahagia 非法木屋区, 占地300 依格。 有关当局准备兴建高尚住宅区和工厂。 居民收到通知, 必须搬迁。
3. 1998年, Taman Shamelin 非法木屋区
在沒收到搬迁通知的情況下, Taman Shamelin 非法木屋区被拆除。 有30个印族家庭在这里居住了12年。 他们被临时迁移到民众会堂。 安邦再也市议会拆除了这个木屋区。
4. 2000年Sungai Nipah 村逼迁事件
Sungai Nipah 村座落在离吉隆坡20公里的苏邦。 这个村有着悠久的历史。 数以百计的家庭在这里居住。 居民收到八打灵市议会搬迁通知书, 但却不为他们提供另一个棲身之所。 约400人聚集在一起, 阻止当局拆除他们的房屋。 市议会出动警察和联邦后备队來进行拆除工作。 警方要他们解散, 后來动用水炮驱散示威者, 并逮捕村民和非政府组织代表。 木屋到底还是被拆除了。 许多妇女想到他们將居无定所, 为之伤心落泪。
5. 2001- 吉隆坡Sentul, Ratham Pillay 村事件
印族同胞在 Sentul 落脚, 那是一个世纪前(1905年)的事。 目前, 居民们大都來自印度族群。 他们是在锡米好价的时候, 移居到这里來的。 这里的一大片土地是由一间印度公司 Chetti Nad 私人有限公司管理。 村民们开荒耕田畜牧。 他们付还租金给管理公司, 也还地稅给吉隆坡市议会。 后來, 公司把土地卖了。旧业主曾许下承诺, 为村民们另寻居住的地方。 2001年, 有个发展商到这里來测量土地。 村民们感到居住的地方受威胁, 就发动群众抗议重建计划。 他们要求和发展商对话, 但发展商不理不采, 还召來警察, 测量工作才能完成。 村民们投诉说, 他们只是希望能有个安居之所, 并无他意。 (资料來源: 2001.3.9 Tamil Nesan 印度报章)。
6. Kapar -- 穷困的印族村民担心失去家园
Kapar 是在雪兰莪州的一个小市鎮。 离这市镇约2 公里, 有一个座落在私人土地的印族同胞群居的村落。 他们每年还地租给业主。 2001年, 业主发出通知书给村民, 要他们搬迁。 村民们都是贫困的一群。 他们只能求助于一些非政府组织为他们伸寃。
7. 2010年甘榜美丹事件
2001年3月4日, 两个敌对的犯罪集团在甘榜美丹 (Kampung Medan) 发生殴斗, 导致种族沖突。 6 人死亡, 约50 人受伤被送入医院救治。 其中一名死者是印度公民, 其余5人是我国印裔。 200人被警方扣留, 其中80 人被控上法庭。
当天, 在同条街, 两家邻居(属于不同族群)各自在办喜事和丧事。 一场误会引起两家纠纷, 导致种族沖突。 律师公会建议政府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介入此事。 但是, 政府置若妄闻。 受害者只得到一些赔偿。 政府则只在地方上提供一些基本设施。 外人走访甘榜美丹时, 看到居民的住屋简陋不堪, 情況恶劣, 有如胶园里破烂的工人宿舍。 原來, 居民在这缺乏基本设施的甘榜, 已住上了50多年。 村民70%是马來人, 20%印度人, 10%华人。 印度人则住在临时的长屋和茅屋。 许多居民已在这定居了约50年。
有不少人则在这里临时居住。 州政府把他们从原有的家园搬迁到这里來, 因为政府要进行发展。 甘榜美丹只是他们暂时棲息的地方。 他们在等着政府给他们盖建新房子。 然而, 这些人在这甘榜一住就住了15年。
这里的村民享受不到最基本的设施; 他们沒有清洁的自來水供应, 沒有电流供应, 沒有卫生设备。 沟渠污水臭气难闻。 屋子建得很拥挤。 路上全是窟窿, 到處都是垃圾。 在这环境中生活, 不患长期忧郁症才怪。
政客和他们的代理人经常给村民永不实现的空洞承诺, 令村民空等新住家和新环境。 大部分村民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 生活在贫穷线下。 在这种环境里, 流氓行为、吸毒、邻居间为小事争吵, 那是司空见惯的事。 如果不加以控制, 后果不堪设想。榜美丹事件是个明显例子: 印度族群生活极端困苦, 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一 群。
印族犯罪率偏高
90年代《远东经济评论》曾发表了一篇文章, 指出, 我国皇家警察透露在1994年, 我国犯罪数据显示, 在大马有377宗谋杀案, 其中128宗, 是印度族群中的罪犯所干下的。 全国有51个犯罪集团是由印度人所组成。 他们涉及打抢、贩毒等罪行。 与此同时, 印族专业人士人数在下降。 全国淡米尔小學的印籍教师中, 有30%沒有接受过正规师训。
《亚洲周刊》在2001年2月, 也指出, 我国大部分印族同胞生活在贫困窘境中, 对前途感到一片渺茫。 大园坵一旦开发为屋业发展区, 印族胶工就失去家园, 居无定所, 他们沒能力购买房屋。
印裔最后一个村落 - Kampong Pandan
Kampong Pandan 印裔村落, 可能是印度族群的最后一个村落。 它座落在吉隆坡的市中心。 据《马來邮报》2008年7月8日的报道, 当年, 这个印度族群祖先的家园就消失了, 因为那里所有的房屋被拆除, 好让位给多座新公寓的兴建, 和修建两条通往Taman Maluri的大道。
我国独立前, 这个村落居住着世世代代的印族同胞。 自1970年开始, 村里的居民就申请住屋的地契和土地。 当局对他们的要求故若妄闻。 2008年6月10日, 当局发出搬迁通知书, 限令长期住在村里的350戶人家, 必须搬到遙远的蒲种和沙登去。
一名30岁的印度妇女哭泣着说: “我们不能接受在蒲种租房。 我们只期望有一间可称为自己的房屋。 我们的祖先在这村落白手起家, 建起了这些房屋。 我们从來未受干扰。 如今政府却決定收回土地。 我们怎么办? …
另一个52岁的村民, 在他住家门口, 开了一间小店舖。 她从小就住在这村落。 她的孙儿孙女都在村里的小學念书。 “我已失去了我的住家和小店。 这是我唯一的收入來源。 我该怎么办? 我真的不知道。”
2000 -2010印族在教育等领域的處境
淡米尔文教育的发展 – 前途堪忧
随着淡米尔人移居到马來亚來, 淡米尔语也开始在这里生根发芽。 淡米尔文在马來亚教导, 始于19世纪初。 1816年, 最早在海峽殖民地开办淡米尔文班的是梹城的Penang Free School。 在淡米尔人极力争取下, 淡米尔文學校逐渐发展起來。 当淡米尔學校到處林立时, 它造就了淡米尔文學和淡米尔报章在我国出现。 从梹城沦为英殖民地至今, 已经历了100 年。 这就是说, 淡米尔文在马來亚, 已有了100 年的历史。
1912年, 英国人在海峽殖民地实施《劳工法令》。 法令规定, 在任何胶园里有10个學童 (年齡介于7到14 岁)的话, 就必须开办淡米尔學校。 肯定的是, 教育水平是有限的。 其实, 英殖民主义者并沒有兴趣培养聪明有头脑的劳工。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生产, 取得丰厚的利润。 淡米尔學校只是为了培养听命于英国人而趋炎附势的教师。 这些教师著重在培养沒有骨气、 懦弱的學生。所培养出來的學生, 不得质疑英国人的权威。 學生失去了寻求真知的精神。 好的教师真是凤毛鳞角。
淡米尔小學数目锐減
1957- 2009: 淡米尔小學发展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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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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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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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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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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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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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6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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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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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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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7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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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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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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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7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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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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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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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这是來自教总2008 年的数据, 最近曾刊登在林连玉基金刊物《彩虹桥》)
我国历年來的国家教育政策不利于淡米尔文學校的发展。 实际上, 淡米尔學校数目逐年在缩減。 从1938年到1998年, 淡米尔學校数目銳減。 我国独立时, 马來半岛共有888间淡米尔學校。 但是, 到了1970年, 淡米尔學校只剩下657间。 在短短的13 年间, 淡米尔文校竟減少了 231间! 半个世纪过后 (2008年), 再銳減为523间, 又少了134间! 至今总共減少了365间。
淡小与园坵分割事件的关系
“社会策略基金” 的调查结果显示, 大约有200 间淡米尔小學將面临关闭。 那是因为许多大园坵被分割成一片片小胶园, 一大批的园坵工人不得已必须离开园坵, 另谋生计。 结果, 在这些园坵里,有58 间淡米尔小學得关闭, 因为沒有學生來源。 另67 间小學也可能被关闭, 因为胶树已改种油棕, 而园坵工人被重新分配到他處去。
在校园里, 印裔學生在小學会考中, 表现差强人意。 这是几个因素所造成的 (如: 缺乏合格教师和资金, 沒有技朮工具, 和缺乏教材等) 华印小學和国民小學所获得的政府拨款, 相比之下, 差距太大了。
一个时期, 园坵的小型淡小必须合併成较大型的淡小。 虽然较大型淡小的學生享受到更好的设备, 但是, 两间學校一旦合併, 其中一间办校执照, 就永久失去了。 这是因为印裔社群沒有能力在別處兴建另一间學校, 其中一间學校的办學执照也就报銷了。 淡小数目減少, 在所难免。
印族學生人数在增加
在學生人数方面, 却在增加。 1957年, 有57,066人就读于淡米尔學校。 到了1970年, 學生人数已增加到70,000多人。 (资料來源: 马大 M Vijayakumar 著: Tamil School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amil Education) 。 现有全津淡米尔學校148间; 半津學校376间。政府对半津贴淡米尔小學并不关心, 很少给予经济援助。
2000年, 教育部曾说过, 政府將接管半津贴小學, 不过, 先決条件是校地必须转让给政府。 可是, 淡米尔小學的校地属于胶园主。 胶园主在胶园里设立學校只方便胶工子弟念书。 在城市地区, 校地则属于基督教堂或印度庙宇, 其余的则属于私人地。 因此, 政府接管半津贴小學的问题, 至今还悬而未決。
2001年11月24日, 淡米尔文报章Tamil Nesan报道说, 教育部的《10年教育发展计划》只字不提发展淡米尔小學的事。 计划书完全不谈淡小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它完全忽视了印裔族群对淡米尔文教育的期望。
目前 (2010年), 我国有523间淡米尔小學, 學生人数总共有90,000人。 只有25,000學生在全津淡小求學, 其余都在半津贴淡小念书。 这些半津贴淡小校舍年久失修, 破烂不堪, 有些随时都可能倒塌, 急需政府的援助。
雪州和吉隆坡直辖区的情況
在雪州和吉隆邦联邦直辖区原本有143间淡小, 但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只有110间淡小了, 关闭了33 间。 这就意味着, 印裔族群损失了33张办學执照。 瓜拉雪兰莪县原本有42间淡小, 但现在只有22 间。 在这些淡小, 现有的學生人数也在逐渐減少。 据统计, 自独立以來, 印裔族群失去了大约400 张办校执照。 目前, 政府的政策是只建国民小學, 不建华小和淡小。 假以时日, 淡小会不会消失呢? 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值得欣慰的是, 近年來, 印裔非政府组织和个別慈善家已开始关心淡小的发展和困境。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 在巴生兴建了一间4层楼崭新的Simpang Lima 淡小校舍。 这是关心教育的印裔人士出钱出力建设起來的。 政府未给予任何经济援助。
印裔學生 在中學的情況
2000年, 梹城教育局透露, 梹城有28间淡小, 學生人数是5,513人, 教师343人。 學生成积表现欠佳。 有许多印裔學生必须入预备班就读。 在城市地区的预备班, 印裔學生特別多。 到了中學, 他们功课也不好。 成绩优良的學生占少数。
少数印族學子 进入官办大學
读完中學, 要进大學得面对固打制, 许多印裔學生都无法进入大學求深造。
1989年, 统计数字表明, 只有595名印裔學生进入我国官办大學。但是, 到了1990-1991年, 进入官办大學的印裔學生, 固打減少了, 不到5%。 在这之前, 有8% 到10%。 每间官办大學只吸收100名印裔學生。 2009年, 马大和国大只各录取55人 。
1970 – 1990年间, 虽然官办大學录取的學生, 总人数在增加, 但被录取的印裔學生却在減少。 这种情況, 自然引起印裔族群的不滿和失望。
印族學生 高等教育机会少
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 政府虽然规定, 官办大學學额的10% 得留给印裔學生。 但是, 这10%固打从未达到过。 只有5.5% 的印裔學生能进入本地官办大學就读。 政府却在玩统计数字的游戏。 政府把留學外国的印裔學生也计算在內, 以达致10%的固打。 有人錯误地认为, 在大學求學的大部分印裔學生, 都來自富裕家庭。 其实, 他们之中, 有许多迫切需要奖学金或贷學金。
印族就业机会
在英殖民时代以及我国刚独立后, 政府雇用了不少印度锡兰人当公务员。 (注: 当时锡兰还是印度的一部分。 独立后, 才改称 ‘斯里兰卡’)。 虽然在大园坵工作的是许多印裔劳工, 但主要是來自南印度的淡米尔和德鲁古 (Telugus)人。 成为政府公务员的, 则是來自锡兰的淡米尔人。[这类淡米尔人称为洁乎纳人 (Jaffna)]。 原本, 锡兰淡米尔人是务农的。 不过, 英国人在锡兰实施殖民统治期间, 锡兰淡米尔人很快就掌握了英文, 因而获得比较好的待遇。
19世纪末, 英国人鞏固了他们在马來亚的殖民统治后, 设立了许多政府部门, 引进了熟悉英语的锡兰淡米尔人來当公务员。 移民到马來亚的锡兰人把他们的家眷亲人都带过來。 他们在这里的人口逐年增加。 我国独立时, 有许多印族公务员都被提升为各政府部门主任。 因此, 他们生活优越, 儿女受到良好的教育。
然而, 1957年独立后不久, 联盟政府开始雇用马來族, 取代印族公务员。 1969年过后, 印族高级公务员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些锡兰淡米尔公务员对待印度南方來的淡米尔人, 似乎不很友善。 公务员中有空缺时, 他们只介绍给锡兰淡米尔人。 因此, 锡兰和印度南方的淡米尔人之间,存有矛盾。 (资料來源: Michael R.: Class, Race and Colonialism in West Malays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0,208,209)
2000年的印文周刊Makkal Osai 报道说, 在当时全国600,000名公务员中, 只有100,000名印族公务员。 政府采用的是含有种族歧视意味的土著至上的固打制, 却反过來责怪非土著不喜欢当公务员, 较喜欢在私人领域发展。
在武裝部军队中, 原本有许多高级军官是印族。 但是, 目前, 已经沒有印族高级军官在武裝部队中。 在警察部队中, 印族高级警官人数, 只能以凤毛麟角來形容。
1990-2010 -- 印族进军商界谁得利?
我国独立50多年來, 绝大多数的印族同胞, 都在贫穷线上挣扎, 只求温饱。 独立时, 多达70% 的印族同胞都是非技朮劳工。 他们只忙着解決一日三餐温饱的问题, 从未奢想在股票市场投资。 他们关注的是工资、基本权利和公民权问题。
有人试图从发展印裔商界來提高印族的生活水平。 他们说, 1970年, 印族只控制商界财富1%。 到了1990年, 只增加到1。5% 而已。 政府曾经承诺, 在2010年, 把印族商界提高到3%。 他们认为, 政府可能把这目标延迟10年才能实现。
自1970年新经济政策实施后, 印裔族群通过社团和政党, 开始涉及国家的经济活动。 例如, ‘全国种植工友联合会’ 成立多元合作社和多个子公司。 表面上, 这些商业活动对印族同胞有利, 实际上, 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众多子公司的董事, 都是工会高级负责人, 他们对生意几乎是外行。 举例说, 其中一个子公司的纺织厂 (Negri Lakashmi Textile Factory) 其高级负责人, 都是工会的主要负责人。
他们把工厂视为私人财产。 这些工会负责人有许多儿女和亲友, 都在厂內任职. 而迫切需要工作的失业胶工, 却不得 “其门而入” 。 绝大多数子公司每年都在亏损。 虽然公司在亏损, 董事部成员却仍在领取高薪和各种津贴。 众多媒体都认为, 这些公司面对经济困境, 主要是因为公司內部管理不当。
1. 麦加控股公司 (Maika Holdings Bhd) 的由來
顺便再举一两个例子。 1982年成立的麦加控股公司 (Maika Holdings Bhd)。 那是印度国大党主席的 “杰作”。 他把麦加控股公司形容为印度族群进军我国商界的工具。它向园坵工友筹足了马币1亿。 麦加控股约有66,000名股东, 园坵工人占了股东人数的一半左右。
1984-1986两年期间, 股东可分享3-5%股息。 自此以后, 公司就一直在亏损。 如果有股东在大会上提出质疑, 他可能会遭殃, 在公共场合被殴打。 有人指责, 私会党徒在大会场上, 威胁那些提出问题或质疑者。 有时, 公司董事故意不回答问题。
2003年, 公司常年报告显示, 公司赚取利润约700万。 但是, 第二年 (2004) 却报告, 公司累积亏损6,000万。 公司总裁说, 只有卖掉一些资产才能填补亏损。
根据1992年大马某商业刊物的一篇文章指出, 麦加控股公司成立初期, 手头上拥有现金马币1亿。 当时, 我国经济正进入衰退时期。 现金在手, 公司本可大有作为。 但是, 公司反而成了印度国大党的累赘: 在接下去的5年经济好转时期, 公司生意却出现赤字。
原來, 头两年 (1985-1986) 公司把大筆现金存放在銀行生利息。 公司开始进军商场时, 但生意失败, 每年都在亏损。 3-4年內 (1987-1990), 共亏损失了10 多亿。 这确实令66,000名股东震惊不已。 1992年, 每张股票折算只剩下30仙。
公司初期所筹得的1亿资本, 大部分是众多园坵工人向銀行 (United Asian Bank) 借來的款项。 其中有17,000名股东无法偿还贷款。 銀行向三美维鲁发出律师信, 追讨马币170,000, 因为他是这些穷股东的贷款担保人。 (资料來源: Koshy Philip, Malaysian Business, June1-15, 1992, p。26)
2. 1000万份电讯股 如何变成100万股?
另一个令人百思莫解的问题是: 麦加控股公司分配到电讯公司的1000万股, 如何会变成100万股? 1990年, 政府把电讯公司私营化, 电讯股根据族群加以分配。 财政部写信通知麦加控股, 他们分得电讯公司1000万股。 1990年10月4日, 麦加收到财政部正式公函, 确认此事。
当三美维鲁得知此事时, 就说, 财政部搞錯了; 麦加控股只应该获得100万股, 其他900万股应分配给印度国大党的其他团体。 他即刻联络财政部, 据说是为了澄清此事。
隔了两天 (6.10.1990) 有关銀行却以书信通知麦加控股说, 他们可向銀行借5000万, 來购买他们所分配到的1000万电讯股。 就在同一天, 麦加董事经理接到财政部官员來电说, 麦加控股所分配到的只是100万股, 不是1000万股。但是, 有那官员拒绝说出财政部这么出尔反尔的理由。
后來, 跟据财政部的澄清, 他们是在三美维鲁的指示下, 把电讯1000万股重新分配。 结果麦加只得100万股, 其余的分配给另外两间公司。 其中一家公司缴足资本, 只有马币2元; 另一间, 缴足资本也只有25万。 据说, 主要是把这些股份分配给 TAFE 學院。 国大党主席说, 这些股份卖出所得的马币700万, 已交给TAFE 學院。 但是, 學院并沒发出收据证明这点。
印族的贫穷水平未见改善
上述两宗进军商场的案子, 足以证明: 进军商场, 对印族广大群体, 并沒有什么利益, 原有的利益反而受损. 2000-2002年间, 他们一直都保持在一定的贫穷水平。 贫穷水平一直停滞不前, 维持在1.9%。 相比之下, 马來族的贫穷已起了变化, 在下降, 从原有的10.3% 減低到7.3%。 华族的贫穷水平则从2.6%減至 1.5%。 要注意的是, 这是以人均收入为准。(即: 全国收入, 平均分配全民.) 可以这么说, 大约有30%的印族同胞属于贫穷阶层。
2007年 - 兴权会 (Hindraf) 的崛起
印裔族群失望和沮丧的情绪, 降落到了最低点。 近几年來, 这种不安情绪, 像火山爆发一样, 汇成了一股巨流, 像破了堤的洪流, 直沖向他们认为对他们极其不合理的社会秩序。
因此, 出现了 “兴权会” [ 全名 “兴都权益行动委员会” (Hindu Rights Action Committee), 是兴都教徒争取权利的自发组织]。 他们不再相信印族政党领导层, 自已起來争取权益。
2007年11月25日, 一组专业人土发动印裔族群齐集到英国大使舘, 去提呈备忘录, 要求英政府赔偿他们100多年來被迫移居我国所遭受的损失。 每人要求赔偿100万令吉。
150年前, 英国政府把印族契约劳工, 从印度引进到马來亚來。 在英国人离开时, 沒有为他们妥善安排善后生活, 因而令他们面临悲慘的困境。 兴权会2007年的行动轰动全球。 警方虽然极力阻止他们进行示威游行, 结果, 印族群众, 从我国四面八方, 从南到北, 齐集到吉隆坡市中心, 前往英国大使舘示威游行, 提呈备忘录。
据说, 有3万人参加了这次大集会, 这也是印裔族群史无前例的抗议大游行。 尽管警方恫吓, 禁止集会, 当天还使用催泪瓦斯, 镇暴车喷出的含有化學药物的水柱, 对付印族群众, 也吓不倒这些勇往直前的愤怒群众。 最后, 警方用尽了一切方法, 都无法驱散人群。 这充分说明印裔族群对身为印度国大党领导人的所谓印族代表, 已完全失去信心, 決定自己挺身而出, 通过游行示威方式, 争取权益。
政府扣留5名兴权会领袖
政府后來逮捕了兴权会的5名领袖, 其中4 名是律师。 当时, 有另一名领袖, 也是律师, 身在外国, 寻求国际支援。 有人认为, 兴权会在备忘录中, 使用 “种族清洗” 的敏感词语。
律师公会则对5名领袖在《內安法令》下被扣留, 表示遗憾, 并指出, 这项严竣的法令是违反法治精神的。 因此, 要求政府立即释放5名扣留者。 律师公会副主席拉古指出, 扣留他们并不能解決问题。 針对兴权会提出的印族所面对的难题, 至为重要。 兴权会一炮而红, 那是因为他们挺身而出, 为印族的切身利益而斗争。 国大党已注冊了50年, 但兴权会只存在了两年。 不过, 他们敢于为印裔族群争取权利, 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并四處奔走求援。
即使赞美政府多过于批评政府的 “国家人权委员会” (Suhakam) 也表示, 政府不应该援引《內安法令》, 对付兴权会的5 名领袖。 隔了约1年半, 于2009年, 才释放其中两名领袖。 其实, 兴权会所号召的印族集会是和平集会, 却遭到警方无理的干预。 这是我国历史上, 印族破天荒集体上街游行。 政府和所谓印裔政治代表, 长期以來, 无视和忽略印族所面对的的问题。 “11。25” 的印族大集会, 是长期被忽略和被打压的一群, 要求正义的行动。
结语: 印族何去何从?
纵观上述, 显然, 在我国独立前, 印度族群几乎可称为 “商品”, 为英殖民主义者的经济利益服务的 “商品”。 英国人尽其所能剥削來自印度的移民。 独立后, 其中小部分的印裔被英政府 “马來亚化”, 也就是成为政府公务员, 取代英殖民官员。 至于那些园坵工人, 则被英国人遗弃, 让他们自生自灭, 政府也很少过问。
当大园坵被分割成小片胶园时, 印族胶工得离开胶园到處 “漂流”。 有些成了非法木屋居民; 有些则到工厂当非技朮工人。 因此, 有人说, 这些印族劳工像是我国的三等公民。
印族所面对的问题, 并不是印族本身的问题而已, 它是我国社会变迁所造成的。 它成了我国社会迫切需要解的问题。 政府必须设法解決, 以便达致民族团结以及社会安宁与和谐。
从历史角度來看, 英殖民主义者对我国各民族所实施的是 “分而治之” 的政策。 上面已说过, 我国独立前, 英殖民主义者在印族群体中, 实行 “以印制印” 的分化政策。 他们在其他民族中, 所实施的分化政策也大同小异。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维持他们的殖民主义政权。
可是, 今天, 我国已独立了53年, 可是民选的当政者仍然还在采用英殖民主义者 “分而治之” 的手段, 实施土著主义至上, 对民族团结极其不利的政策。 和英殖民主义不同之處, 在于形式而已。 自1970年以來, 当权者所采取的是种族主义, 分化各民族的政策。
直到最近, 还有统治集团成员公然喊出 “马來人第一, 马來西亚第二” 的口号。 这种把 “国家利益”置于一个 “族群利益” 之下的极端种族主义口号, 对民族团结完全不利, 其后果只能分化我国各民族的紧密团结。 这种恶劣口号和 “民族团结, 和谐共處” 的基本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我国各民族人民必须反其道而行之。 我们要坚持各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 反对分化我国多元民族的任何措施。
巫统领导层, 到了21世纪的今天, 不顾国家利益, 还不时发表种族主义言论, 这难免会令人们缅怀华社的族魂林连玉老先生, 在50多年前 (即独立前夕1956年) 所说过的一句真言。 他说:马來亚是马來亚华人真正的祖国。 其他国家只能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林连玉老先生这句话彰显了他在当时早就对我国具有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操。 他竟被指责 “不效忠马來亚” 而被吊销公民权，又未得到平反的情況下, 含寃而去。 相形之下, 我国相关的当权者应该为他们錯误的, 分化各民族的言论而感到汗颜。
我国经济在向前发展, 但是, 一大批贫穷和低收入的印族同胞却无法跟上前进的步伐。 他们还在为争取基本的生活条件和基本权益, 在贫穷线上挣扎。 他们成了我国三大民族中, 最受欺压和剥削的人群。 近年來, 他们在觉醒中。 他们是我国三大民族中, 最底层, 受到最严重打压, 被剥夺了基本人权的民族。 在这种情況下, 他们在三大民族中, 是具有最强烈的抗争意识的民族。 所以, 他们所进行的抗争, 將是最坚決果敢的。 兴权会的兴起, 印裔族群怀着大无畏的精神走上街头, 进行抗争, 争取权益。 这个具体事实, 正好印证了上面所说的情況。
为了民族团结, 和谐共處, 各民族必须关注印族同胞的困境。 大家必须打破种族藩篱, 支持他们为争取基本权益所进行的正义行动。 各民族应为达致民族团结, 反对一切分化各民族的举措, 共同为我国创造更好的明天而努力。 (完)
[注: 这篇文章整理自《大马印族的困境 - 大马印族的斗争与伤痛》（The Malaysian Indian Dilemma——The Struggle and Agony of the Indi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作者 简纳奇 (Janakey Raman Manickam)。
这是一本探讨大马印裔在政治、经済、教育、社会等领域的情況的著作。 一路來, 华社对印裔社群在我国所经历的沧桑, 不甚了解。 为了大家能更深一层了解我国印裔社会, 特地整理出这篇文章, 供大家参考。
作者简纳奇是一名具有35年工作经验的社会工作者。 他曾在多个非政府组织里当自愿工作者。 他认为, 他是一个被剥削与压迫的对象。 在这本书中, 他向大家介绍他自己所了解的印族遭遇。
相关链接：
马来西亚印族 ——从困境走向觉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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